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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1701832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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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答问6 每个人都必须拥有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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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洛克的《政府论》时，我们一直在追问私有产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早在1215年，英国的贵族们逼迫英国国王约翰签订了《大宪章》的时候，其中就包含了保护私有产权的条款，确立了“税收法定”原则，在此后的岁月里慢慢形成了“无代表不纳税”的观念。英国历史上漫长的议会与王权之争，归根结底在于国王想绕过议会和法律直接征税，可是议会不答应。要注意的是，这不完全是利益之争，更是价值之争。著名的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说：“在18世纪，尤其是在英语国家，财产与自由仍然是一致的，说财产就是说自由，恢复或捍卫一个人的财产权利，就等于是为自由而战。”在以上观念形成的过程中，洛克1689出版的《政府论》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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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72讲中，我介绍了洛克的一个基本想法，财产权虽然和生命权、自由权一样都是自然权利，但却是一种特殊的自然权利。财产权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要通过人们碰巧做过的事情或者在他们身上发生过的事情才能得到的，比如制作了笛子，采摘了果实，播种了麦子。总之，如果一个人没有做任何事情，是不可能获得受保护的财产权的。在介绍完这个观点之后，我给大家留了一道思考题：如果财产权不是特殊权利，而是与生俱来的一般权利，那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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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朋友给我留下了非常棒的回答。“纺织杂工”、“小松”等人认为，如果财产权是与生俱来的一般权利，那就只能推论得出土地国有制甚至是共产主义的结论。还有人认为，如果财产权成为与生俱来的一般权利，那就意味着必须进行按需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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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如此，如果财产权成为人与生俱来的一般权利，就会导向某种平等主义的结论。但是不是共产主义，是不是土地国有制，这需要更进一步的分析。有一个名叫杰里米·沃尔德伦（Jeremy Waldron）的学者在The Right to Private Property这本书中分析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存在着两种私有产权的论证思路，它们都是以权利为基础的。一种就是洛克和诺齐克的思路，把财产权当成特殊权利；另一种则是黑格尔的思路，把财产权当成一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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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认为，拥有财产对于个体的伦理发展至关重要。试想，我们为什么要给贫困家庭提供基本的生活补助，为什么要尽可能地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什么要建立希望小学，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一个人如果想要自我发展，就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财产。正是因为拥有财产对于个体的伦理发展至关重要，所以黑格尔才会主张“每个人都必须拥有财产”（everyone must have property），沃尔德伦认为这个判断包含了社会再分配的观念，因为“我们不能一方面论证说拥有财产对于伦理发展是必需的，然后另一方面又对那些无产者的道德和物质困境毫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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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仔细考察洛克的思路，包括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亚当·斯密等人，就会发现，虽然他们主张作为特殊权利的财产权，但是多多少少还是承认或者包含了一定程度的一般权利的观念，也就是说，他们承认必须要保障每个人都能维持生计的一般权利。相比之下，诺齐克在这方面的观点就显得非常极端，他认为任何税收都是对自我所有权的侵犯，所以诺齐克在政治光谱上属于libertarian，我们把它翻译成自由至上主义者或者自由意志主义者，而洛克则属于classical liberal，也就是古典自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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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进一步的问题就是，每个人都必须拥有多少财产？私有财产和人的伦理发展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作为一般权利的财产权是不是最终会导致共产主义、按需分配这样的结论，我认为这中间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无法一一展开，就拿“按需分配”来讲，我们都知道，只有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按需分配。如果有人说“我现在需要有一辆宝马车”，国家肯定不可能满足他，但是如果有人说“我现在需要一笔钱供孩子上小学”，那么这种需要就是合情合理的。所以我们可以在概念上区分基本需求和奢侈需求，用罗尔斯的术语说，就是有些goods（好东西）是所谓的primary goods，中文翻译成“基本善”，所谓基本善的定义就是，任何一个人，无论他的理性生活计划是什么都必须要拥有的东西。每个人都有权拥有这些东西，它们是任何人与生俱来就该拥有的一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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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72讲中还提了一个问题：如果世界最初是无主而不是共有的，那会出现什么样的结论？很显然，如果世界是无主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简单地按照“先到先得”的方式来获得最初的财产权。在张三和李四的例子里，张三因为跑得快，他先得到了苹果就应该合法地拥有苹果，因为那棵苹果树是无主的。但恰恰因为洛克强调世界是上帝交给所有人“共有”的，所以先到先得原则就失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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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韩菁有一句评论说：“我们被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洗脑很久。”这句话值得做个回应，我认为正确的表述是，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私有财产并不是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和调整的，也不是可以不受限制地累积的。古典自由主义者特别是自由至上主义者强调财产权是道德上的绝对之物（Moral Absolutes），所有的自由权最终都可以还原为财产权，这个观念在哲学上是缺乏充足有力的论证的。但是这绝对不意味着私有财产是可以随便侵犯的。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我们更需要提醒的是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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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鉴定人类的初始产权是如何获得的，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无法完成的工作。比方说，你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到底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得这块土地的？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违背正义的原则？因为历史太过久远，线索过于杂乱，文献残缺不全，逻辑晦暗不明，也许我们永远都搞不清楚。那么怎么办？是不是应该彻底地抹杀历史，推倒重来，重新建立起产权的大厦？还是说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通过一些恰当的手段来调整不公正的后果。美国学者大卫·施密茨（David Schmidtz）说：无论是好是坏，我们都不可避免地背负着历史的包袱，历史的意义重大。问题不在于无论历史多么不公，我们都必须要尊重历史，问题在于，以某种方式去尊重历史会使得人们拥有一个相互尊重、相互有益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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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1701832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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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074 分裂的卢梭，统一的卢梭：卢梭的思想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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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哲学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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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的精神世界之前，先来说一说我的个人经历吧。1991年，我从浙西南的一个小镇考上北大哲学系。在此之前，我只去过两个大城市，一个是上海，一个是杭州，只读过两本哲学书，一本是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还有一本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1991年的夏天，我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因为一些难以明说的理由，我必须先去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一年。一走出石家庄火车站，我就被带上了迎新的中巴车。一路上，来自天南海北的北大新生们欢声笑语，有一位来自北京的女孩和一位来自上海的男孩显得特别的欢脱，其中一位站在中巴车的中间，用眼睛扫视了一下周围的同学，大声说了一句：“同在一片蓝天下！”听到这么文艺腔的表达，我心中不禁有些纳闷：莫非大城市的人都是这么说话的？那位上海男生凑到我身边问我：“同学，你是哪个系的？”我说我是哲学系的。他接着问：“那你知道冯友兰吗？”我在心里嘀咕：“冯友兰？是个女哲学家吗？”然后说我不知道。然后他就不搭理我了，扔下我继续跟北京女生说同在一片蓝天下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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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发生了更加恐怖的事情，因为同寝室的北大同学都是这样开始彼此寒暄和问候的：“请问你考了多少分？”“我在福建省是第8名。”“他是内蒙古的文科状元！”当时是全国统考，所以各个省之间是具有可比性的。作为浙江考生，我的考分还过得去，但是在这种赤裸裸的比较中，还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同寝室一位来自边缘省份的男生，因为考分相对较低，那天晚上，我看他一个人默默地坐在蚊帐里面，两眼放空，发呆到天明，我知道他心里受到了多么严重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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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一年的军训生活，我回到北大，开始接触大量的经典著作，本源、存在、本质、真理、实体，各种超级概念就像陨石一样劈头盖脸地向我砸过来。但我面对这座巍峨雄伟的哲学大厦，却始终有不得其门而入的感觉，直到有一天我读到卢梭的著作，那扇怎么推也推不开的哲学大门忽然就打开了。他的文字和思想就像是划亮天际的闪电，虽然夜幕低垂、暴雨如注，但在闪电到来的那个瞬间，整个世界都被照亮了，那些隐藏在黑暗中的各种事物，在那一刹那纤毫毕现。比如下面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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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样一长串的罪恶在伴随着这种人心莫测啊！再也没有诚恳的友情，再也没有真诚的尊敬，再也没有深厚的信心了！怀疑、猜忌、恐惧、冷酷、戒备、仇恨与背叛永远会隐藏在礼仪那种虚伪一致的面孔下边，隐藏在被我们夸耀为我们时代文明之依据的那种文雅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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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字，不仅道出了一个年轻人的格格不入和愤世嫉俗，更重要的是，它让我恍然大悟：原来我在成长过程中体会到的那种虚伪、竞争、矫饰、攀比，以及由攀比带来的妒忌和蔑视、羞耻和虚荣，都是可以上升到哲学的理论，对接到对整个文明和时代的批判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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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的这段话出自1751年写就的《论艺术与科学》，这是一篇命题作文，当时的第戎学院向全社会公开征文，题目是：“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有助于改善人们的风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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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卢梭的答案是否定的。今天看来，他的这个回答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如果回到18世纪中叶，放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下面，你就会意识到卢梭的回答是多么的惊世骇俗，多么的逆潮流而动。启蒙运动的主流观点尊崇理性的力量，认定可以借助理性扫除宗教迷信和政治独断；肯定科学的作用，相信科学发展可以改善人类生活；总之，在理性与科学的引导之下，人类将不断进步，最终步入一个“大光明”的时代。但是卢梭却给这种进步主义的乐观精神以迎头痛击，给出了彻底否定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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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是反人类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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