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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1701832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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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042 并不是每一种快乐都值得选择：伊壁鸠鲁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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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希腊时代到希腊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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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话叫“光荣属于希腊”，我特别喜欢。在古希腊的最鼎盛时期，尤其是在雅典的最鼎盛时期，的确充满了自由的气息、理性的光辉和无上的光荣。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无数的天才成群结队地汇聚到这里，造就了人类文明史上难以企及也难以复制的光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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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里克利曾经骄傲地宣称，雅典是人们为了任何目的都乐于前往的城市。然而，所有的光荣终将逝去，公元前337年，马其顿王国征服希腊诸城邦，从此，希腊无可挽回地走上了衰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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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美国政治学家乔治·萨拜因的观点，希腊衰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城邦太小又太好争斗，非但不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反而因为经年累月的内部战争耗尽了希腊世界的元气；第二，在政治上希腊人对于蛮族人的优势也不明显，以公民身份和公民资格为例，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其实有很强的排他性，只强调少数成年男性公民之间的平等，但是他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却主张所有人，甚至奴隶、外邦人和野蛮人，都是平等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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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都是城邦里的哲学家，他们的政治想象力以城邦作为边界，虽然也试图批判和改善城邦，但从未想过要超越和否定城邦。相反，他们认定“城邦在根本上是健全的”，而且“城邦是实现更高级文明形式的在道德上唯一健全的基础”（萨拜因语）。在帝国时代不可阻挡地到来之际，仍然将目光聚焦于城邦的自我改善，这就好比在手机时代研发BP机的技术，在淘宝的时代继续扩展实体店，其后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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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的名字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结束的是希腊时代，开始的是“希腊化”（Hellenistic）时代。作为希腊世界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同时也是希腊文明的崇拜者。据说在远征东亚的时候，他经常在酒醉后自称是古希腊的英雄阿喀琉斯，这个时候，随行人员，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侄子，就要为他吟诵《荷马史诗》。每当亚历山大征服一个地方，就在当地大兴土木，仿建希腊的城市，修建图书馆，传播希腊文明，有人因此评价亚历山大是“最伟大的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之一，他把文明世界的发展从一个轨道推向了另一个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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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希腊时代到希腊化时代，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变化，希腊的人文精神终于以无形但更有力的方式“化成天下”了！罗马诗人贺拉斯说：“被征服的希腊征服了其野蛮的征服者。”这或许是文明传播的必由之路。虽然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但雅典却真正实现了伯里克利的那个理想——成为“人们为了任何目的都乐于前往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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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邦到帝国：生活完整性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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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实在是一件微妙难解的事情。希腊历史上曾经被四个帝国长期统治：马其顿、罗马、拜占庭，以及奥斯曼帝国。对于前三者，现代希腊人都已经欣然接纳为“我”的历史，但对奥斯曼帝国却始终耿耿于怀。2008年我在希腊参观的时候，随行的希腊姑娘在自我介绍时骄傲地宣称“我与亚历山大大帝同一个姓”，可是当我们跟她聊起伊斯坦布尔时，她却会坚持说那是君士坦丁堡，仿佛奥斯曼吞并拜占庭的历史从未发生过。我曾经不怀好意地问过希腊人，奥斯曼帝国占领了希腊500年，他们在文化上给你们留下了什么？回答是：只有多尔玛与木萨卡！翻成中文是白菜饭卷与碎肉茄子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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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邦到帝国，不仅是政治结构的转变，更是抽象的哲学理论和具体入微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在谈及城邦的衰微时，麦克里兰指出：“有一样东西是无可否认地失去了，那就是城邦生活提供的完整性的感觉。你应该如何生活的所有问题，在城邦里都有答案。在城邦里，你知道你是谁。在城邦内部，以及对其他城邦的成员，你都有个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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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里的关键词是“完整性”。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刚刚有网络的时候，北大校内网常常会跳出一行字，大意是“上网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别把饭粒掉在键盘上”，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它非常准确地刻画出现代人高度碎片化的生活方式：我们同时在做很多事情，每一件事情的意义指向都毫无关联，生活就像是水银泻地，四下散去，无法拾掇成一个整体。不仅个人生活如此，群体生活也如此。当我们行走在中关村大街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毫无关联的原子化个体，没有人关心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这与古希腊的城邦生活是完全不同的生活体验。城邦生活因其完整性而格外意义充沛。在城邦里，你认识每一个擦肩而过的路人，你与他们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紧紧包裹在一个由血缘、宗法、习俗和道德构成的整体中，虽然这意味着你几乎没有私人生活的自由，但它让你的生活变得简单而扎实，充满了确定感和意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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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城邦的动物”，脱离城邦者，非神即兽。可如今，大树已经枯萎，从城邦中分离出来的个人从此“不得不学会过单独的生活”（萨拜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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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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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权转到马其顿人手里的时候，希腊的哲学家们就自然而然地脱离了政治，而更加专心致意于个人德行的问题或者解脱问题了。他们不再问：人怎样才能够创造一个好国家？而是问：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人怎样才能够有德；或者，在一个受苦受难的世界里，人怎样才能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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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意识对于中国人来说再熟悉不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在入世和出世之间无缝切换，这是深入中国人骨髓的精神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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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壁鸠鲁的快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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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征途中暴毙，雅典爆发了反马其顿的政治运动，为了不让雅典人第二次对哲学犯罪，亚里士多德主动选择离开雅典，回到故乡，次年亚里士多德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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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322年亚里士多德去世到公元529年最后一个希腊学园被关闭，这个时期的古希腊哲学被称为“晚期希腊哲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哲学流派是伊壁鸠鲁学派、怀疑主义学派和斯多亚学派。它们的思考进路和哲学基础非常不同，但是无一例外都是退隐和出世的思想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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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讲我们将重点介绍伊壁鸠鲁学派。伊壁鸠鲁（Epicurus）生于公元前341年，卒于公元前270年，由于用快乐解释至高善“eudaimonia”，常常被后人贴上“享乐主义者”的标签，但这是彻头彻尾的误解，因为伊壁鸠鲁并非纵情声色之徒，他追求快乐，但不追求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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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壁鸠鲁认为每个人的感觉才是最真实的，个人感觉是我们判断是非的唯一根据，在所有感觉之中又以快乐最重要。伊壁鸠鲁说：“快乐是幸福生活的起点和目标，一切善的根源来自口腹之乐，就是智慧和文化也与此相关。”他一方面承认“每一种快乐都具有自然吸引力”，一方面又认为，“并不是每一种快乐都值得选择”，为此他区分了三种类型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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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然和必需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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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然但不必需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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