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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的西方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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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里尔克的名句像最低沉的新年钟声，在2018年的尾声中唤起共鸣。人们默想的心事各自不同，感怀的心绪却有相似的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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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之前，《经济学人》在年度展望中预言：“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尽力摆脱政治紧张和技术狂热，2018年将会是刺激神经的一年。”[1]随后，《纽约时报》也有文章预言，“存在一种更深刻、更令人不安的确然性：许多可能非常疯狂的事情将会发生在2018年”，我们正在进入“混沌成为新常态”的时期。[2]正如被告知的那样，欧美各国经历了持续动荡与纷争不断的2018年。辞典网（Dictionary. com）评选的年度词汇是“Misinformation”（误报信息），而牛津词典的选择是“Toxic”（有毒的）。[3]令人沮丧的消息接踵而至，以至于“谷歌助手”适时推出了一项新功能——“告诉我一些美好的事情吧”（tell me something good），鼓励各地人们从日常生活中搜寻微小的好消息，集聚起正面的力量，来驱逐浓重的阴霾。[4]但类似的努力只带来些许短暂的慰藉。12月下旬，《经济学人》发表文章指出，世界各地都弥漫着怀旧情绪，原因则各有不同。发达国家的多数民众感到今不如昔，陷入一种“无所不在的、险恶的衰落感”之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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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西方的没落》出版一百周年的今天，斯宾格勒所激发的文化悲观主义情绪仍然深深困扰着西方社会。“西方衰落论”或许从未衰落，而“历史终结论”似乎已经终结，这曾让旁观者浮想联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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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沌也将成为西方思想的新常态。所有的神话似乎都烟消云散了，积极的公民在愤怒之中，消极的民众非佛即丧。放眼望去，显赫的政要不是好高骛远、幼稚无能，便是独断任性、堕落腐败。每一种宏大理论要么已经死去，要么就在垂危之中。新鲜的话语层出不穷，却如昙花一现，只带来转瞬即逝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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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尔克在同一首诗中还写道，“所有发生过的事物，总是先于我们的判断，我们无从追赶，难以辨认”。是的，最令人惶恐的处境并非动荡与纷争本身，而是深陷其中却无从辨识、无力把握，于是茫然失措。认知坐标的迷失、判断依据的错乱，或许是时代肖像真正阴郁的侧影，而对时代的思考与辨析是“挺住”的一种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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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世界中的思想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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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的世界动荡不安，但这并不是什么新消息。往年如此，来年仍将如此。更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主导阐释框架的瓦解，各种思路形成“范式竞争”的纷乱格局：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是否濒临崩溃？大国竞争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世界是否进入了“新冷战”时代？美国对“高尚国家”联盟的呼吁是一种新的国际战略构想吗？即便你研读了近百篇最有声誉的报刊评论与学术文献，获得的感知可能依然是凌乱不堪。世界局势扑朔迷离，专家学者莫衷一是，成为2018年西方思想的一个显著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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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凌乱的局势中存在一个普遍的消极共识，即主导国际关系的既有秩序已经开始失效。《外交事务》杂志曾对三十二位专家作问询调查，其中有二十六位相当肯定或非常确认“自由秩序处在危险之中”。[6]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感叹，“正在隐退的自由世界秩序既不自由，也不具世界性，而且没有秩序可言”，可以“安息了”。[7]无论将既有秩序的危机归咎于主导者的无能或是“修正派”和“拒绝派”的颠覆，失序的危险已经迫近，冲突和对抗成为国际视野的焦点。“修昔底德陷阱”与“新冷战”等议题应运而生。这两种论述虽有关联，却是相当不同的阐释思路，前者着眼于力量对比来解释冲突的演变，后者则主要基于政体形态来推测对抗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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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为争夺霸权而竞争，难得实现和平的权力转移，往往陷入战争的结局，是谓“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术语在时下的国际评论中颇为流行，被《金融时报》选入“2018年度词汇”系列，但并不是新名词。早在2011年1月，中美两国时任元首在华盛顿会面，《纽约时报》对此发表评论，其中专门介绍了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创造的这一概念，但当时的评论抱有审慎的乐观预期，如其标题所言：“超级大国与后起新贵：有时结局不错”。[8]时隔七年，乐观的基调转为紧迫的危机意识。艾利森的新著使用了相当惊悚的书名《注定一战》，一年之后就出版了中译本。[9]但艾利森并不是主战派，他的警世危言旨在防止大国在竞争的恐惧与误判中落入战争的陷阱。他试图论证，避免陷阱仍然是可能的，虽然在历史上只有四分之一的成功先例，但我们可以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获得有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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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中美两国的竞争而言，艾利森提供的两个现代成功案例都没有多少示范意义。英国能够和平地将国际领导权转交美国，依赖于文化相似性这一相当苛刻的条件，完全不适用于中美关系。正如他自己在书中坦言的那样，“被一个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竞争对手击败是一回事，而被一个价值观迥异的对手超越则的确是另外一回事”。[10]在意识形态相左的情况下，艾利森列举苏联与美国的争霸作为避免陷阱的成功案例。他先后在《国家利益》网站和《金融时报》发表两篇文章，推崇肯尼迪总统在五十五年前的演讲中提出的战略，主张“安护多样性的世界”（the world safe for diversity），这区别于威尔逊总统倡导的“安护民主的世界”（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肯尼迪从来没有放弃他的反共立场，但却愿意“与敌手共存”，从“为民主而战”转向“为守护和平而容忍多样性”，期望不同的政体之间展开和平竞赛，最终让时间来裁决哪一种制度最为可取。这其实也契合了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与“和平共处”）。艾利森认为，肯尼迪这一“深刻的思想”为“当今正在应对修昔底德陷阱的美国和中国提供了线索”。[11]约瑟夫·奈和杰弗里·萨克斯等知名学者也撰文论述肯尼迪演讲对当下的借鉴意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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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肯尼迪的战略思想会对谁有吸引力？当年那场“和平竞赛”以苏联解体告终，这究竟是“有益的经验”还是“惨痛的教训”则取决于解读的视角。何况，今天的守成大国还会有耐心等待半个世纪吗？而崛起大国会甘愿退守次强来取悦霸权大国吗？也许，将昔日的美苏争霸作为当前中美竞争的参照模板根本就是一种误会。对于艾利森来说，价值观冲突是他既无法回避又难以处理的问题。在他的论述中，冷战既是应对陷阱的一个方案（如果能避免升级为“热战”），又是滑向陷阱的险境（如果会使冲突不断激化）。艾利森的核心论旨在于，应当淡化政体与价值观的分歧，通过寻求“共同利益”来达成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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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利益并不是与价值无涉的，也远不只是一些可明确计量的指标（比如贸易逆差）。那种抛开价值理念来谈论“只有永恒的利益”的所谓“现实主义”观点，不仅肤浅而且缺乏真正的现实感。如果利益的定义是对于自身而言的重要益处，那么利益只能在“何为重要之事”的价值框架中才能被塑造和理解，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图景。人类的“共同利益”在根本上无法独立于“共同价值”。搁置价值分歧的权宜之计缺乏可持续的有效性，在高度相互依赖的国际环境下越来越难以维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最终依赖于共同价值的塑造，这是极为艰难的事业，需要付出巨大的耐心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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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美国已经失去耐心了——这是10月4日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试图发出的信号，一个明确而危险的信号。彭斯认为，美国曾相信中国在向世界开放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自由国家”，但这种天真的希望落空了。在他看来，中国对美国的挑战不只限于经贸和技术领域，而且指向其价值理想。他明确表示，特朗普政府将不再继续以往的宽容放任政策，决意强硬地回应中国的挑战，以此“捍卫我们的国家利益和最珍视的理想”。[13]彭斯讲话的强硬基调也是美国对自身挫折感的反弹。他所谓“乐观的希望”实际上是寄希望于中国在开放进程中发生“和平演变”。但四十年过去了，这个希望越来越渺茫。显然，西方政界与思想界的许多人士误判了中国的发展方向，他们低估了中国政府捍卫自身政治事业的抱负与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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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事务》杂志3/4月号发表《重估中国》一文，作者是奥巴马总统任期时的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和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伊利·拉特纳。文章检讨了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失误，承认这种政策基于一个错误的深层信念，即“美国的力量和霸权能够容易地将中国塑造为美国所期望的扩大”，而结果却是“美国的期望与中国的现实之间差距不断扩大”。两位作者最后建议，一种更好方案的起点是美国以“新的谦逊”来看待自身改变中国的能力，既不寻求孤立和削弱，也不试图去转变中国，而是将政策立足于对中国更为现实的设想。[14]《外交事务》随后在7/8月号刊登专辑“美国误判了中国吗？”，包括王缉思、芮效俭、范亚伦（Aaron Friedberg）和约瑟夫·奈等多位学者，针对《重估中国》一文就美国的接触政策展开辩论，坎贝尔和拉特纳最后予以回应。学者之间仍然存在分歧。芮效俭指出，接触政策未必是在寻求以美国的形象来塑造中国，而是有其现实主义维度，对促进美国的利益是有所成效的。约瑟夫·奈认为，言称接触政策无法转变中国的观点，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检测。[15]这一议题还引起了《国家利益》等杂志的后续讨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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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具有接触与围堵的双重性，在交错展开中时常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接触政策失效，因为和平演变希望渺茫；而围堵战略不再可能，因为中国已经全面进入西方经济体系的内部。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不只带有明显的围堵倾向，而且将反击从贸易纷争扩大到文化与政治领域，这令人回想起丘吉尔1946年3月的“铁幕演讲”，因此被一些评论家称为“新铁幕演讲”。随后，围绕“新冷战”的辩论再度成为焦点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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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冷战”（也被称为“冷战2.0”和“第二次冷战”）并不是新术语。早在1998年，美国外交家、围堵战略的倡导者乔治·凯南就将“北约东扩”视为“新冷战的开始”。此后近二十年间，“新冷战”的讨论主要围绕俄罗斯对欧美的挑战及其可能前景，尤其在2014年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的事件中成为热点。而近年来，“新冷战”的议题也开始针对中国。2018年，《国家利益》杂志在5/6月号发表长篇文章《美国对阵俄罗斯与中国：欢迎来到第二次冷战》，作者迈克尔·林德是“新美国”智库的联合创始人，也是许多著名报刊的撰稿人。[17]他从地缘政治、历史、外交、军事、经济和技术等多个角度全面分析了第二次冷战的可能，得出两个核心论点。首先，“第二次冷战的深层原因，是第一次冷战后美国寻求全球霸权，遭到了中国人与俄罗斯人的抵抗”；其次，“如果美国的胜利要被界定为达成美国的全球霸权而不顾他们的抵抗，尤其是中国的抵抗，那么美国将在第二次冷战中被打败”。林德认为，美国不可能实现那些“新冷战勇士们”谈论的目标，包括让中国接受美国在东亚的永久军事支配，接受由美国及其盟友（而没有中国参与）制定的世界贸易的各种规则，让俄罗斯默许北约在俄边界地带的永久存在，让俄罗斯将克里米亚归还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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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德在文章最后提议，美国应当放弃全球霸权的目标，转向谋求新的全球“暂行协议”（modus vivendi），具有鲜明的多元主义和实用主义取向。在地缘政治方面，重新承认被放弃的“势力范围”划分，是缓解大国冲突更为有效的方式；而在经济方面，“取代华盛顿共识的不是北京共识，而是经济多元主义”。如果双边主义和“微多边主义”（minilateralism）符合更多国家的经济利益，那么抛弃为全球经济制定单一规则的方案也不足惜。林德认为，将美国利益等同于创造和维护“美国治下的世界和平”（Pax Americana）是愚蠢的，既会遭到对手的抗拒，也不会得到盟友的支持，“只有平衡自身的资源和承诺，美国才能够引领世界从新的冷战回到新的‘冷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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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德的文章为“新冷战”勾勒出相对完整的轮廓，并提出了逆全球化背景下应对大国冲突的实用主义策略。而许多论者则质疑“新冷战”概念本身的恰当性，这种质疑有显而易见的论据。旧的冷战已经结束，解体的“苏联阵营”不可能重新集结，经济高度一体化的世界也不可能分裂为两个相对自足、彼此对抗的经济体。此外，除了美国之外，也没有国家热衷于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念。简而言之，在政治、经济、地缘和世界观意义上全面对抗的两大阵营不复存在，因此“新冷战”是一个时代错置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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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旧冷战的模式不可能重现，但“新冷战”成为受人关注的议题并非毫无缘由。政体形式与思想观念的竞争并没有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告终，所谓“冷战思维”也不会轻易淡出。美国感到自身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经济与科技的新势力，而且嵌入了强有力的国家意识形态。被美国视为国际秩序的“修正派”势力正在有力地阻击它所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进程——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大西洋国家构建的“自由秩序”，逐步向全球扩展。当下，困于挫败感的美国尚未形成完整的应对战略，但新的国际议程可能已经在谋划之中，这一点也并非毫无踪迹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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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G20峰会刚刚结束后，便赶到布鲁塞尔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发表讲话。[18]他强调，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并不意味着放弃美国的领导作用，“恰恰相反，秉承我们伟大民主制的最出色的传统，我们正在集结全世界的高尚国家（noble nations）来建立一个新的自由秩序，防止战争并为所有人实现更大的繁荣”。整个演讲的主旨是改造“自由国际秩序”，因为原有的秩序已经失效。何以失效？演讲中有两个段落值得注意。他声称，“在冷战结束后，我们听任这个自由秩序开始受到侵蚀”，因此“某些坏分子（bad actors）利用我们缺乏领导力的机会为他们自己谋利，这是美国退却（retreat）所产生的恶果。特朗普总统决意逆转这个局面”。在此，蓬佩奥委婉地将部分责任归咎于美国几位前任总统。所谓冷战后的“听任”是暗指从克林顿到奥巴马执政时期的姑息放任政策，实际上导致了美国的“退却”，出现了“缺乏领导力的机会”，才让“坏分子”有了可乘之机。于是，蓬佩奥完全颠倒了外界的普遍印象：特朗普政府不是放弃而是真正担负起了强有力的领导角色，逆转以往软弱无力的“退却”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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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的自由秩序”依据所谓的“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蕴含价值标准和利益诉求的双重性，方法是清理门户与排斥异端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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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以民族国家主权为核心，以双边主义方式重新谈判国际协议，放弃运转失灵的国际机制。“国际机构必须有助于促进合作，从而支撑安全和自由世界的价值观，否则它们就必须被改造或被取消。”因此，“本届政府将合法地撤出或重新谈判过时的或者有害的条约、贸易协定，以及其他不符合我们主权利益或者我们盟国利益的国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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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排斥和压制“违规者”，“当条约遭到破坏时，违规者必须受到反击，条约必须得到修改或被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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