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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存在论：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研究（修订版） 第二节 从存在到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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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乃思想的标志。从“存在”到“大道”，可以标示出海德格尔1930年代之后的思想道路。当然，我们也无妨把“大道”视作后期海德格尔的“存在”，如奥托·珀格勒尔之论“作为大道的存在”（Sein als Ereignis）。(16)但是“作为大道的存在”显然已经有别于前期海德格尔所用的“存在”概念了。海德格尔自己说，“大道”不是“存在”。(17)我们也还可以把海德格尔的思想理解为一条走向“存在之邻”的道路；这样理解，则“大道”就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的道路的归趋和目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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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还浸润在西方形而上学的概念方式中。《存在与时间》等前期著作的用语，尽管有种种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新界定，但基本上还是形而上学的语言。这本身就体现了前期海德格尔思想的局限性。我们看到，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1947年）中，海德格尔有所辩解地挑明了他前期思想的不足之处。按海德格尔的自审，《存在与时间》仅仅把有待思的东西的少许“形诸语言”了，而这种语言还使思想失真了。这也是事出无奈，因为要让此种思想的尝试为世人所了解和接受，就不得不考虑现有的哲学状况，暂时还不得不用那些流行的形而上学名称来表达。然而，海德格尔说：“在此间我也已经看到，正是这些名称必得直接而又不可避免地令人误入歧途。”(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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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海德格尔认为，《存在与时间》是他思想道路上的“路标”，思想已经上路；但他同时也认识到，他的意在反形而上学的前期哲学依旧采用了形而上学的语言，这难免构成了对思想的限制，同时必带来人们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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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的“转向”当然更有学理上的考虑。我们在前面对此已经多有讨论。很明显，摆脱形而上学的概念方式既是“转向”的意图之一，同时又是“转向”本身所要求的。要挣脱形而上学的概念方式，首要的事情是从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那里脱身，即要寻求一个非形而上学的词语来指说海德格尔自己所思的事情。这可以说是海德格尔1930年代以后所做的一个基本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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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3年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手冢富雄教授的对话中，海德格尔承认人们对他的思想的误解多半是由他对“存在”一词的富有歧义的使用而引起的。海德格尔指出，“存在”这个名称是形而上学语言所固有的，而他是在一种揭示形而上学之本质的努力的名义下来使用这个词的。这位日本教授问海德格尔，为什么他没有及时而明确地使“存在”这个词出离形而上学语言的范围，为什么他没有马上给他所寻求的“存在之意义”以一个别的专门名称呢？海德格尔却反问道：“一个人如何能命名他还在寻找的东西呢？寻找倒是植根于具有命名作用的词语的劝说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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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在此把他的态度摆明了：不错，他力图摆脱形而上学的语言表达，但这一“摆脱”首先要求批判和揭露形而上学，这就不得不使用“存在”这个形而上学名称；而且，在未能寻获自己着力探索的东西之前，恐怕也只能暂且借助于传统的概念方式和词语手段，也只能姑妄用之了。正如海德格尔在1951年“逻各斯”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存在’只是一个暂时的词语。”(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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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形而上学及其概念方式的努力首先体现在海德格尔对早期希腊思想的“探源”上，这就是深入到西方形而上学之历史的背后，“取回”前苏格拉底的思想开端的源始性存在经验，并由此启发出思想的“另一个开端”。随后，围绕着“真理”（Aletheia）问题对艺术和诗的思考，尤其是对所谓存在之真理的“发生”的思考，对诗人荷尔德林的“神圣者”和“自然”的思考，显示出海德格尔寻求非形而上学的思想表达的实际尝试。如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海德格尔更多地使用了“发生”（Geschehnis）一词。但他很快就感觉到，这个词无法传达出动词性的“存在”（sein）、“出场”或“成本质”（wesen）和“现身在场”（anwesen）等词语的源初的丰富含义。就wesen和anwesen而言，它们在希腊思想中的对应词是具有非形而上学的源始含义的，但这两个词语太易于牵连于表象性思维，说到底也还带有形而上学的意味。所以，直到《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乃至此后的一些文本中，海德格尔出于一种无奈的迟疑，仍然往往要求助于形而上学的“存在”这个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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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的“附录”是1956年补写的。海德格尔的“寻找”这时已经有了成果。他说：艺术“归属于大道，而‘存在的意义’唯从这个大道才能得到规定”。可见此时的海德格尔已经从“存在”达乎“大道”了。同样在这里，海德格尔回顾自己的道路而表达了达乎“大道”之说的艰难：“对于作者本人来说，深感迫切困难的，乃是要在道路的不同阶段上始终以恰到好处的语言来说话。”(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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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也看到，Ereignis之出现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实际上也并不是1950–1960年代的事情。在1959年所作的“走向语言之途”演讲中，海德格尔特别提醒人们注意，他在25年前（即1934年前后）就已经在其手稿中使用Ereignis这个词了。(22)这恐怕是指海德格尔生前未发表的手稿《哲学论稿——从大道而来》（成稿于1936年至1938年间）。这个手稿现已整理出版，被辑为海德格尔《全集》第65卷。(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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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来，“大道”思想的提出几乎是在海德格尔思想“转向”之初。我们在海德格尔生前未发表物的目录上可以查到，在1941年《关于开端》（Über den Anfang）这个手稿中有专论“大道与此之在”（Ereignis und Da-sein）的内容；1941至1942年间有一手稿，题目就叫《大道》（Das Ereignis）。(24)由此可见，“大道”这个名称早已发现，也许只是未及深思熟虑或者不想匆匆公布出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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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德格尔生前公开出版和发表的文字中，出现“大道”一词还是1950年代的事情。海德格尔自己认为，他在《演讲与论文集》（1954年）的几个篇目中，例如在“物”、“筑·居·思”和“技术的追问”等文中，已经思及了“大道”本身。我们看到，海德格尔在“物”一文中已经用了动词ereignen，但尚未见有Ereignis一词。之后，在《同一与差异》（1957年）、《在通向语言的途中》（1959年）等著作中，海德格尔就放胆地大量使用“大道”这个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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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还在1962年举行的一个讨论班上谈到“入于大道的不同途径”：一、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他已经谈到了“大道”，但还只是在一种有意的模棱两可中谈到的。二、较为清晰的关于“大道”的讨论是在1949年所作的四个演讲（“物”、“集置”、“危险”、“转向”）中，这四个演讲统一冠有“观入在者”（Einblick in das, was ist）的题目。三、在关于技术的演讲中，如在“技术的追问”、“技术和转向”等文中。四、最清晰的讨论在“同一与差异”这个演讲中。(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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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蓄意摆出这些情况，目的是为了表明“大道”一词在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重要性。目前国内“海学”研究者还没有给予海德格尔的“大道”思想以足够的重视和关注，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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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德格尔未发表的手稿中早就有了“大道”一词，而在公开出版的文字中却到1950年代才有这个词，这个情形是很奇怪的，也是令人思索的。这可以意味着“非形而上学”的“大道”之思乃是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潜在引线。同时，这也充分表明了思想的曲折艰难。显然，海德格尔是不想轻易就抛出“大道”一词，以免过早地把“不假思索的东西”固定起来。要命名那“有待思的东西”、“正在寻找的东西”，必须先走上趋向它的思想道路。“有待思的东西”始终还是不明确的，也许偶有先行的预示，但轻率的命名有违于思的严肃性。所以，尽管思想早已趋近于“大道”（有时还不免借“存在”之名义），但对“大道”的“命名”却是后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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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存在”到“大道”，这条思路的艰难性还在于，海德格尔必须时时提防着那种由形而上学的常规思维所规定的陋见。人们会认为，“大道”只是“存在”的一个替代品，只是换了个花样而已。固守在形而上学中的思维极容易把一切非形而上学的东西都看偏了，也许根本就不能观入非形而上学的那一度。海德格尔屡次表示：“大道”非“存在”，“大道”是高于“存在”的。海德格尔写道：“大道在本质上不同于任何可能的形而上学的存在规定，从而也比这种存在规定更为丰富。相反，存在就其本质来源而言倒要从大道方面来思考。”(26)“大道”是非形而上学的，它超出了一切形而上学的规定性。说“大道”，绝不是要用一新的形而上学规定来取代“存在”这一旧的形而上学规定。照海德格尔的意思，“大道”已经逸出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概念方式”之外。这也是我们主张海德格尔的Ereignis比较“存在”而言更接近于汉语的非（西方）形而上学的“道”的理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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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存在”走向“大道”，这正是海德格尔思想“转向”的根本内容。走向“大道”的道路就是海德格尔超越形而上学传统而转向非形而上学思想的道路；而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转向”恐怕还不止是他个人的思想的“转向”，而是整个西方思想的“转向”，亦即所谓从哲学转向思想的“另一个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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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何以“大道”就是非形而上学的呢？也许说来说去，“大道”竟也还是一个“存在”呢？难道不也有自称反形而上学传统最终却也不免落入传统之窠臼的情形吗？这些问题自然生出。因此之故，我们还必得对海德格尔的“大道”作更深入的了解。关于“大道”的含义和特征，我们前面虽然已经说了一些，但看来还是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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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存在论：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研究（修订版） 第三节 大道：解蔽与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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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Ereignis）是什么？如果我们这样问，则一问就出了毛病。我们早就从海德格尔那里得知，“什么”（Was）的问题方式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问法，是源于“希腊的”哲学问题方式。而“大道”却不是哲学上的课题，不是哲学的范畴可以加以规定的。今天的思维已经太易于取“什么东西”的目光看待一切。仿佛“什么东西”之外就是“无”。但也许正“是”这个“无”呢？也许正“是”这个非“什么东西”的“无”必得让人缄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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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就属于缄口的范围。“大道”算得上一个“名称”（“能指”）吗？也许一经说出，已落俗套。“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道德经》开篇就如是说。庄子也说：“道不可言，言而非也。”这就叫“放诸四海而皆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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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本不可说。如若我们把“大道”视为一个“能指”，再行“能指–所指”的逻辑对应关系来看待“大道”，则离“大道”已经甚远。“大道”根本就不是一个“能指”、“符号”，它是无所“指”、无所“示”的；根本也没有一个“所指”来对应“大道”，它是无所待的。海德格尔向我们说着这样不着边际的活：“大道是不显眼的东西中最不显眼的，是质朴的东西中最质朴的，是切近的东西中最切近的，是遥远的东西中最遥远的……”；“大道是一切法则中最素朴最温柔的法则……”。(27)这又正如老子所谓“道之出言，淡兮其无味”了（《道德经》第三十五章）。我们在海德格尔这样的陈述中是摸不到“大道”的“什么东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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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大道”而言，有“问”和“说”的困难。“大道”无名。“大道”根本就不是“问”和“说”的对象。倘若一定要“问”，也只能问问“大道”的情形如何？倘若一定要“说”，也只能说说“大道”如何“成道”。人本来只能“从”“道”而说些什么，听言于“道”而说些什么，而不能“对”“道”而说出“道”的“什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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