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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存在论：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研究（修订版） 第一节 “有–无”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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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开山之作《存在与时间》（1927年）中，海德格尔声称要突出地重提“存在问题”。重提“存在问题”之举，含着海德格尔对于西方形而上学历史的一个批判性的观解：形而上学一向把“存在”遗忘了。海德格尔把这种情况叫做“存在之被遗忘状态”（Seinsvergessenheit）。这个观点是海德格尔前后一贯地坚持的。我们有必要先在这里摆明他的这个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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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巨哲柏拉图有言：哲学起于惊讶。哲学惊讶于什么？依海德格尔的看法，哲学并非惊讶于骇人听闻的事件，而倒是惊讶于“自明的东西”。海德格尔说，“自明的东西”，而且只有“自明的东西”，应当成为并且始终成为“哲学家的事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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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本人就是靠着一个“自明的”课题起家的。这个课题就是“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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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语言的日常语境中，“存在问题”似乎是最寻常不过的了。人们无时不凭着“存在”（Sein）说话。“我在这儿”、“这是一朵玫瑰花”、“那里有我的故乡”，等等，诸如此类的简单句都说到这个Sein（在、是、有）。平常间谁又会细细思量这个“存在”、这个“是”呢？要说有“自明的东西”，还有比这个“存在”、这个“是”更“自明”的吗？然而，哲学在起源上就是由对这种“自明”的惊讶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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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存在者在存在中（Alles Seiende ist im Sein）。这样的话，即使还不算不堪入耳，听来也不免太过浅薄了。因为没有人需要为存在者归属于存在这回事情操心。尽人皆知存在是存在着的东西。对存在者来说，除了存在着，它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吗？可是，正是存在者被聚集于存在，存在者出现在存在的显现中这回事情，使希腊人惊讶不已。希腊人最早而且也唯有希腊人惊讶于此。存在者在存在中——这对希腊人来说是最可惊讶的事情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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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希腊人的这种惊讶，哲学就有了起源。所以，从根本上讲，哲学是“希腊的”。所以西方的历史，而且唯有西方的历史，在其起源上是“哲学的”。哲学先于科学，从哲学中才长出科学，后才发展出技术。科学和技术遂成为西方历史的本质性事件。到如今科学–技术–工业席卷而来，也把西方之外的民族，把全人类卷裹入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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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什么是哲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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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说：“哲学就存在者之存在，询问存在者是什么。哲学处于通向存在者之存在的路上，也即着眼于存在而通达存在者。”(4)哲学自始就是探究“存在者之存在”的。哲学家们挑起“存在”这个课题。希腊的哲学巨人们就对此课题思殚力竭以图解决。后来哲学有了分门别类。研究存在问题的学问，专门被叫做“存在学”（Ontologia，通译作“本体论”）。尽管在西方哲学史上，“存在学”一词迟至17世纪才出现，但以“存在”为课题的存在学的传统源头却还在希腊。柏拉图创“理念论”或“相论”，可谓最早的体系化的存在学哲学；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Prima Philosophia），后人往往也称之为“形而上学”或“实体存在学”（Substanzontologie）。前者说“存在”就是“理念”或“相”（idea），后者把“实体”（ousia）当作“有之为有”或“存在者之存在”。“理念论”与“实体论”相互对待，乃哲学（存在学）之源头，之后绵延不绝。(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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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研究存在问题的哲学历史悠久。何以海德格尔竟要、并且竟能重提“存在问题”呢？据海德格尔说，哲学虽有源流，存在问题却早已被付诸遗忘了。但如果“存在”早已被付诸遗忘，那么如何还有“哲学”（“存在学”）呢？自希腊就有了哲学；而且我们简直可以说，只有希腊哲学。于是，就只可能有一种情况：哲学一向只是吵嚷着研究存在，或者自称研究了存在，而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触及存在问题。——何以至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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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什么是哲学？》中，海德格尔说，无论是“哲学”这个主题，还是“这是什么”的追问方式，两者都源自希腊。(6)这话听来平淡，其实是一个很惊人的主张了。海德格尔认为，哲学、存在学或形而上学是“希腊的”，而且只是“希腊的”。展开言之，就意味着：非欧洲的其他民族文化是没有哲学、存在学或形而上学的。而从语言上看，希腊式的“这是什么？”的追问方式，其实标识着希腊语言和印欧语言中系词系统以及存在判断句的高度发达。这也是非印欧语言所没有的现象。由此，我们自然也可以推出：在系词和存在判断句不发达或晚出的汉语的传统思想中是没有“存在学”的，因而也是没有“哲学”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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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说“哲学是希腊的”，这不是一个轻松随意的断言。海德格尔明显也不是站在西方（欧洲）中心主义立场上来说此话的。相反，海德格尔倒是要提醒我们东方人：“对东亚人来说，去追求欧洲的概念系统，这是否必要，并且是否恰当？”(8)说“哲学是希腊的”，也即说“存在学”和“形而上学”是“希腊的”（“西方的”）。我们当然可以认为海德格尔所见的哲学、存在学或形而上学是特定意义上的，但也必须看到，此“特定的”也是“原本的”、“地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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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的哲学家们发展出这样一种独有的问题方式：“这是什么？”（Was ist das？）的问题方式。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一“问”事关宏旨。希腊哲学自始就问：存在者是什么？问之所问是存在者的“什么”（ti，Was）。在拉丁文中，这个“什么”被叫做quid est，也即“实质”（quidditas）、“什么性”（Washeit）。“什么”总是指向某个存在者的，哪怕是一个普遍的存在者。问存在者之“什么”，不外乎是用另一个存在者（“什么”）来规定此一被问及的“存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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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哲学竟问“什么是存在”，就是把“存在”当作存在者，规定为一个“什么”了。哲学以这种方式发问，所以，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或康德的“物自体”，等等，脱不了是一个“存在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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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存在”而言，有“问”的困难。我们不能问存在的“什么”。当我们竟能问存在的“什么”之际，此“存在”脱不了还是一个存在者。存在非存在者。存在本无“什么”。把存在当作一个“什么”来问，乃传统存在学哲学之痼疾。由此一问，势必把存在与存在者混为一谈。由此一问，即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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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希腊的哲学家一问即问出了毛病。凡此后哲学所有的问，都是“希腊式的”，一向就没有问及“存在”，“存在”一向被付诸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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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一“问”隐含着一种对待态度，即形而上学的表象性–对象性思维方式和知性逻辑的态度。海德格尔说：“就形而上学始终只把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表象出来而言，形而上学并不思存在本身。”(9)在这话中大可注意的是“表象”一词。“表象”（Vorstellen）有“把……摆出来”之意。人面对存在者打量存在者，把存在者“设”、“置”（stellen）为“对象”（Gegenstand）而“摆”出来，即是“表象”。这一“表象”，这一“摆”，就是形而上学的对象性思维方式，也是知性科学的认知态度。形而上学就是这样来“表象”存在者的，科学就是这样来“摆”、“设”、“置”存在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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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存在者是什么，就是要把存在者之“什么”“摆”出来、“设”起来。但存在不是存在者。存在根本不是“什么”。我们根本就“摆”不出存在。所以海德格尔认为，“存在作为问之所问要求一种本己的展示方式。它这种展示方式本质上有别于对存在者的揭示”。(10)“表象”是对存在者的揭示，却不逮于存在，存在要求一种独特的“展示方式”，一种非对象性的“展示”。这种“展示方式”，海德格尔认为已经由现象学提供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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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理解由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原是一种方法，但不是一种指向“什么”对象的对象性方法。从希腊源始意义上讲，名词“现象”与动词“显现”、“自身显示”相关。就此而言，“现象学”就是“显示学”或“显现学”，它让“自身显示者”如其所是的那样“显示”出来。“自身显示者”为何？海德格尔说，就是存在者之存在和存在的意义。现象学的“事情本身”即是“存在”。现象学就是存在学。作为存在学的现象学按“事情本身”的“显”来展示“事情本身”。它描述、展示“存在”的“如何”（Wie）。因此，现象学这种合乎“事情本身”的展示方式，区别于形而上学的对象性的表象思维方式：形而上学表象作为“对象”的存在者（“什么”），或者说，把现象“后面”的“什么”（所谓“本体”）表象出来；现象学（存在学）则展示作为“现象”的存在（“如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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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学这才摸到了路子。这是一场在现象学基地上完成的存在学上的“哥白尼式革命”。显然，此所谓“革命”首先恐怕还是问题方式的一个改造。形而上学问“什么”；现象学的存在学不问“什么”，而问“如何”。后期海德格尔也曾犹犹豫豫地发问：“但存在——什么是存在呢？存在是存在本身。”(12)这一发问之所以犹豫，因为问得勉强。本不可这样问存在。既已发问，便不可答；不可答而又不甘于＃缄口，于是强说“存在是存在本身”。实在是无法之法。而海德格尔还更愿意问：“存在之情形如何？”（Wie steht es um das Sein？）(13)显然，这是要摆脱哲学的“这是什么？”的问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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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的描写实际上已经触及海德格尔思想中一个更为根本的课题，即“存在学差异”（ontologische Differenz，旧译“本体论差异”）。问题方式之转变，传统形而上学之批判，其实都牵连于“存在学差异”思想。所谓“存在学差异”，简明说来，就是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差异。鉴于上述，“存在学差异”似可以表述为：存在不是存在者；或同义反复：存在是存在。不待说，形而上学之遗忘存在，实即遗忘了“存在学差异”，一问一说把存在也处理为一个对象性的存在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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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学差异”却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课题。海德格尔在不同的时期对之作了不同的表述和思考。在海德格尔后期的玄奥运思中，“差异”（Differenz）也被称为“区分”（Unter-Schied）和“二重性”（Zwiefalt）。(14)“差异”不是在通常意义上表示存在与存在者之“分别”。“差异”更不是鸿沟相隔。海德格尔倒是说“亲密的区分”。海德格尔所谓“差异”，意指的是存在本身的一体性的区分化运作。存在“显”而为存在者之存在；但此一“显”同时即“隐”，存在“隐”入存在者中才成其本身。这同时的“显–隐”才“区分”出存在与存在者。可见根本上，“差异”乃是存在本身。存在本身就包含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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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德格尔的“存在学差异”思想，我们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了解。其一是要从海德格尔所思的“存在之真理”的角度，也即从海德格尔所谓存在之真理的“解蔽–遮蔽”（“显–隐”）二重性的角度来理解。这个角度对于海德格尔的前、后期思想均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要与海德格尔的语言思想相联系来思考“存在学差异”。尤其在后期海德格尔那里，存在之真理的“显–隐”二重性，实际上就是语言的“解蔽–遮蔽”和“可说–不可说”的二重性。这当然是海德格尔后期的进一步深化了的思想，我们且留待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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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还想引述一个重要的观点。德国学者约翰纳斯·罗曼（Johannes Lohmann）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学差异”思想，对印欧语系的语言和非印欧语系的语言（特别是汉语）作了比较研究，提出“汉语无存在学差异”的观点。罗曼认为，在印欧语系的语言中“存在学差异”是明确地体现在语言结构和语法形式中的，而在汉语中则不然。在古代印欧语言中，名词和动词是由词根与词尾组成的，词根表达概念内容，词尾表达概念与事物的关系。所以在名词和动词形式中就表达出存在与存在者的关系，反映了“存在学差异”，即存在与存在者的“逻辑–存在学上的差异”。而在汉语中，词类的界线是不清楚的，概念与客体之间的区分是模糊不清的，也没有形成印欧语系中那种“主–谓”陈述结构（也即“系词”的不发达，或者海德格尔所谓的“这是什么”的问题方式的不发达）。罗曼因此认为，汉语中是没有形成西方式的“存在学差异”的。其实在我们看来，由海德格尔所谓哲学（存在学）是“希腊的”，自然已经可以推出：一、中国思想中没有“存在学”；二、中国思想和汉语中无“存在学差异”。罗曼的观点显然为海德格尔提供了支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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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海德格尔的“有–无”之辨思了“存在学差异”。他有两个文本（“形而上学是什么？”和“论根据的本质”）是专论“无”和“存在学差异”的。海德格尔说：“无是对存在者的不（Nicht），从而是从存在者方面来了解的存在。存在学差异是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不。”(16)我们以为，前期海德格尔对“存在学差异”的深刻表达，还在他的“无”论中。我们主要来看看这个“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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