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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与自由思考的艺术 [:1701864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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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与自由思考的艺术 尾声 行走在两个永恒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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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12月中旬，八十三岁的伏尔泰拿出一张纸，写了一封短信给狄德罗。在逃离巴黎、流亡海外二十五年后，这位满脸皱纹，牙齿几乎掉光的哲学家悲伤地感慨说他与狄德罗竟然从未谋面：“不见你一面就死去，这让我心碎……我很乐意回到巴黎，并且用我生命的最后十五分钟听着你的声音，以此抚慰我的心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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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个月后，一辆蓝色的马车载着星光熠熠的伏尔泰驶入了法国首都。虽然身患前列腺癌且病势严重，这位著名的人道主义者、散文家和剧作家依然为自己安排了异常繁忙的行程。他不但计划完成一部五幕悲剧——他活着看到了这部戏首演——他还将大多数时间花在了接待各方宾客上，地点设在他的一位朋友的私人宅邸中，这里位于博纳路和戴蒂尼会堤岸的交叉口。在这里，伏尔泰经常连续几小时接待一长串仰慕他的友人和名人，其中就有本杰明·富兰克林及其儿子。在伏尔泰三个月的停留中，狄德罗也前来向他致敬。当时的记者在写到这次会面时暗示说，有一些关系还是完全靠书信维系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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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安托万·乌东创作的伏尔泰半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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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和伏尔泰从1749年就开始通信往来，当时这位“思想之王”曾经邀请刚刚崭露头角的狄德罗共同进餐。除了想要认识这位创作了《论盲人的书简》的聪明作家以外，伏尔泰可能也希望帮助这位刚受到委任的《百科全书》的编辑重新考虑他的无神论信仰。狄德罗决定避开伏尔泰的邀请和他的说教。人们也许会奇怪，什么样的年轻作家会放弃和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共进午餐的机会？1749年，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清楚：一位无神论者，他不仅骄傲，而且无怨无悔，更无意让一个顽固的自然神论者质疑自己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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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这两位哲人（自那以后）一直保持了二十八年的联络。伏尔泰寄出了十五封信，狄德罗回复了九次。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加深，因为共同的朋友、兴趣和对对方的思想深深的尊敬而变得愈发牢固。然而，在18世纪60年代期间，双方都开始显示出一种警觉。他们对宗教的看法截然不同——伏尔泰一直是以牛顿学说为基础的自然神论的支持者，而狄德罗早就将自己定义为不信神的人——他们对对方的文学事业的态度也很含糊。两个人都在戏剧上投入甚多，而且都认为对方选择了错误的道路。在狄德罗看来，伏尔泰不停创作的都是一些粗制滥造且落后的古典剧和喜剧；至于伏尔泰，他偷偷地认为狄德罗的资产阶级戏剧证明了戏剧在向一个可悲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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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两个男人在1778年终于坐在对方面前时谈了什么呢？他们之间发生了怎样的争论？谁赢了，谁又输了呢？他们会谈论伏尔泰曾经在《百科全书》最黑暗的那些日子里试图说服狄德罗和达朗贝尔放弃这个项目的事情吗？还是谈论这些年来已经永远离他们而去的朋友，比如亲爱的达米拉维尔？或者提到伏尔泰没能帮助狄德罗当选法兰西学术院的成员？他们会说起他们共同的朋友叶卡捷琳娜大帝吗？或是狄德罗的那本不同寻常的有关塞内加的书作？或是他为雷纳尔的书做出的秘密贡献？又或是狄德罗对于伏尔泰为清教徒让·卡拉斯辩护的钦佩之情（后者被错误地指控在其子皈依天主教后不久将其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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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留给我们的唯一有确凿记录的是二人对于莎士比亚的优点的讨论。据说，伏尔泰问狄德罗怎么会“比起拉辛和维吉尔更喜欢莎士比亚这个品位低俗的怪物”。[2]在接下来的讨论中，狄德罗承认，这位英国剧作家缺少那些最伟大的诗人的优雅，但他拥有非常强大的能量，能够超越其作品中“哥特式”的特点。狄德罗接着将莎士比亚比喻为制作于15世纪的圣克里斯托弗雕塑。这尊矗立在巴黎圣母院门口的巨大雕塑或许有些粗犷和乡野，但在狄德罗看来，它和莎士比亚很像，因为“伟大的人依然用双腿走路，没有用头顶触碰他们的睾丸”。[3]这其中的含义很清楚：虽然伏尔泰完全有理由将自己视为他那个时代法国最伟大的诗人和剧作家，但他依然比不上莎士比亚。根据一位记者对这个对话的记录，伏尔泰在听到这句话以后“对狄德罗先生颇感不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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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的口无遮拦据说既惹恼了伏尔泰，又令后者着迷。两人多年以来的交流方式都是通信——书信体的明显优势就是可以让收信的一方的回复不被打断——这一次，伏尔泰终于有机会亲眼见识这位百科全书派从一个想法跳到另一个想法而不需要喘息的传奇能力。据说狄德罗离开戴蒂尼会堤岸之后，伏尔泰对几个朋友说，他的这位访客名不虚传，的确机敏过人，但上天没有赐给他“一个不可或缺的天赋，那就是真正与人交谈的能力”。[5]同样，狄德罗也总结了自己与才华横溢但日薄西山的伏尔泰的这次会面。他说，这个男人就像一座古老的“带有魔力的城堡，城堡的各个部分正在缓慢瓦解”，但城堡中的走廊“依然住着一位年迈的魔法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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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与伏尔泰的第一次见面，也是这两位启蒙运动时期代表性人物的最后一次见面。1778年5月30日，在狄德罗拜会伏尔泰之后不久，这位年迈的魔法师就因癌症与世长辞了。结果，伏尔泰成为第一个于1778年离世的重要人物。一个多月以后的7月2日，让-雅克·卢梭也离开了人世。整个巴黎都听说，卢梭那天早上在位于巴黎以北25英里的埃默农维尔庄园的花园中散步。回到他居住的小屋后，他紧张地告诉自己一直以来的伴侣玛丽-泰蕾兹·勒瓦瑟说，他胸口像被刀插一样疼痛，双脚的脚心还有奇怪的刺痛感，头部也一抽一抽地疼得厉害。不久之后，这位日内瓦公民倒地而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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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和伏尔泰的离世标志着更多狄德罗的挚友、同事乃至敌人不久后将逐一离世。到了1783年，所有和他一起参与了《百科全书》编撰的主要人员——达朗贝尔、德·若古，还有包括安德烈-弗朗索瓦·勒·布雷顿在内的所有四位出版商——都离他而去了。这个不断扩大的亡故者名单中还出现了埃皮奈夫人和狄德罗的几位画家朋友的名字，其中就有让-巴蒂斯特-西梅翁·夏尔丹和路易-米歇尔·范·洛。狄德罗那一代人正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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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绞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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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失去朋友无疑对狄德罗产生了一定影响，让他决定以更简单的方式度过人生的最后几年。虽然他继续为了各种项目而工作，但这位哲人有意识地从喧闹的巴黎社交圈中退步抽身。除了和图瓦妮特一起隐居到他的朋友艾蒂安-邦雅曼·贝勒在塞夫尔的安静的居所中，他还花了更多的时间待在女儿的公寓里，不仅是为了看看他的外孙和外孙女，还和他们一家人共进午餐和晚餐。范德尔夫人的小叔子也经常来哥嫂家串门，他为我们提供的几个线索显示出狄德罗在1778年末越来越依赖家庭：“狄德罗先生每天都会过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餐。狄德罗夫人会待在［塔兰内路］，脾气经常不是很好。这几天，她因为自己的小狗死了而十分伤心，那只狗三个月前就已经瞎了。比亚尔夫人［图瓦妮特的姐姐］不小心坐到了狗身上，坐断了它的腰。从那时开始，狄德罗夫人就经常训斥她。”[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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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肯定把图瓦妮特的这个小小的悲剧讲给了女儿和女婿听，他在这段时光无疑也更重视他的家人了。几个月后，他带着有点儿厌恶人类的口吻坦白说，自己的快乐主要来源于每天下午乘马车到巴黎皇家宫殿，在文人咖啡小馆给自己买一杯冰激凌吃，每天的口味有新鲜水果、黄油、杏仁奶，或是樱桃酒。[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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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狄德罗为数不多的通信中不时表现出无聊的感觉和死亡的迫近。但是，死亡本身似乎完全没有让他担忧。首先，作为蒙田和塞内加的信奉者，狄德罗知道，为无法避免的事情而忧心唯一能达到的效果就是破坏当下。不过，他并不是简单地接受了蒙田“探讨哲学就是学习死亡”的信条，而是培养了一个经过充分思考的对人生和死亡的无神论理解。他一直到18世纪80年代都在创作一本唯物主义入门书，书名为《生理学要素》，他在其中总结了自己认为的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人生只有一种美德，那就是公正；只有一个责任，那就是让自己快乐；只有一个必然结果，那就是不要夸大自己人生的重要性，也不要因死亡而恐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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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经常从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中汲取安慰。在18世纪50年代末期，他曾告诉索菲，他幻想着与她合葬，这样组成他们的原子或许能在他们死后找到对方，并形成一个新的存在。他的小说也反映了想象一个没有神的世界给他带来的思想上的快乐。在《达朗贝尔的梦》中，他的角色“狄德罗”欢欣鼓舞地将唯物主义的核心思想强行灌输给了达朗贝尔在小说中的替身，而后者在随后的故事中（在做梦的情况下）面对了自己以及整个人类都只是宇宙中的偶然现象这样一个事实。狄德罗在《拉摩的侄儿》中更加大胆，创造了拉摩这样一个鲜活的人物，这个人欣然接受了“人类有时候看起来只是追求享乐的肉质机器”这样一个想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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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其他唯物主义作家不同，狄德罗从没有忘记人生中作为唯物主义信仰补充的，而且经常充满喜剧效果的那些方面。他很清楚唯物主义对道德形成的威胁，不过他更喜欢让他的这个思想中最灰暗的元素在他的头脑中，以及我们面前欢快地起舞。他的最后一部以对话形式开展的实验小说《宿命论者雅克》，也采取了这样的做法，这个作品在伏尔泰和卢梭去世的那几个月间即将完成。[12]也是在这个作品中，狄德罗有意识地讨论了物质世界中的存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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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达朗贝尔的梦》和《拉摩的侄儿》不同，在这个嵌套了多层情节且时常跑题的故事中，狄德罗没有以一个有姓名的角色出现。不过，作者的人格渗透进了整个作品，尤其是文中叙述者的“个性”之中，并尝试着将有关一个名叫雅克的男仆及其主人的各式各样的逸闻整合为一体（有时候并不成功）。读者第一次阅读《宿命论者雅克》的头几句话，就会感到受了当头一击：这个故事厚脸皮的讲述者有着令人震惊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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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怎么相遇的呢？和所有人一样，通过巧合。他们叫什么名字呢？这对你来说重要吗？他们从哪儿来？从最近的地方来。他们要去哪儿？有任何人真的知道吗？他们说了什么？这位主人什么都没说，而雅克说他的长官曾经说，发生在人间的一切，无论是好是坏，都是那里，也就是上天，安排好了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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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命论者雅克》可能是狄德罗的作品中最欢快、最轻松，但也可能是最深刻的一部。在狄德罗塑造的这个调皮捣蛋的叙述者的讲述中，人生中的意外事件和我们的命运看起来都是搞笑的素材。不过，尽管引人发笑是这部小说的主基调，狄德罗却在本书中提出了他在哲学思考中遇到的最为棘手的一些问题：在一个非神创的世界中，所有存在都需要遵循同一个能够解释这个物质世界的机械规律，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现实是什么呢？如果人类所做所想都是被其生理条件和环境提前安排好的，人类还能自认为是自由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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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仆雅克为这些问题提供了脱离实际的理论性答案，这些答案是他在从军期间从他的“长官”那里学来的。这个世界观从斯宾诺莎的理论中衍生而来，认为人类的生命是没有自由意志的。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由此前发生的其他事件导致的结果：除了现在发生在我们面前的一切，我们不可能以他种形式存在，也无法思考其他事物。要从这一系列连锁事件中逃脱是不可能的，那样做意味着我们并不是自己，而是另一个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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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一生都坚信这个对人类存在的决定论阐释中包含的核心信条。[15]然而，这本书一次次毫无规律可循的冒险和反复无常的叙事似乎与这本书中，或许也包括我们生活中的所谓宿命论相互矛盾。雅克和他的主人漫无目的地在法国各地旅行，从没有被雅克极有可能变得阴郁而封闭的哲学体系拖累。他们享受着主仆之间奇异的友谊，陶醉在雅克长长的、经常被打断的爱情故事中，为他们沿途遇到的令人困惑的人们感到着迷或厌烦。更重要的是，雅克从来没有屈服于无法避免的命运；他的应对模式就是行动和反应。在旅途中，他在酒馆中反抗了危险的土匪，启程寻找主人丢失的表，与一个健谈的旅馆主人发生了争吵，还想办法让主人从马上摔下来。这至少可以说是一个对宿命论半开玩笑式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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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还可以从这个欢乐而曲折的故事中获得很多其他启示。最重要的或许要算这一点，那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物种远非机械性的，而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可以操控那些决定我们是谁的原因，并在这个过程中享受人类经历的复杂性。决定论似乎给行动留有余地，即便无法给予人类完全的心理自由。这本书的神奇之处之一就在于狄德罗没有直接将此点告诉我们：我们通过阅读和开怀大笑吸收了这个信息，这也正是哲学体验的一部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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