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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的西方 德里达引发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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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去世后的两天，美国知识界的主要论坛《纽约时报》刊出一篇轻佻的“讣告”，引起轩然大波。这让人想起十二年前关于德里达的另一次著名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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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5月，当剑桥大学决定授予德里达荣誉哲学博士学位的时候，以巴里·史密斯教授为首的十八位著名哲学家联名致书剑桥大学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德里达的写作虽然具有原创性，或许在电影或文学等领域也有一定的意义，但作为“哲学家”，他的作品没有达到专业学术所要求的基本的“清晰与严谨”（clarity and rigour）。剑桥大学最后不得不启动特殊的投票表决程序来解决这场争端，结果以三百三十六票赞成、二百○四票反对通过了荣誉学位的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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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注定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生前死后都是如此。对于德里达来说，“一切都在文本之中”，而任何文本一旦遭遇“解构”，便无法获得其确定的意义。那么，德里达自己的作品，甚至德里达之死本身，也不能不是一个“文本事件”，也不得不引起多义性的阐释。也许，德里达自己很清楚，解构效应最终会指向他本人。于是，“解构德里达”将成为一种悖论性的阐释行动，既是对他的颠覆又是对他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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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解构”最流行的误解就是将它看作一种无可不为的“知识无政府主义”力量，可以滥用，达成任意的结论。但是，在最原初的意义上，解构只是一种批判性阅读的分析策略，它所激发与“邀请”的多重阐释并不支持“任意阐释”的正当性，它对形而上学绝对真理的颠覆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将陷入彻底的虚无主义。实际上，彻底的虚无主义本身正是“解构”所要质疑的一种形而上学。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解构是一种持续而积极的斗争，它所反抗的是唯理主义对生命真实复杂性与矛盾性的独断压制。也许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说“解构是对生命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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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德里达在演讲之后的答问中，将我的提问看作一个可疑的挑衅而格外严肃。在第二天的交谈中他变得谦和起来，也许是看到我手上的那本Dissemination（《散播》）里面写满了旁注，他说自己最怕那种从不阅读而又肆意攻击的“批评者”。他愉快地在那本书的扉页上签了名。此刻，看着他的签名我在想：德里达死去了吗？“德里达之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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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的西方 桑塔格之于我们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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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沉痛”之类的字眼与苏珊·桑塔格的名字并置是不太适宜的，哪怕是用来凭吊她的逝去。桑塔格的一生是对生命最为热烈的礼赞。她的高傲、自信与坚定是摄人心魄的，她的博学、睿智和才华是夺目的，而她的激情、诙谐和热忱是感人至深的。面对令人哀伤的时刻，她的书写或格外沉静或极度义愤，但几乎从不流露伤感与悲痛。对于桑塔格来说，死亡如同疾病，不是“隐喻”，而是一个质朴的事实。正如她在第一次被确诊身患癌症之后写到的那样，“每个人生来就持有双重公民的身份，在健康的国度与疾病的国度”，而“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更为费力的公民义务”。桑塔格的辞世是承担了自己最后的生命义务，从容走入永远的夜色中。我们追忆她，心存敬意地寻访她走过的路程，寻求她赋予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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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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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16日，桑塔格在纽约出生，童年在亚利桑那州和洛杉矶市度过。她的生父是犹太裔的皮货商人，主要在中国经商。在她五岁时，母亲独自从中国返回美国，告诉她父亲因患肺病已在中国去世。家境贫困加上母亲酗酒，她很少感受到童年的温暖与欢乐。在桑塔格的回忆中，童年是“一场漫长的徒刑”，而唯一的避难所就是文学书籍。她从三岁开始阅读，八岁时用积攒的所有零花钱买了一套文学丛书，其中有莎士比亚和雨果的作品。她回忆说，那时她躺在床上看着书架，如同看着自己的五十位朋友，而每一本书都是通向一个世界的大门。桑塔格一生寻访各种书店购书，去世前将两万五千册个人藏书转交给了加州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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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塔格十五岁的时候，校长说她的水平已经超过学校的老师，决定提前三年让她毕业，将她送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大学。不久后她转学到芝加哥大学，与她交往密切的教师中有著名批评家肯尼斯·伯克和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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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一天她走进教室听一个关于卡夫卡的讲座。演讲者是社会学教师菲利普·里夫，他在结束时问了她的名字。十天以后他们结婚了。那一年桑塔格十七岁，丈夫年长她十一岁。1951年她本科毕业后随同丈夫迁居波士顿，次年生下了儿子大卫。桑塔格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哲学家马尔库塞曾在他们家住过一年。桑塔格回忆说，那时候她所接触的文化与当代毫无关系，“我的现代性观念是尼采所思考的现代性”。1954年和1955年桑塔格分别获得哈佛大学英语和哲学两个硕士学位，之后在宗教哲学家保罗·蒂利希指导下攻读哲学博士，修完了所有的课程，只差博士论文。1957年她获得一笔奖学金到牛津大学学习，但不满于那里的男权主义习气，很快转到巴黎大学。巴黎的先锋文化艺术使她眼界大开。一年以后她回到美国，丈夫开车到机场接她，还没等到打开车门，桑塔格就对丈夫提出了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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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58年的苏珊·桑塔格，虽然还默默无名，但已经拥有两个硕士学位，领受了十年欧美最优秀的学院文化熏陶，见识了欧洲新锐的艺术探索。作为女人，她已经结婚八年，做了母亲，然后离婚。她经历了这一切，却还不满二十六岁。此时的抉择成为她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抛开了体制化的学术生涯，谢绝了丈夫的赡养费。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执意要在大学世界的安稳生活之外“另起炉灶”。1959年，她带着七岁的儿子、两只箱子和仅有的七十美元移居纽约。在一间狭小的公寓里，她开始疯狂写作。她说，自己像一名身披新甲的武士，开始了“一场对抗平庸、对抗伦理和美学上的浅薄与冷漠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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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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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桑塔格在哥伦比亚大学有过短暂的教学经历，此后一直是独立的自由作家。她发表过十七部著作，其中包括小说、诗歌、随笔评论集、电影和舞台剧本，被翻译为三十二种语言。相对于四十多年的写作生涯，这并不算非常高产。许多人惊叹她的天赋才华，但她说，自己是一个迟缓的作者，一篇几千字的文章常常需要六到八个月才能完成。三十页的文章会有几千页的草稿，因为每一页都要改几十遍。她一直梦想成为小说家，但她早期的小说创作并不特别成功，90年代以后的两部小说《火山情人》和《在美国》较为畅销并获奖。但她对知识界和公众的影响主要来自她的评论与随笔，许多重要篇章最早发表在《党派评论》与《纽约书评》等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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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至1965年，桑塔格相继发表了《关于“坎普”的札记》《反对阐释》《论风格》《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等文章，这使她几乎一夜成名，也使她成为争议的焦点。这并不是因为她开创或发现了一种离经叛道的“坎普”文化，而是她将潜伏已久的“高雅文化”与“流行文化”之间的冲突以最为锐利的方式挑明了、激化了。但还不止如此，桑塔格的独特之处在于她的“双重性”，她既是高雅古典的，又是时尚前卫的，或者说，她是来自精英文化阵营的“叛逆者”。她的文章旁征博引、论题广泛，从康德、尼采和莎士比亚到卢卡奇、卡夫卡、本雅明、艾略特、萨特、加缪、巴特、戈达尔和布列松，不一而足。涉及领域从哲学、美学、文学、心理学到电影、美术、音乐、舞蹈、摄影和戏剧，几乎无所不包。以精英式的博学和睿智的写作反叛精英文化的等级观念，使她成为一个醒目的“偶像破坏者”（iconoclast），同时又是先锋文化的新偶像。这种双重身份对于桑塔格来说并没有多少反讽的意味，因为她所抗拒的正是教条化的等级秩序，正是要打破“高雅与流行”“理智与激情”和“思考与感受”等习惯的疆界——这类观念分野是“所有反智主义观点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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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塔格的广泛声誉有一半是来自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从越战期间的“河内之旅”开始，她一直是美国知识界最为激越的异议之声。她的许多“政治警句”格外富有挑衅性，诸如“美国创立于种族灭绝”、“美国人的生活质量是对人类增长可能性的一种侮辱”以及“白色种族是人类历史的癌症”等。她将“9·11”事件称作“对一个自称的世界超级强权的攻击，是特定的美国联盟及其行动所遭受的后果”。如此评论引起轩然大波，其中《新共和》杂志刊登文章问道：本·拉登、萨达姆和桑塔格的共同之处是什么？答案是：他们都希望美国毁灭。桑塔格对美国政府一贯的激烈批判，以及她对古巴卡斯特罗革命的同情，使人们很容易给她贴上“左翼”的意识形态标签。但她在政治上和她在美学上的作为一样，依据的不是教条的类别标签而是听凭自己内心的感受与判断。她反对美国的全球霸权，但在1993年她几乎是孤独地呼吁，美国和西方国家应该对南斯拉夫的种族冲突进行人道干预，为此她甚至在战火纷飞的萨拉热窝导演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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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左”还是“右”的派系尺度来衡量桑塔格的政治倾向常常会陷入迷惑。桑塔格虽然调整过自己的立场，但她总的倾向是清晰一致的：她始终是独立的、批判性的人道主义者，持久地抗议全球的、国家的和地区性的所有霸权以及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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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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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塔格在四十三岁时曾被诊断患有乳腺癌，只有四分之一存活的可能。但经过三年的强度化疗，医生宣布她痊愈了。对疾病与生命关系的探索，以及对社会疾病的隐喻观念的批判，产生了她后来的两部优秀作品《疾病的隐喻》（1978）以及《艾滋病及其隐喻》（1989）[1]。2004年12月28日，桑塔格在纽约因白血病去世，享年七十一岁。西方主要媒体纷纷发表讣告和悼念文章，予以她各种名号和赞誉：“唯一的明星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英雄”和“最后的知识分子”等。英国BBC称她是“美国先锋派的大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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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塔格自己愿意接受这些名号吗？她生前曾有一位朋友在媒体上赞誉她是“美国最聪明的女人”。她却为这样一种形容感到“羞辱”。“首先，这是如此具有冒犯性和侮辱性，它如此强烈地预设了你所做的事情不适合它所命名的那种类别，即女人。其次，这是不真实的，因为从不存在这样（最聪明）的人。”桑塔格并非无可挑剔。对她的批评与攻击虽然有许多出自偏见与误解，但也不乏正当的质疑。甚至在极端保守派学者的著作（如保罗·霍兰德的《政治朝圣者：寻求美好社会的西方知识分子》）中，也存有值得认真对待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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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桑塔格的文化批评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反对陈词滥调，反对教条的概念，反对类别标签式的见解。20世纪60年代释放出的解放能量如今已经烟消云散，生机勃勃的“坎普”文化最终沦为枯竭的、可怜的流行名词。作为反对现代性教条的“后现代主义”在公共话语中成为一种新的观念教条。保守派失去了尊严，激情派失去了活力，这是何等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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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塔格的审慎早在1964年的文本中就已经留下了印记。她在文章中特别提示了“坎普”与流行艺术的区别，甚至在结尾处关照，“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能这么说”。她曾一再表示，她并不是为了简单地鼓吹现代主义。“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在说，要认真、要充满激情、要觉醒。”她批评美国传媒对“9·11”事件的报道，其批评不仅是政治的，也是智识性的，甚至是美学的。她所憎恶的是电视评论员在“童智化”美国公众。“我只是在说，让我们一起哀悼，但别让我们一起愚蠢。”论及知识分子的身份，桑塔格说自己属于一种“过时的物种”，一种“老派的自由民主知识分子”，但却处在一个对自由和知识分子都没有多少热爱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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