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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萨特导读 第七章 『真实的犹太人让他自己成为一个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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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生活就是长途逃离他人及自己的过程。他甚至都脱离了自己的身体；他的情感生活也一分两半；他被认为是在追寻一个不可能的梦——在一个排斥他的世界里实现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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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谁的错？是我们的眼睛向他映射出那个他希望遮掩的、不可接受的形象。是我们的话语和我们的姿态——我们所有的话语和我们所有的姿态——我们的反犹太主义，同样还有我们居高临下的自由主义让犹太人深受苦难。正是我们驱使他选择成为一名犹太人，无论是通过逃离自己还是通过自作主张；正是我们将他逼入了犹太真实性与犹太不真实性的两难境地。……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没有过错的，甚至可以说是有罪的；纳粹屠杀犹太人所流的血落到了我们所有人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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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回答说事实一直是这样的——犹太人是自由的：他可以选择成为真实的。没错，但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与我们无关的一切。囚徒永远享有试图逃走的自由，前提是他充分理解在铁丝网下匍匐前行时可能会丧命。因为这个缘故，监狱看守的罪过就会小一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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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真实的犹太人逃离犹太人的现实，反犹太分子让他不由自主地成为一名犹太人；但是真实的犹太人面对所有的一切，让他自己成为犹太人。他接受了一切，甚至是殉难；反犹太分子如果没了武器，必须满足于在走过犹太人身边时只能冲他大喊大叫，但不能碰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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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选择真实性似乎是一个道德的决定，在伦理层面上让犹太人具有了确定性，但在社会或政治层面上绝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犹太人的处境就是他所做的一切都转而对他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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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犹分子与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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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的《反犹分子与犹太人》写于1944年，战争结束之前。次年，他出版了文章的第一部分，即对反犹分子的刻画，基于一些犹太朋友的建议，他保留了大部分内容。因为第一部分深受好评，萨特不再坚持，在1946年出版了全文。《反犹分子与犹太人》一开始受到读者的热情追捧，尤其受到犹太人的欢迎。在纳粹大肆屠杀犹太人之后，法国人当中的反犹太主义为人忽视，其目的是维持法国统一的假象，犹太人对此深有感触。但是随后不久，萨特可能就希望自己从来没有将第二部分公之于世了。他在多年后承认，自己当时对犹太人的历史所知甚少，在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多之后，无知导致他发表了一些令人气愤的言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说犹太社会不是现实存在的，而是抽象的，它是犹太人流散的结果，犹太人并没有自己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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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撰写这本书时对犹太历史的无知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批评。因为这一缺陷，他对犹太人的描述问题百出，但我们不应忽略这样的事实——那并非萨特的主要关注点。批评的声音一开始广泛出现在美国，这绝非偶然，书名的英文翻译可能会让读者以为这本书是犹太人及反犹太分子形象的对比。但这绝不是萨特的本意。英语国家的出版商一定是因为法语书名的尴尬——逐字翻译就是《对犹太问题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Jewish Questio），才选择“反犹分子与犹太人”作为英语书名。“犹太问题”一词长期以来是在反犹太作品中使用的，这无疑是一种挑衅。萨特以这个书名作为他所坚持的主张的基础——所谓的犹太问题实际上可能就是他人口中的“非犹太人问题”，就像美国所谓的黑人问题实际上就像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告诉萨特的那样，是个白人问题。但是，除了萨特对犹太历史的无知和很难找到合适的书名以外，书的内容也存在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萨特自以为是地在书中描述犹太人当时在法国面临的选择。但是，他想表达的是他们没有好的选择，这不是为了批评他们或者是轻视他们的选择，而主要是为了为他的结论——只有彻底改变这种境况，才能解决反犹太主义带来的问题——提供一个背景。当然，在一本有关反犹太主义的书中，他本应有更多关于犹太人的内容可讲。考虑到他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我们可能应该为他没有这么做而高兴。但是，我们应该根据萨特的意图来对他进行评判，同时为他可悲而又令人讶异的无知而责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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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说萨特对反犹太分子的描述同样没有以相关的历史研究为依据，但是，他对反犹太分子的刻画深刻而犀利，对犹太人的刻画则单调而抽象，这意味着前者不像后者受到那么多的关注。萨特认为反犹太主义源于平庸，这一观点并没有什么新意；但他深信一个人不可能只是反犹太分子，他认为认可反犹太主义的人都是平庸的人，这倒是具有真正的价值。萨特在后来的著作中分析殖民主义的种族主义基础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我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论述。萨特并不认为反犹太主义是外部因素造成的。它是一种情绪，也是一个人对自己和这个世界包罗一切的选择。换言之，反犹太主义不是一个人偶然出现的特性。这意味着一个人不能合理地开展思维实验，在这种实验中他通过分析，从对那个人的意象中去除掉反犹太主义，这样就可以说他崇拜撇开了反犹太主义的那个人。反犹太主义包含了反犹太分子的整体人格。这就说明萨特远没有从分析的角度彻底搞清楚这个问题。萨特甚至不认为反犹太分子享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尽管他没有阐述这一观点，但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之后，他的主张似乎是反犹太分子的这种自由是一种虚假自由，因为它不是为了所有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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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萨特对启蒙运动主张——对抗反犹太主义最好的资源就是相信“人”的普遍性——的批评，还有一个更进一步、更具说服力的例子。萨特最初将这一启蒙运动的立场据为己有。他在1939年一次有关反犹太主义的访谈中表达了这一点，但是采访者（是个犹太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说他希望作为一个犹太人而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人得到尊重。萨特在《反犹分子与犹太人》中表示，这一有关“人”的启蒙运动立场是分析思维得出的有偏差的结论。萨特对这一立场的态度同约瑟夫·德·迈斯特尔（Joseph de Maistre，1753—1821）是一致的。迈斯特尔宣称：“世界上没有所谓的人。我见过法国人、意大利人、俄罗斯人等；多亏了孟德斯鸠，我甚至知道还有波斯人。但是就人而言，我要说在我的一生当中还从未遇见过他；如果他存在，我也不知道他。”1“犹太人的朋友”为犹太人辩护，认为他是人，这是牺牲了犹太人的犹太性，因此看上去似乎和反犹太分子一样，希望犹太人作为犹太人消失。因此，萨特在本章开头引文的第一段描述了犹太人所处的两难困境——卡在了博爱这一“不可能的梦”和一个排斥犹太人的世界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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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并没有利用对反犹太分子的分析让自己与之脱离干系，从而树立他的良知，这是非常典型的萨特做派。相反，他承认自己也是导致犹太人在试图应对这个着手迫害他们的世界时面临困境的原因之一——“我们的反犹太主义”。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有关责任的阐述所产生的影响：正是我们行动的责任和失败导致我们都变成了反犹太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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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助于解释《反犹太分子与犹太人》中最有名的一句话：“反犹太分子造就了犹太人。”萨特用这句话来概括自己一系列的观点，其中一些比其他的更具价值。在反犹太分子造就犹太人的方式中，有一种是通过注视，将犹太人归结为一种客体。像其他被压迫的民族一样，犹太人在某些情形之下会透过别人的目光来看待自己。这就是那种有时被称为“自我憎恨”的现象的基础。与此相对，其他的犹太人试图通过让自己成为犹太人来去除反犹太主义的武器。萨特称这些犹太人是“真实的”。萨特经常借用源自海德格尔的一个词——“真实性”，但对他而言，它一直都是问题的源头。直到萨特职业生涯的这个时候，他对真实性的本质在书面作品中涉及甚少。《反犹太分子与犹太人》中为数不多的言论似乎也无济于事。他解释道，要具有真实性，一个人必须了解自己所处的境况，承担所涉及的责任。但是，他也承认即便真实的犹太人和不真实的犹太人与所有犹太人所处的境况有着不同的关系，这种差别也解决不了问题。如他所说，这个境况本身也是虚假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萨特认为只有非犹太人才具有真实性。在他看来，一个基督徒在追求真实性的路上会遇到许多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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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萨特还认为如果这个犹太人不存在，反犹分子也会造出这么个人。这种说法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反犹太分子而不是犹太人，以解释反犹太主义这种现象，它同时还指向了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及其他形式的仇恨之间的关联。萨特认为如果没有犹太人，反犹分子也会以其他群体作为目标。如果没有犹太人，反犹分子就不得不造成这么一群人，这种说法的可取之处在于它承认犹太人是独立于反犹分子存在的。但是，萨特的一些读者将一种极端的、可能最终并不连贯的社会构建论归因到他身上，根据这种论调，如果反犹分子没有造出犹太人，那么就没有犹太人。萨特的哲学理论对那些抱持社会构建论的人而言是一种启发，他们相信那些天生的东西（比如种族）事实上是社会的产物。但是，萨特本人的观点却有所不同：他认为从根本上来讲，我们无法决定老天会给我们什么，社会又会再给我们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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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引文出自这本书的第三节（共四节），萨特在这里又转回来描述反犹太分子，他的文章正是以此开篇的，但这次的方式有明显不同。书的开头将反犹分子同其他人区分开来，但在这里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提出普通的法国人同这种反犹太主义也脱不了干系。和引文一样，弗朗兹·法侬（Frantz Fanon，1925—1961）在《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中引用了来源相同的内容，他和萨特都称那是他们读过的最好的作品：“是最好的，因为它们论述的问题深深地打动了我们。”2法侬在萨特对反犹太主义的分析的基础之上来阐述歧视黑人的种族主义，就像萨特也在部分程度上改写了他所论述的黑人所面临的选择，以描写真实及不真实的犹太人。法侬非常反对萨特在《黑色俄耳甫斯》中的论述，萨特在这部作品中预想了这样一个时代，呼吁黑人放弃他们的种族认同，为构建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奠定基础。无论如何，对于萨特那个无种族未来的设想，法侬并没有直接抨击，而是说“我不需要知道”，因此，法侬本人的立场仍然有些含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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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提出，只有在一个不分阶级的社会中，反犹太主义才有可能消失，也只有在那之后社会同化才真正有可能实现。在这里，同化到底指什么还不是很清楚。如果它说的是要求犹太人放弃他的犹太性，就像萨特在《黑色俄耳甫斯》中呼吁黑人放弃他们的黑人文化认同，以便日后构建一个无阶级的社会，那么这就意味着萨特的提议并没有将保留犹太身份认同考虑在内。如果反犹太分子真的造就了犹太人，那倒符合我们的期望。但是，在《反犹太分子与犹太人》的最后一节中，萨特对这一事实非常敏感——法国的犹太人希望以犹太人的身份融入法国社会。因此，萨特对犹太人身份的未来的态度是相当含糊的，就像法侬对黑人身份的未来的态度一样。这个未来还十分遥远，这只能在部分程度上说明这种含糊的原因。但是，萨特并没有要求犹太人放弃他们的身份，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我们所见，他对启蒙运动立场的批评将他引向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这在他对真实犹太人的描述中有所体现。因此，萨特在《黑色俄耳甫斯》中表述的立场是反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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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特的研究问世60年之后的今天，在反犹太主义所引发的问题的复杂性上，他的忽视确实让人感到诧异。《反犹太分子与犹太人》被视为对这一现象的调查研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它是有缺陷的。有些批评家确实试图向大家展示这样一个萨特——不经意地在他自己的观点中流露出他所反对的反犹太主义。萨特通过承认自己的责任以及他和其他法国人的反犹太主义，告诉所有非犹太人——他们的命运同犹太人的命运是分不开的。为了与自己在其他地方对责任的论述保持一致，萨特表示，我们同反犹分子的共谋使得“我们所有人都成了刽子手”，因为这种共谋会直接导致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我们不应将萨特的这篇文章视为学术研究，而应把它看成对当时的一个紧迫问题做出的令人瞩目的回应。萨特多次向我们展示他的哲学理论不仅可以用来阐释现实，还可以推动现实的改变，这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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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萨特导读 第八章 『从最弱势的人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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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工人总是将自己的需求建立在所从事工作必需的资质上。他是真正的生产者，是所有财富的唯一来源：他将原材料转化成社会产品。大罢工的概念在1914年之前非常流行，它就源自这种自豪的自我意识。为了让资产阶级社会垮台，这些工人要做的是抱臂旁观……既然这些精英的权利源于其价值，他们很容易认为自己是资本主义唯一的受害者。……劳动人道主义这个概念有些模棱两可：我们容易认为它超越了财富的人道主义。它只是一个阶段，如果一个人停留在这阶段，那么大众将继续被排除在人类之外。有必要具有成为一个人的价值。只要一个人能获得价值，这也很好。对于那些没有途径获得价值的人，你又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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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无产者连最少的价值都不具备，因为发生作用的所有一切都让他认识到自己不具备任何价值。疲惫和痛苦淹没了他：要么去死，要么表示满意。那么，他的需求又基于什么？准确地说，不基于任何事物。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基于需求本身。需求创造权利。随着群众的出现，价值也被颠覆；自动化让人道主义变得激进。我们不要以为半熟练工人是一个骄傲的人，而且对自己的权利有所认识：他是“认识到自己次人类特性的近似人类的人”，要求成为人的权利。因此，需求的人道主义是唯一将所有人视为其对象的人道主义：价值的去除摧毁了将人区分开来的最后一道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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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两种人道主义同时存在，它们的共存让一切变得乱七八糟：如果前者被确定下来，并占据一席之地，那么就会变成后者的敌人。另一方面，群众在不知不觉中被工人中的精英分子的意识形态影响。他们面对资产阶级毫不羞惭；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而言，无论他们做什么，都不可能与他们所享有的特权相称；但是熟练工人属于无产阶级……在他的眼中，境况的不同凸显了价值的不同；如果熟练工人从他的工作中获得他的价值，半熟练工人则毫无价值，因为他显然是可以被替代的。简而言之，他在那些理应成为他同志的人面前感觉到羞惭；……有必要让群众了解他们为所有人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得以看清人和社会的真相，也就是说从最弱势的人的角度。……群众是没有价值的；他们甚至无法想象自由是什么：但他们的存在就像肉中的碎片，产生了这样一种激进的需求——在一个不人道的社会中呼唤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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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与和平》（Communists and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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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萨特的哲学理论出现了重大变化。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世界政治的变革。1944年底，就在解放后不久，西蒙娜·德·波伏娃、莫里斯·梅洛-庞蒂、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及其他杰出的知识分子同萨特联合创办了《现代》杂志。当时的国际局势很严峻，充满了变数。法国最终会站在苏联集团还是美国一边一时还不清楚，这些强国帮助法国从纳粹的占领中获得解放，法国当时保持中立，有可能倒向其中任何一边。从1945年10月的第一期开始，《现代》杂志就宣扬民主，反对“依据法律进行革命”。此外，它还反对印度支那战争，法国这场战争的目的在于保全它在东南亚的殖民地。阿隆在1946年退出，指责杂志偏袒左翼。随着杂志政治立场的确立，它的倾向的确如此。到了1948年，《现代》的社论总是在批判美国的“种族主义和潜在的法西斯主义”。1949年，英国工党的霸权主义又成了他们的攻击目标。但是，杂志在此期间的政治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梅洛-庞蒂而不是萨特决定的。因为杂志编辑部对无产阶级抱持同情态度，他们试图同法国共产党达成某种谅解，但是就法国共产党而言，萨特和波伏娃的名气实在太大，不仅会导致注意力的分散，还会分走公众和媒体对他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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