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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1701832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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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答问1 “无所为而为的科学”到底是什么意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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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问答源自学友“天之兰”，她对第6讲“闭着眼睛解释自然的哲学家”中的最后一段话表示不理解，这段话是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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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异乡人，身体就是灵魂的坟墓，然而我们决不可以自杀以求逃避；因为我们是神的所有物，神是我们的牧人，没有他的命令我们就没权利逃避。在现世生活里有三种人，正像到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来的也有三种人一样。那些来做买卖的人都属于最低的一等，比他们高一等的是那些来竞赛的人。然而，最高的一种乃是那些只是来观看的人们。因此，一切中最伟大的净化便是无所为而为的科学，唯有献身于这种事业的人，亦即真正的哲学家，才真能使自己摆脱“生之巨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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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已在第19讲“苏格拉底为什么勇于赴死”中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但是我还是想花一点时间来深化一下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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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译文转自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罗素的这段话又是转自希腊哲学史专家伯奈特的《早期希腊哲学》。天之兰表示尤其不理解“无所为而为的科学”这个说法。我分别查阅了这两本书的英文原文，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出入。伯奈特的原文中，科学一词前面并没有任何形容词，他的原文是“The greatest purification of all is, therefore, science…”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在转引这句话的时候，science前面出现了一个形容词disinterested，也就是“与利益无关”的意思，中文译者何兆武把它非常文雅地翻译成了“无所为而为”，结果给大家造成了一些理解上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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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两个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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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基本可以判断，罗素在转引伯奈特的时候，自行加上了disinterested这个形容词。那么罗素这么做到底对不对呢？如果按照严格的学术标准来说，罗素这么做当然是不对的，因为既然标明了是转引自伯奈特，就应该一字不多、一字不少，老老实实地转引，不可以擅自改动文本；但是另一方面，罗素加上disinterested这个词，并没有改变伯奈特和毕达哥拉斯的意思，反而可以说，它是符合甚至强化了文本中的原义，因为，按照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三种人的区分，显然献身科学的人跟旁观者一样，他们的动机是与利益无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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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按照翻译工作的“信”、“达”、“雅”这三个标准，中文译者把与利益无关翻译成无所为而为，我个人认为是很符合“雅”的标准，但既然有这么多朋友表示不理解，也许说明这个翻译不太符合“信”和“达”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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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各位来说，文字的考据是次要的问题，最关键的还是如何理解这段话。那么我想说三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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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这段话非常明确地指出了献身科学事业的人就是哲学家，这个说法再一次明确地告诉我们，在古希腊，哲学和科学是不分的，哲学家就是科学家，科学家也是哲学家，这跟当代的情形非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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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毕达哥拉斯所区分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三类人——做生意的人、运动员和旁观者，跟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区分的三种幸福观正好构成一一对应的关系。做生意的人对应追求感官快乐的快感人生，运动员对应追求荣誉的政治人生，旁观者对应沉思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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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古希腊哲人为什么会对哲学，对无所为而为的科学这么着迷？这是因为他们认为，人天生求知识，换句话说，这是人性使然。在这门课程中，我反复在说的一个道理是，理解本身就是对人的最大馈赠，理解本身就能给人带来最高的快乐。我认为这也是西方哲学家一以贯之的立场，从毕达哥拉斯到亚里士多德，甚至到近代的笛卡尔、洛克，都是这样。洛克曾说：“人的理解可以说是心灵中最崇高的一种官能，因此，我们在运用它时，比在运用别的官能时，所得的快乐要较为大些，较为久些。”洛克还说：“理解之追寻真理，正如弋禽打猎一样，在这些动作中，只是‘追求’这种动作，就能发生了大部分的快乐。”这些想法都是在强调纯粹的知识、单纯的理解本身所带来的那种幸福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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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古希腊哲人来说，哲学除了能够带来为知识而知识的快乐，还能给哲学家带来永生，因为他们深信，肉体是灵魂的坟墓，只有当灵魂彻底摆脱了肉身的羁绊，灵魂才有可能不朽。这也正是毕达哥拉斯所说的摆脱“生之巨轮”的含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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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个西方哲学课在“喜马拉雅FM”播出时，我与听友们一一互动比较多，并针对他们提出的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做出了回答。本书也将这些回答以附录的形式附于相关篇章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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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170183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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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020 苏格拉底之死与雅典民主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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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本讲之前，我先给你们讲一个小故事。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经常往36楼跑，因为那是我们这一级的女生楼。这座楼前有一座雕塑，初看上去像是一只海狮在顶球，其实是字母D和S的组合，取意于五四运动的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因为D和S上面还有一个球，所以北大人常称这个雕塑的含义是“民主科学顶个球”，但又有人说，你要是仔细看，就会发现球在字母S上面，D字母上没球，所以这个雕塑的确切含义应该是“科学还顶个球，民主连个球都不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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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个俏皮话不完全是一个笑话。在今天这个时代，科学的确还顶个球。民主呢，还真有人认为它连个球都不顶。事实上，关于民主到底顶球不顶球，民主究竟是个好东西还是个坏东西，诸如此类的争论这些年特别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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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有个词叫作“arche”，主要的意思是“开端”和“主宰”，这个词隐含了古希腊人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开端主宰一切！我一直认为，作为西方文明的开端之一，在古希腊那里我们同样能够看到西方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所有端倪：包括它的最好与最坏，可能与不可能。所以想要了解民主到底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我们不妨把视线拉回到古希腊的雅典，看看这个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制度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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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民主制的四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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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让我们开门见山地说吧，民主从诞生之初就不是个好东西。为了帮助读者迅速地把握雅典民主制的基本特点，我在这里重点介绍四个关键词：陶片放逐法，抽签制，直接民主，以及民意煽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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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陶片放逐法，就是雅典公民开大会的时候在陶片上写下不喜欢的公众人物的名字，排名第一的就要被赶出雅典，在外邦流放十年。这个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为了限制和约束因为名望和声誉过于隆重以至于可能威胁到城邦安全的卓越人士，防止僭主制的复辟。这个制度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打个比方，当年袁世凯功高盖世，以至于野心勃发，下面的人察言观色，投其所好，不断地上劝进书，结果袁世凯脑子一发昏，就做出了当皇帝的决定。如果民国期间也有“陶片放逐法”的制度，那么袁世凯就很有可能被流放到海外，不会做出登基大典、遗臭万年的举动。但是“陶片放逐法”的弊端也是一目了然的。雅典公民的教育层次参差不齐，有不少人干脆就是文盲。有一回，雅典著名的政治家阿里斯提德在投票的时候，就被一个公民要求代写某人的名字，结果阿里斯提德一听：这不就是我自己的名字吗？于是他好奇地问道：你为什么要放逐阿里斯提德呢？这个公民回道：不为什么，我其实并不认识他，但是因为总是听人赞美他是“公正之士”，我实在听烦了，不如就把他放逐算了。所以说“陶片放逐法”的优点是能够约束官员权力，防止僭主出现；缺点则是民意难测，而且极易成为党争的工具。据说当时甚至出现过先写上政敌的名字，然后批量生产陶片，分发给民众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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