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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1701832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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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第二部 近现代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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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与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的争论》（局部），布面油画，瑞典画家尼尔斯·福斯贝里（Nils Forsberg，1842-1934）绘于18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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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1701832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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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052 为了“有所不疑”必先“有所怀疑”：笛卡尔的《谈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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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讲开始我们将进入近代哲学。如果说古代哲学追问的核心问题是本体论问题，那么近代哲学追问的则是认识论问题。什么是本体论问题？简单说，就是外部世界存在着什么。什么是认识论问题？简单说，就是我们如何知道，以及我们能够知道什么。从本体论发展到认识论，背后的逻辑其实一目了然：在知道外部世界到底存在着什么之前，我们首先要考察能够知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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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床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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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两讲里，我们将来探讨笛卡尔的哲学。笛卡尔（René Descartes）通常被认为是近代哲学之父，他1596年出生于法国的一个小村庄里，因为从小身体孱弱，在上学的时候可以免早操，也因此养成了在床上思考问题的习惯。以后如果有人再说你赖床，你可以名正言顺地告诉他：别打扰，我正在像笛卡尔一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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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许多著名的哲学家一样，笛卡尔也是一个老光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过爱情生活，事实上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卷入一桩爱情的决斗。他曾经有过一个非婚生女儿，可惜只活到了五岁。笛卡尔有两个著名的红颜知己：一位是波西米亚的伊丽莎白公主，另一位是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后者给他带来的不只是欣赏、认可和友谊，还有死亡。1649年，克里斯蒂娜邀请笛卡尔去瑞典讲学，甚至不惜动用战舰把他从荷兰专程接到瑞典的王宫，然而这个看似无比荣耀的旅程却成为死亡之旅。因为女王每天起得很早，习惯赖床的笛卡尔不得不在凌晨5点起床与她讨论哲学问题，在冰天雪地的瑞典，他不幸患上了肺病，于1650年2月11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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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们说起笛卡尔，总是想当然地把他视为一名哲学家，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他首先是一位数学家和自然哲学家，他是解析几何的奠基人，他研究物理学、气象学、天文学，甚至打算出版一本著作，提出地球是围绕太阳运转的一颗行星，但是在得知伽利略被教会审判的消息之后，他立即把这本书撤了回来。笛卡尔自称从来不读经院哲学的教科书，相比起理论知识，他更热爱做实验，有意思的是，他却被后人视为唯理论的代表人物，而不是经验论的代表人物。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所谓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区分只是方便之举，我们切不可因此而陷入教条僵化的思维，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无法跨越的鸿沟。要知道，在哲学领域里，很多类似的鸿沟其实都是后来人以讹传讹的结果，当时的人们可不是这样非此即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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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领域，笛卡尔先后出版过《谈谈方法》、《第一哲学沉思集》、《哲学原理》等著作，这在当时给他带来了毁誉参半的名声，反对者指控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和异教徒，而支持者则对他欣赏有加。地球人都知道，笛卡尔有一句名言叫作“我思故我在”，所有的哲学系在印制T恤的时候，最先想起的就是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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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人类知识之树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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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讲解“我思故我在”之前，我想先来介绍一下笛卡尔的哲学动机。作为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写作《第一哲学沉思集》的目的是为了摧毁亚里士多德的原则，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一刀两断，“促成全新的、普遍的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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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对旧哲学最大的不满在于，虽然千百年来无数最聪明的大脑在钻研那些问题，但依旧是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他说：“我眼见它虽然经过千百年来最杰出的才智之士的研讨，其中还是找不出一件事不在争辩之中，因而没有一件事不是可疑的。”这与数学、几何学的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笛卡尔打算以数学和几何学作为哲学体系的原型，结合探究的方法与怀疑的方法，为人类的知识之树建立“稳固可靠、经久不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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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解释两个问题。首先，笛卡尔把人类的知识比喻成一株大树，最上面的树叶和枝丫是自然科学，树干是物理学，而深扎在泥土中的树根则是形而上学，他所谓的“稳固可靠的、经久不衰的”基础指的就是形而上学。笛卡尔批评伽利略，认为他固然是一名出色的科学家，可惜缺乏哲学的眼光，在还没打地基的时候就开始盖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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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笛卡尔认为要想建立这棵知识之树，首先要解决方法论的问题。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句话说，人生就是一个不断校正方向的过程，否则跑得越快，错得越远。其实，笛卡尔早就有过类似的说法：“那些只是极慢前进的人，如果总是遵循着正确的道路，可以比那些奔跑着然而离开正确道路的人走在前面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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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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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介绍他的方法论。推荐各位去读他写的《谈谈方法》，中译本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非常薄的一本小册子，一个下午就可以翻完。笛卡尔曾经很得意地说过：我的哲学书读起来就像小说。这话不算特别夸张，特别是比起康德的著作，笛卡尔的书的确流畅得像是网络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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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主张“良知是人间分配得最均匀的东西”。这话什么意思？要知道，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一直到中世纪，主流的观点认为人分三六九等，只有极少数人，比方说哲学家和僧侣教士才有资格掌握知识。所以当笛卡尔说良知是世界上分配得最均匀的东西的时候，就意味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一个人，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贩夫走卒，都可以通过教育，通过寻找到正确的方法来获得真知。这当然是继承了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传统，是对普遍人性的一种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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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认为，良知或者理性是“那种正确判断、辨别真假的能力”，既然良知是平均分配的东西，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意见之所以分歧，并不是由于有些人的理性多些，有些人的理性少些，而只是由于我们运用思想的途径不同，所考察的对象不是一回事。因为单有聪明才智是不够的，主要在于正确地运用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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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如此，方法论就显得格外重要。具体来说，笛卡尔提出了四条方法论的原则。这些原则初看起来卑之无甚高论，但是细细琢磨，就会发现它们不仅非常实用，而且要想在日常生活中一一落实，其实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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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方法论原则是：“在我尚未清楚认识时，决不接受任何事实为真。”我们在网上读到大量的来路不明、鱼龙混杂的信息时，能做到这一点吗？我们是不是非常容易轻信、盲信那些捕风捉影的消息呢？我曾经在一个访谈里提到，在“后真相时代”，面对海量的信息，人们会出现消化不良的状态，真伪难辨，不知如何取舍，这其实是对每个读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你必须要有反思和批判的能力，必须要有辨析、区分和解读信息的能力。与此同时，后真相时代凸显出共同学习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秉承着共同追寻事实真相、探求道理的初衷，这会是一个很好的共同学习的过程。但是如果我们不在乎真假、只在乎输赢，不在乎对错、只在乎立场，不在乎理解、只在乎面子，那么公共生活的生态就会变得异常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