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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智慧 [:1701849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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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智慧 第六章 经院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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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罗马中央集权的衰落，西罗马帝国陷入了一个野蛮时期。在这一时期，欧洲出现了普遍的文化沉沦。所谓的“黑暗时代”，大概是指公元600年到1000年。当然，任何把历史划分成若干个整齐区段的做法都是很勉强的，我们不要指望从这种划分中有多少收获，它最多只能提示一下该时期的某些综合特征。所以，我们绝不要以为，公元7世纪刚一来临，欧洲就突然一片漆黑，直到四个世纪后，它才重新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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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罗马帝国开始陷入一个野蛮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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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古典传统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尽管它们的持续性影响不够稳定，而且受到了限制。在修道院，尤其是在爱尔兰这样的偏僻角落，一些学问得到了鼓励和扶植。但是，称这些世纪为“黑暗时代”也没有什么不妥，尤其是与它们之前和之后的时代相比较的时候。同时，我们必须牢记，用同等的标准来看，东罗马帝国并没有遭遇如此普遍的衰败。拜占廷仍然保持着帝国的控制力，并由此使得学问更加世俗化。而西方要达到这一步则需要花费许多个世纪的时间。同样，当西方文化日渐衰弱时，年轻而充满活力的伊斯兰文明（包括印度、中东、北非和西班牙大部分地区）却达到了最伟大的巅峰。在更远的中国，唐朝开创了其文明史上最重要的文学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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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为什么哲学会与教会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我们必须描绘出这一时期教皇统治与世俗势力发展的主要脉络。教皇们之所以能在西方巩固其主导地位，主要是因为罗马皇权消失后留下了政治上的真空。而东方（东罗马帝国）的大主教们除了更多地为皇权所限制以外，他们对罗马主教们的傲慢也从未有过好感，最终，他们的东正教教会与罗马分道扬镳了。而且，在入侵部族的野蛮影响下，西方的识字水平大为降低，而在罗马时代，识字却在整个帝国都得到了普及。那些保留了残存学问的教士们，逐渐形成了一个会读写的特权集团。当几个世纪的冲突结束后，欧洲进入了较为稳定的时期，正是这些教士创办了各种学校。在文艺复兴之前，经院哲学一直都是至高无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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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八世纪的西欧，教皇统治夹在拜占廷皇帝与蛮族君主两个敌对势力中间，在一条危险的航道上行进。从某个角度看，与希腊交往总比依附蛮族更可取，至少皇帝的权威建立在正当法律基础之上，而征服部族的统治者靠的是武力夺权。另外，东罗马帝国保持着罗马鼎盛时代的文明尺度，因而也就保持这某种活跃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与蛮族的狭隘民族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况且，哥特人和伦巴底人在不久前都信奉阿利乌斯教，而拜占廷至少还有点正统因素，尽管它不肯屈服于罗马的教会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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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东罗马帝国的实力已经不足以在西方维持其权威了。公元739年，伦巴底人企图攻占罗马，但未能得逞。为了与伦巴底人的威胁抗衡，教皇格里高利三世试图谋求法兰克人的帮助。当时，克洛维斯的继承人，墨洛温王朝的君主们在法兰克王国已经丧失了全部实权，真正的统治者是大总监。8世纪初担任这一官职的是查理·马特尔，他在公元732年的图尔战役中阻止了伊斯兰教的扩张。查理和格里高利都死于公元741年，他们的继承人丕平和教皇斯蒂芬三世达成了一项协议：大总监要教皇正式承认其国王身份，以便取代墨洛温王朝；作为回报，丕平将公元751年伦巴底人曾占领过的拉温那镇以及东罗马帝国总督管辖的其他领地送给了教皇。这就导致了他与拜占廷的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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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中央政权的约束，教皇在自己的领域里就比东正教更有势力。当然，拉温那的赠与绝不是一桩合法交易。为了使这一交易貌似合法，教士们伪造了一份文件，这就是有名的“君士坦丁馈赠”。该文件自称是君士坦丁的一份政令，根据这一政令，原属西罗马帝国的全部领土都将移交给罗马教皇。通过这种伎俩，教皇建立了自己的世俗权力，并且在整个中世纪都得以维持。直到15世纪前，这桩文件伪造案都没有被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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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巴底人试图抵抗法兰克的武力干涉，公元774年，丕平的儿子查理曼翻越阿尔卑斯山，给了伦巴底军队致命一击。查理曼夺取了伦巴底国王的头衔向罗马挺进。在罗马，他兑现了其父公元754年的许诺。教廷对他表示支持，他则为基督教在萨克逊疆域内的传播不遗余力，尽管他改变异教徒的信仰不是靠说服，而是武力。在东部边界，他征服了大部分日耳曼领土，但在南部的西班牙，他试图逼退阿拉伯人，却不大成功。公元778年，他的后卫部队战败了，著名的罗兰传奇就因此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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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马特尔，图尔战役的胜利者，抑止了伊斯兰教的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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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曼的目标并不仅仅是巩固边疆，他自视为西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人。公元800年圣诞节，教皇在罗马为他举行了皇帝加冕仪式，这标志着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开始了。与拜占廷的决裂起初是由丕平的馈赠引起的，但最终完成却是因为西罗马产生了一位新皇帝。查理曼为自己的做法所找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当时伊琳女皇还占据着拜占廷的宝座。查理曼辩解说，这是不符合皇室惯例的，因而王位仍然空着。而他认为自己获得教皇的加冕后，可以作为凯撒的合法继承人行使权力。同时，教廷也通过这事件与帝国势力联合了起来。尽管后来一些独断的皇帝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废黜或拥立教皇，但他们仍然需要得到教皇的加冕来确认其皇帝身份。这样一来，世俗势力与宗教势力便谁也离不开谁了。当然，分歧是不可避免的，教皇和皇帝为了各自的目的，一直在进行激烈的“拔河”赛。产生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主教的任命问题（下文将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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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3世纪，冲突双方已经没有妥协的余地了。在随后的斗争中，教廷占了上风。但是在文艺复兴初期，教皇们日益沦丧的道德水准却使得他们失去了来之不易的优势。与此同时，民族君主制在英格兰、法兰西和西班牙的兴起，导致了新的势力产生，从而破坏了在教会精神领导下的团结局面。帝国摇摇欲坠地维持着，直到拿破仑征服欧洲。教廷则幸存至今，尽管它至高无上的地位已经在宗教改革中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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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曼，公元800年在罗马加冕称帝，恺撒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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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曼在世的时候，为教皇们提供了深受欢迎的保护；作为回报，教皇们也谨慎地不去干涉他的意愿。查理曼本人不怎么有学问，对宗教也不虔诚，但他并不敌视别人的学问和虔诚。他鼓励文学的复兴，并且向学者们提供庇护和资助，尽管他自己的娱乐缺乏文化色彩。对于纯粹的基督徒行为，他认为这对人民是有益的，但绝不应该过度约束宫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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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理曼的继任者统治期间，皇权衰落了，尤其是国土被虔诚的路易的三个儿子瓜分的时候。这些事件所产生的矛盾，最终导致了日耳曼人与法兰西人的对立。当帝国在世俗冲突中丧失力量时，教廷的实力却大大增强了，但另一方面，罗马教廷又必须对主教们实施权威。如前所述，主教们已经在各自的地盘上获得了不同程度的独立，尤其是当他们远离权力中央所在地时。在教皇的任命问题上，教皇尼古拉一世（公元858～公元867年）基本上成功地保住了罗马的权威。但是所有的问题不仅在世俗力量中，而且在教会的内部仍然是有争议的。一位聪明、刚毅的主教很可能对教皇毫不退让，如果后者不怎么刚毅的话。尼古拉死后，教廷的权力终于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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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世纪，教廷为罗马当地的贵族所掌握。由于拜占廷、伦巴底和法兰克军队之间的战争所造成的多次破坏，罗马陷入了野蛮、混乱的状态。在整个西方，由于封建主们无力控制各自为政的诸侯们，这片土地变得动荡不安。无论是罗马皇帝还是法兰西国王，都无法有效地约束那些不守法纪的贵族。匈牙利人突袭了意大利北部，而北欧海盗们的恐怖行为却在整个欧洲的海岸和河岸蔓延。诺曼底人最终在法兰西得到了一块狭长的土地，作为回报，他们改信了基督教。来自南部的萨拉森人的威胁从9世纪起就日益加强，直到公元915年东罗马在那不勒斯附近的嘎里戈里阿诺河击败了入侵者，这一威胁才得以解除。然而帝国的力量大弱，已经不可能再像查士丁尼时期那样试图去控制西方了。在这种普遍的混乱中，教廷被迫服从于为所欲为的罗马贵族，不仅丧失了原本在东正教事务中可能存在的残余影响，而且当西罗马帝国的地方主教们再次宣布独立时，教廷对这些教士的控制能力也在逐渐消失。不过，地方主教们在争取独立方面却并不成功，因为，他们虽然与罗马教廷的联系有所减弱，但是与当地世俗势力之间的联系却加强了。在此期间，圣·彼得宝座下众多教士的品质，也无法阻止道德和社会解体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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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世纪时，民族大变动已经接近尾声。外来的伊斯兰教威胁也已得到遏制。从此，西方开始转守为攻。当希腊文化在西方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被人们遗忘的时候，却在爱尔兰这样偏僻的角落幸存了下来。总的说来，当西方经历衰落的时候，爱尔兰文化却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后来，由于丹麦人的到来，这一小块文明之地才遭到了破坏。因此当时最有学问的人是一位爱尔兰人也就不奇怪了。他就是约翰·司各脱·厄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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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9世纪的哲学家是一位新柏拉图主义者，也是一位希腊语学者，他在观点上属于裴拉鸠斯派，而在神学上却是泛神论的。尽管持有非正统的观点，但不知为什么，他竟然没有受到迫害。当时爱尔兰文化的活力是由于环境的有趣组合造成的。当高卢开始连续遭到野蛮侵略的时候，大批知识分子纷纷跑到最西部，希望得到保护。然而英格兰却没有那些人的立足之地，因为到处都是盎格鲁-萨克逊和朱特人这些异教徒。而爱尔兰却提供了安全保障，于是许多避难的学者就到了那里。我们也必须对英格兰的“黑暗时代”进行某种不同的评价。在盎格鲁-萨克逊入侵时期，曾经出现过一个文化停顿期，但是阿尔弗莱德大王统治时期又出现了复苏。因此，“黑暗时代”的开始与结束都提前了两百年。九、十世纪丹麦人的入侵，致使英国的发展出现了一次中断，也使爱尔兰的发展出现持续性倒退。这时候，学者们又开始沿着来路往回撤。这一时期，罗马由于相距太远，也无法控制爱尔兰的教会事务。主教的权威并不是至高无上的，修道院的学者们时刻都在为教义争论不休。约翰·司各脱的自由观点如果在别处还有可能产生，在这里却将迅速被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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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国王秃头查理，约翰·司各脱·厄里根的庇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