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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萨特导读 第九章 『或多或少被阻隔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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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而言，人最主要的特征就在于他超越一种处境，在于他很清楚自己是由什么构成的——即便他从未在对象化中认识自我。这种超越就是我们在人身上发现的最本质的特征——非常急需。……要决定最基本的行为，必须根据决定它的现实及当前的因素，同时还要根据即将努力实现的目标。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谋划（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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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谋划开始，定义了一个双重的联动关系。关于“所予的事实（the given）”，实践（praxis）是否定性；但是经常涉及否定之否定。关于定下的目标，实践是积极性，但是经常涉及否定之否定。关于定下的目标，实践是积极性，但是这种积极性通往的是“不存在（non-existent）”的东西，即还不存在的东西。在谋划的前方是逃离、是飞跃，它曾经是拒绝，也是实现，它留住并揭示了已经被超越的现实，这种现实在被超越的那一刻即被拒绝。……他存在的物质条件限制了他的可能性领域（他的工作太辛苦，他太累了，对工会或政治活动没什么兴趣）。因此，这一可能性领域就是行为人超越他客观境况的目标所在，反过来又严重依赖于社会和历史事实。举例来说，在一个什么都需要购买的社会当中，对食物开支占到预算一半或更多的工人而言，文化的可能性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与此相反，资产阶级的自由在于他可以将自己收入中越来越多的一部分用于各种各样的开支。不管可能性的领域有多小，它总是存在的，我们不得将它视为不确定的领地，而是一个结构非常牢固的区域，它依赖历史，同时将自己的矛盾纳入其中。正是通过超越所予的事实以接近可能性领域，通过实现所有可能性中的一个，人将自己物化，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谋划随后呈现出这样一种现实——行为人可能并不知道这种现实，它通过自己表现和引起的冲突来影响事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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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可以由他不可能实现的可能性的总和从消极的一面来定义，也就是说由一个或多或少被阻隔的未来定义。对于贫困阶层而言，社会在文化、技术或物质方面的每一次进步都意味着缩减，导致贫穷；几乎完全被隔绝在未来之外。因此，从积极和消极的角度来看，社会的可能性就是个人对于未来生活的决心。最具个体性的可能性唯有社会可能性的内在化和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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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探究》（Search for a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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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波兰一家杂志的编辑找到萨特，他们正在筹备关于法国文化的特刊，希望萨特写一篇有关存在主义现状的文章。萨特为此写了一篇名为《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谈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要比谈及存在主义的内容多得多，这也让我们了解了他当时的兴趣在哪里。同年底，这篇文章在经过大幅修改之后，刊登在《现代》杂志上，被命名为“Questions de méthode”。萨特把这篇文章看得非常重要，不仅在《辩证理性批判》中重新发表，还增加了新的结语。这一版本的篇名被译为《方法的探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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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当时的观点是：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刻，只有一种生活哲学能够体现社会运行的一般趋势，而当前时代的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此外，他还认为每个人一旦享受到一丁点真正的、现实的自由，那么自由的哲学就会取代马克思主义，但在当下，没有办法将这种自由的特征或由此而产生的哲学概念化。根据这一观点，存在主义不是属于未来的自由哲学，而是完全从属于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任务是从共产党人手中解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些人使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沦为一种意识形态，从而彻底颠覆了它。就像萨特在那篇有关意向性的文章里通过在这个世界的众多事物当中发现人，而回避了唯心论，他现在摒弃那种将人视为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论述的是人在哪里的问题——在工作中、在家里、在街上。作为一种有关具体事物的哲学，存在主义现在找到了自己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不过前提是具体的事物现在被确定为“历史和辩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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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试图将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但这种努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原因是评论者总是倾向于将重点放在两种思潮的表面特征，而不是它们的深层次结构上。人们容易认为存在主义的目的是促进个体自由，而马克思主义则被视为一种唯物主义及决定论哲学。萨特引用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1894年1月写的一封信，试图打破这种对立。1恩格斯在这封信中批评了一种绝对的经济决定论，但同时又肯定了经济学在我们了解历史过程当中的优先地位。萨特曾在多个场合引用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人本身在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是在一个限制他们的既定环境中。”萨特利用这句话来批评宣扬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根据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受剥削的情况下，人既是历史主体，也是他自己产品的产物。他为自己设定的任务就是将这两种观点统一起来。这就要求从全新的角度来理解辩证法，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他还改进了对分析理性局限性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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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一直很清楚恢复被分析打破的一切有多难，但在20世纪的现象学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罕见。《方法的探究》的新意在于萨特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分析理性占据主导地位可能导致的政治后果。萨特曾经说过，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刻都只存在一种生活哲学，为了与这一说法保持一致，他承认分析理性一度因为它的分隔和瓦解能力而具有了解放的力量：分析让法国的资产阶级能够向旧制度宣战。确实，法国大革命只是摧毁了已经被分析理性瓦解的制度。分析理性接着又凸显了一种自由主义，但在这个过程中，它变得具有压迫性，以至于导致了“无产阶级的分裂”。自由主义是关于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可能让人们团结起来。因此，它同阶级分析是相抵触的。这样，分析理性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就偏离了创建新未来的目标，转而试图让现状成为永恒；此时，它的倾向就是只看得到单个的个体，无法看到使这些个体在社会中团结在一起的各种方式，这就形成了推翻现有制度的重大障碍。鉴于此，就像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那样，对阶级利益的认识是发生巨变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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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到辩证法，萨特长久以来对分析理性是唯一理性形式这一说法的质疑终于坐实。他早期的作品中也曾经出现过“辩证法”，但同许多人一样，似乎对此没有什么可说的，只除了要求进行综合性的动作好让分析留下的僵硬结构获得生机。《方法的探究》是萨特的宣言——他现在打算复兴辩证法，而《辩证理性批判》就被他用来践行自己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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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特试图从历史的角度理解辩证法的时候，他开始重视具体人，从他们的实体性——即他们的劳动以及他们的关系——出发。他向马克思寻求帮助，去反对那些将具体现实与抽象决心混为一谈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如卢卡奇·捷尔吉（Lukács György）。卢卡奇是萨特批判精神的主要靶子之一，有人认为这不仅因为他是当代最糟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因为他经常批评萨特的存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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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对卢卡奇的批评之一是卢卡奇认为萨特并不比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更了解海德格尔。这个说法有很大问题，因为《辩证理性批判》不仅是萨特最具马克思主义色彩的作品，同时也是他最具海德格尔色彩的作品，或者更准确地说，尽管文中并没有像早期的作品那样频繁地提及海德格尔的名字，但它对《存在与时间》的理解要比之前更加深入。萨特现在又重新试图将自由和人为性、自为和此在以及谋划和处境统一起来，这就是最好的证明。他的这种努力自《存在与虚无》开始，但没有在这里完全达成。他后期的作品依然保留了《存在与虚无》的说法，将谋划视为面向未来超越一种处境，但现在则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去阐述谋划，不过他遵循的模式更多地源自海德格尔，而不是马克思。谋划在两种客观性时刻之间斡旋，即在既定处境与可能的改变之间。萨特始终认为既定环境从来都不是简简单单既定的，我们经常通过生活在其中就把它超越了。但是，尽管他的现象学描述说明了这一点，但他依赖分析从自为和此在这两方面去阐述自己的存在论，这让他的描述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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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的见解就是借用海德格尔的观点——可能性的谋划决定处境的方式在工作和行动中最为明显。他又加上了自己的理解——需求和稀缺是工作和行动的基础，但这两者在《存在与虚无》中只占了一点点篇幅。也就是说，对需求的终极意义改变了萨特的哲学，他将注意力转向实体性，并将其完全融入他的谋划概念，我们在引文可以看到这一点。结果就是对行动的辩证论述。或者更准确地说，对行动的阐述成了从传统的否定之否定角度去理解辩证法的基础。行动或者萨特所说的实践是对既定事实的否定，只要既定事实是由需求定义的，实践就是否定之否定。朝向新的积极性的否定之否定从来都是被规定的否定（determinate negation）。因此，行动揭示了限定在既定处境当中的局限性，从未来的角度来看，这些局限性似乎是存在当中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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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萨特认同了弗朗西斯·彭热（Francis Ponge）的说法“人是人的未来”。在《方法的探究》中，他找到了一个新的视角，从社会被组成它的各个阶级阻隔或开启未来的方式去看待社会。他在引文的结尾提出了这个观点，完成了从个人视角到社会视角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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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在《方法的探究》中表述的目的是利用存在主义复兴马克思主义，但我们在引文中看到的是萨特利用马克思主义去实现存在主义长期以来的目标——成为具体的哲学（concrete philosophy）。《存在与虚无》中的措辞依然在下面的描述中出现了——面向未来，超越既定的处境，但是这种超越根植于需求，因此萨特不得不修改他对谋划的阐述。我们在前几章中已经看到，对萨特而言，谋划展示了决定当前现实处境所孕育的各种可能性。举例来说，从立志成为医生的理想来看，所处社会的某些特性看起来是障碍，另一些则是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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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选取的引文结束之后，萨特马上举了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这个例子出自克劳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1925— ）几年前发表在《现代》杂志上的一篇文章。2它解释了社会是如何限制一个人的可能性的，包括这个人对施加在他身上的这种限制的抗争。这个例子说的是一个黑人，他是机场的地勤人员，因为种族问题被明令禁止驾驶飞机。萨特提出：面对这样的限制，一个人可能做出何种回应？这一限制针对的不是这个具体的黑人，而是他的种族。这个叛逆者选择了反抗，偷了一架飞机，独自飞跃了英吉利海峡，走向了一个原本对他来说不可能的未来。萨特认为这种反抗行为已经将黑人推向了一个不一样的未来。确实，怨恨已经在超越既定处境，但也只能到此为止。在萨特看来，认为这个叛逆者打破了社会加诸他身上的条条框框是不对的。在某种意义上，法律已经预见了这种反叛的可能性，因此很容易就能加以遏制。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反抗姿态来自个人，并没有他人加入。在他的谋划中，社会区别对待不同种族的矛盾被隐藏了，同时也被克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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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越发认识到改变社会的难度，因此，即便是来自个人的反抗姿态也让他感到欣慰，充满希望。《方法的探究》的新意在于他比过去更加清楚——通过认识一个可能的未来，一个人可以认清自己所在的阶级，这一事实本身有助于阶级意识的产生。在这本书中，萨特自始至终都清楚缺乏阶级意识可能付出的代价。他预演了恩格斯的例子——在16世纪“农民战争”期间，（从德国其他地方的农民群体中分离出来的）一些农民群体是如何各自达成和解的。从比他们所能见到的更为广阔的视角来看，他们显而易见的胜利对他们所处的整个阶级而言就是一个失败。但是，在特定情况下，一个阶级可以通过认清自己来认识历史中的自己。只有那么做之后，这个阶级才会在那段时间里成为历史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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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辩证理性批判》中文译本译为《方法问题》（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林骧华等译）。——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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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萨特导读 第十章 『人是粗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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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辩证经验期间所能够实现的“发现”……就是在几个不同层次上向我们提供了对人类关系之双重特性的发现：在社会规定之外、实在的但又抽象的个体之间的单一关系，决定了人类关系直接显示其相互性。而这种首先由第三者，随后由群体中介的相互性将是共同体的最初结构。……我们知道，对抗的相互性的制约整体在抽象中建立在行动场域上人的多元关系之上，即建立在匮乏之上。我们也看到，作为死亡威胁的匮乏把一种多元性的每个个体造就成一种对他人的死亡风险匮乏的偶然性（即，当前的富足关系在其他实践组织和其他环境之间不是先验地可想象的）在我们人的偶像实在性中被重新内在化。人和一个匮乏场域内的同类多元性一起，是一种活动中的实践组织。但是这种作为否定力量的匮乏，在可换性中，把每个人和每个部分的多元性同时确定为人类的和非人类的存在。例如，由于每个个人都有可能为自我（以及为所有他人）消费一种最必要的产品，他就会成为“多余的”人：如果他是我的同类，他就会威胁我的生命；因此他变成了非人类的。因为人（我的同类）看上去就像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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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指出，对道德的最初规定就是善恶的二元论：他人的可理解的、有威胁的实践必须在他之中被破坏。但是作为为了满足需要而辩证地组织的方法，这种实践在他人中表现为行动的自由发展。而且我们知道，我们为了躲避死亡威胁而必须破坏的作为我在他人之中的自由的这种自由，就是通过物质性的人与人的原始关系。换言之，作为人与人之间致命关系的匮乏，其内在化本身就是由物质条件的一种辩证自由超越来实施的，自由在这种超越中，同时表现为场域的实践组织，以及在他人之中把自己当作另一个自由或需要破坏的反实践和反价值来理解。在为生存而斗争（struggle for life）的最初阶段，这不是一些通过人而互相对立的盲目本能，而是一些复杂的结构和通过实践对物质条件的超越，这种实践树立了一种道德，并继续摧毁不是作为单纯的威胁性客体，而是作为被认出并被追根问底地判罪的自由的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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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恰恰是我们所说的暴力，因为唯一可想象的暴力是通过无机物质的中介，自由对自由施加的暴力。我们确实看到，这暴力可以装扮出两种面目：自由实践能直接摧毁他人的自由，或者运用物质手段（愚弄、计谋）使它不能行动，否则它就可能起来反对（异化的）必然性，即变成另一种（重新落入相互性）可能性反对自由的活动，也就是博爱-恐怖。因此，暴力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对自由的相互确认，它通过外在性惰性，就是对自由的（相互的或单向的）否定。在反对反对者（即反对无论哪个别人）和反对他的兄弟时，人是粗暴的。在全部历史中，而且直至今日（如果匮乏发生了，就要直到对匮乏的取消，如果这种取消在某些环境中产生的话）都是如此，因为他的兄弟自己就永远有可能反对人。而暴力同有些人一向声称的完全相反，它掩饰对自己的一种实践认识，因为它通过自己的客体（即作为消灭自由的自由）来规定自我。当它确定博爱的联系时，它自称是恐怖；当它针对一个或数个个体的时候，当它根据匮乏的程度把一种不可超越的地位强加给他们的时候，它的名字就叫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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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理性批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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