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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死亡与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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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有大量的著作文章论述“自由主义的死亡”。这已经不再让人惊慌失措或欣喜若狂（取决于你的立场），反倒会令人不胜其烦。不是吗？这些年类似的死亡通知早已不绝于耳，难道这次的修辞更加情真意切？也许，自由主义只是奄奄一息垂而未死，必须紧急抢救使之复活，或者应当不断诅咒让它尽快死透（仍然取决于你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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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杂志Aeon在6月底发表题为《自由主义的多次死亡》的文章，作者丹尼尔·科尔和奥勒利安·克拉优图是印第安纳大学的法学教授和政治学教授。[48]作者对谷歌收录的三千多万本图书做出词频分析，发现自由主义的最初死亡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在进入20世纪时又多死了几次，“而自1920年之后就几乎一直连续不断地死亡”。相比之下，威权主义似乎从不死亡，而保守主义只是偶然死亡，那么为什么“自由主义会如此频繁而持续地被宣告死亡”？作者指出，“自由主义”的词义含混不清，也不是统一融贯的政治理论，还可以用来指称不同的治理体制，包括法国的重农学派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放任自由主义（libertarian）的“守夜人国家”、罗斯福新政、德国秩序自由派的“法秩序国家”等。有学者研究发现了近三十种自由主义的不同定义。由于这种内在的多样性，一种自由主义的没落或消失可能不会牵连其全部理论的命运。比如，在废除福利国家的同时，法治立宪、自由市场和个人权利自由仍然可能存留。新自由主义者（neoliberals）会为此叫好，但进步主义自由派则将此视为现代自由主义的严重颓败。由此看来，自由主义具有法律、政治、经济和道德（或宗教）等多种支柱，其中个别支柱的损毁不足以倾覆自由主义的整个大厦，这就给任何宣告自由主义死亡的人造成了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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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具有内在多样性的自由主义家族也分享了一些基本原则。文章指出，自由主义者几乎都同意，个人的改善与社会的进步都是可能的，方式是通过培育亚当·斯密所说的“道德情操”，依照科学方法将理性应用于证据。他们相信制度结构（社会建立的宪制法律规则和政策）总是实验性的，也基于人类可错性（fallibility）的假设，主张自由主义需要一种反意识形态的开放、谦逊和宽容品质（虽然做得并不总是到位），认真对待对话和尊重分歧的意义重要性。作者认为，自由主义百年来的进步是非常可观的：在自由世界“许多生活中‘极大之恶’，包括奴隶制、赤贫、失业、基于种族和阶级的法律差异以及宗教歧视，已被消除或极大地缓解”。但弊端和问题也持续存在。自由主义者有远大抱负，但自由社会的现实永远无法企及理想。其中一个原因是自由主义蕴含着多种彼此冲突的目标（比如，更大的个人自主性与更充分的平等之间存在冲突）。“由于这种内在紧张，自由主义携带着自我破坏的种子。”虽然获得了种种进步，但自由主义的成就总是局部的、暂时的和不完善的。而成功本身也是一个暧昧不清的概念。康德有“人性的曲木”之说，那么自由社会的成员要期待高于局部的成就便是不恰当的。文章最后写道：“自由主义与我们对它感受的疑虑如影随形，这些疑虑应当促使我们留意甚至赞美自由主义的批评者指出的它的真正缺陷。”但我们不必去理会那些“宣告整个自由主义规划已死或存在致命缺陷”的先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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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主义总是比乐观主义显得深刻，更不用说在令人悲观的时期了。《当下的启蒙》是2018年初出版的新书，作者是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49]这部“为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辩护”（副标题）的著作展示出相对乐观的人类发展图景，延续和发展了其《人性中的善良天使》（2011）的主题，虽然在当下有些反潮流的意味，但是引起了相当热烈的反响，公开发表的书评有一百六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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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启蒙》获得主流报刊的盛赞以及比尔·盖茨等社会名流的力荐，同时也引起许多批评，其中最为尖锐的回应来自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他在《新政治家》杂志发表的书评题为《未被启蒙的思考：平克令人难堪的新著是献给慌乱自由派们的一份虚弱的布道词》。[50]这并不令人意外，格雷多年前对《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就发表过讥评，称之为“和平的妄想”，认为平克论证的人类变得更少暴力的观点完全是“一派胡言”（nonsense）。平克当时就和格雷有过交锋，两人争执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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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当然不是这部新著唯一的批判者。平克将“理性、科学与世俗人文主义”作为启蒙的主轴，遭到“以偏概全”的批评，许多评论者指出启蒙运动有内在的多样性，启蒙思想家有些不是科学人文主义者，其中有宗教信徒，也有种族主义者。而且，平克塑造的启蒙传统排除或淡化了卢梭和马克思的影响，让许多人无法接受。有几位学者特别不满于他对尼采断章取义的引用。还有批判者质疑他对启蒙运动的赞颂，因为启蒙“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种族主义、奴隶制、帝国主义与种族灭绝”。另有一些批评针对平克宣扬的进步主义观念。社会变得越来越好的看法似乎违背许多人的当下感受：气候变暖，毒品滥用，校园枪击，特朗普现象，英国脱欧，民粹主义……凡此种种，似乎意味着“启蒙的终结与进步的逆转”。与此相关的批评是针对平克使用数据的严谨性，他选择了支持自己论点的有利数据，而忽视了一些不利的证据。还有一些批评认为平克没有看到启蒙运动的自我瓦解倾向，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都是科学和理性“进步”的产物，最终可能会毁灭启蒙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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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平克在网络杂志Quillette上发表了一篇长达万言的回应文章，集中对以上这些典型的批评意见一一作答。[51]实际上，这些批评并不新颖，一直是启蒙与反启蒙之间常见的对立观点，也有启蒙内部多样性之间的分歧。平克承认启蒙可以有多种阐释，他完全没有想要垄断对启蒙的阐释权，而是提供一种言之有理的阐释，而且在他看来是对当下最有启发性的一种启蒙传统。平克与他大部分批评者（包括格雷）之间的分歧，在当初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之间就已经发生。今天的争议也可以视为延续了启蒙家族内部经久不息的争论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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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倾向于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严肃的智识努力都不应当回避启蒙传统存在的复杂问题，也需要直面（作为启蒙运动重要遗产之一的）自由主义的当代困境。9月15日出版的《经济学人》在纪念创刊一百七十五周年的时刻，在封面上呈现了一份“复兴自由主义的宣言”，开篇有两页长的《宣言》（作为导言），随后是正文《为21世纪再造自由主义》，长达十页（一万多字），并附有五十种参考文献。[52]正文有六个部分，包括对自由主义的概论、市场经济问题、移民与开放社会、福利与征税、世界秩序，以及最后对集结起来重振自由主义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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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中指出，《经济学人》在一百七十五年前创刊时，就致力于推动自由主义——“一种对个体尊严、开放市场和有限政府的普遍承诺，以及一种依靠辩论和改革带来人类进步的信念”，而不是如今美国大学校园中流行的左翼“进步主义”，也不是法国时评人构想的右翼“极端自由主义”。令人忧虑的是，“自由主义造就了现代世界，但现代世界正在背离自由主义”。如果要复兴自由主义的活力，必须反省它失去活力的多种成因。在社会经济方面，需要反省自由主义崇尚的“优绩制”（meritocracy）竞争对造成贫富差别与社会固化的影响。在文化方面，需要检讨“身份政治”的局限，在正当回应族群歧视的过程中，没有防止它演变为“宗派愤怒”的倾向。在国际与地缘政治方面，自由派也没有拿出足够的智慧和勇气来捍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同盟和自由制度体系。在政治上，当政的自由派已经变得越来越保守，倾向于维持现状，而完全忘记了自由主义最初的激进立场。针对当下的潮流，《经济学人》仍然相信自由主义理念的力量，因此发表了一份自由主义复兴的宣言，这是“一种为了人民的自由主义”。正文在最后引用了创刊人詹姆斯·威尔逊对这份杂志的承诺：展开“一场在推进前行的智性与阻碍我们进步的无价值的胆怯无知之间的严酷竞争”，相信这种竞争会最好地服务于自由主义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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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万言书很像是“关于自由主义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列举自由主义的辉煌业绩和伟大历史进步，同时严肃对待当下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困境，并为21世纪自由主义的再造提出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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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探索与政治正确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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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身体与人格特征究竟是由先天的遗传因素决定的，还是在社会文化的环境中养成的？这种非此即彼的提问方式本身是错误的。所谓“先天”对“养成”（nature vs. nurture）的争论由来已久，但学术界很少有人信奉“基因决定一切”的极端立场，也没有人会完全否认遗传因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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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种族（race）之间有先天的智力高下之分，是种族主义的观点，但这种言论出自詹姆斯·沃森之口则相当令人困扰。沃森被誉为“DNA之父”（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1962年获诺贝尔奖，还曾主持“人类基因组项目”，是蜚声世界的生物学家。在2007年他就因发表“他们（黑人）的智力与我们（白人）不同”等言论，引起舆论哗然和学界抨击，最终他为此公开道歉，随后从他工作了四十年的冷泉港实验室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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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完成了纪录片《解密沃森》的制作。[53]在12月中旬发布的预告片中，沃森对于被人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似乎流露出轻蔑态度，引人关切。新年第二天纪录片正式播出后，沃森在访谈中明确重申了曾遭批评的观点——“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平均智商存在差异”，并将此归因于“基因差异”。十天之后，冷泉港实验室发表声明，谴责沃森“误用科学为偏见辩护”，宣布解除他所有的荣誉头衔（包括名誉主席、荣休教授和名誉董事）。[54]在其官方推特发布的这项声明之下，很快出现了几百条读者留言。[55]令人吃惊的是，绝大多数评论对沃森表示同情，许多人提出了一个貌似有理的质疑：沃森的观点可能在政治上不正确，但如果在科学上是真实的呢？难道科学真理应当屈从于政治正确的管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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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铿锵有力的质疑，有一种斩钉截铁的回应，即沃森的这种观点首先在科学上是错误的（虽然他是一位科学大师），因为在生物学意义上，种族类别（白人、黑人、黄种人等）并不存在，这早已是学术界的普遍共识。[56]许多人误以为不同的肤色表达了种族之间显著的群体基因差异，但肤色差异并没有这种代表性。基因差异主要存在于个体之间，但差异性高低完全不对应所谓的种族分类。比如，一个人与种族内部某个成员的基因差异，很可能超过与种族之外某位成员的差异程度。社会生活中使用的种族分类，是文化和政治塑造的概念（所谓“社会建构”），并不具有对应的生物学依据。这是目前生物学和人类学界的主流观点，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证据支持，也有许多相关的科普作品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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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生物学真相与政治正确从此就能和谐共处了吗？未必。哈佛大学教授大卫·莱克微妙地发出了一种不和谐的“噪音”，可能“软化”了斩钉截铁的正确答案，激起广泛争议。莱克年仅四十五岁，已经在遗传学领域做出许多重要贡献（包括2010年领导研究团队，发现了几万年前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杂交的证据），位列2015年《自然》杂志“十大重要科学人物”。他不仅在专业上出类拔萃，在政治上也持进步主义立场，曾公开反对沃森的种族主义言论。这样一位“又红又专”的年轻科学家，何以会触及政治正确的敏感神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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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莱克的科普新著《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如何到达这里》，阐述“古人类DNA与人类过往的新科学”。[57]同时3月23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了其中节选的片段，题为《现代遗传学时代的“种族”》（网络版标题为《遗传学在如何改变我们对‘种族’的理解》）。[58]文章开篇阐明了一个共识，即从基因的视角来看，人类群体之间非常相似，不存在足够的差异来支持“生物学意义的种族”概念，因此，“种族是一个‘社会建构’，是一种随时间和国家变化的人群分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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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话锋一转，认为这种“共识”慢慢转变为一种“正统”（orthodox）：“在依照当今种族标准来分类的人群之间，平均遗传差异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在论及任何有意义的生物学特性时，这些差异可以忽略不计。”这种正统观点进一步要求我们，应该“对人群之间遗传差异的任何研究保持忧虑”，因为这种研究（无论动机多么良好）都会被置于“滑坡”之上，导致各种“关于生物差异的伪科学论述”，它们曾被用于合理化奴隶贸易、优生学运动和纳粹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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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克试图挑战这种正统观点，却是以相当审慎和微妙的方式，这使得文章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他反复强调“种族”这个概念在生物学上没有意义（在用“race”一词时，几乎都冠以引号），而且以自己最新的研究发现举例，所谓“白人”绝非衍生于远古以来就存在的一种人群，而是四种有差异的古代人群的混合，彼此的差异程度如同今天的欧洲人与东亚人。实际上，莱克整本书最突出的论旨是，古人类DNA研究证明，自后冰川时代的人类大扩张以来，任何地方的人群基因都发生了多次巨变。因此，人类本质上是混血的（mongrel），任何“纯种”观念都是幻觉，“寻求回归神秘纯洁性的各种意识形态都是对硬科学的公然违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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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莱克认为不应当回避研究不同人群（populations）之间的遗传差异。他明确反对一种流行的误解：由于人类来自共同的祖先，人群相互分离的时间不久，不足以在自然选择压力下形成重要的遗传差异。“但这不是事实”，“东亚人、欧洲人、西非人和澳大利亚人的祖先（直到最近为止）几乎完全相互隔绝了四万年或更长的时间，足以让进化力量发生作用”。人群之间的遗传差异不仅客观存在，而且会影响某些遗传疾病、特定的身体性状甚至行为和认知能力在人群之间的概率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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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克文章的两面性呈现内在张力：否定生物学的“种族”概念，但承认“人群”之间的遗传差异，那么“人群”不会成为“种族”隐秘的代名词吗？展开这种遗传学研究，不只限于疾病防控，而且拓展到行为与认知领域，不会让种族主义话语“借尸还魂”吗？这当然会激发知识分子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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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社会学教授詹妮·里尔多集结全球六十六名学者（其中包括几位生物学家，以及社会科学、历史、法律、人类学领域的学者），3月30日在BuzzFeed网站上发表一封联署公开信《如何不去讨论种族与遗传学》。[59]公开信赞赏了莱克对沃森的批评，但指出他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有严重的误导倾向，他误解了人们对生物医学研究的批评中所表达的关切。公开信指出，遗传变异并非不重要，但“并不遵循种族界限”，并强调应当汲取历史的教训，对于人类遗传变异的研究会以很多方式被误解和滥用。随后《纽约杂志》《国家》《科学美国人》《大西洋月刊》等相继发布文章，有支持者赞赏莱克的严谨态度和科学勇气，有反对者指责他不过是“科学种族主义的一个最新例子”。相关的争议延伸到加拿大、欧洲多国，以及韩国和印度的报刊媒体。[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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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看来，绝大多数回应和评论都没有超出莱克本人的视野和论述水平。尤其是那篇来势汹汹的联署公开信，不过是用莱克自身观点的一面来攻击另一面，并以断章取义的引用（去掉原文中“种族”一词所带有的引号），将莱克所用的人群概念等同于种族概念，然后教导他，不能用人群差异来支持种族的概念，而这本来就是莱克明确强调的观点。莱克认为，即便发现人群之间的平均遗传差异，也可以控制其不利的政治文化影响，正如人类的男女两种性别之间存在基因差别，我们仍然可以言之有理地倡导和推进两性之间的平等。从性别平等之中，我们可以获得启发来处理如何平等地对待人群之间的差异。但公开信完全不顾莱克引入性别差异的语境与论证取向，挑剔说对男女性别的划分也要非常谨慎，因为这会压制几百万“非男非女”的另类性别人口。这种完全错失了对方要点的批评很难说是正当的，更像是政治正确敏感性的竞赛。公开信发表在BuzzFeed这份从商业小报努力向严肃刊物转型的网站上。莱克没有回应，其他报纸也没有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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