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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民主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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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术界对民主问题的研究，以往偏重于所谓威权政体向民主转型及巩固的条件与困境等问题，但近十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转向对“成熟民主国家”自身的反思。在2017年的思想界，“西方民主的危机”成为格外突出的议题，并带有鲜明的现实关切，两次重要的学术会议都明显体现了这一趋势。耶鲁大学10月6日举办的会议以“民主政体何以崩溃？”为题，邀请了十多位著名的政治理论家，着眼于讨论两个问题：导致民主退化或瓦解的关键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是否可能在当今的美国产生同样的效应？会议全程的视频随后在YouTube网站上发布。[31]斯坦福大学在11月3日、4日召开两天的会议，主题是“全球各种民粹主义对于民主的威胁”，二十五位政治学家参与会议，主办方在网上公布了全部的会议论文。[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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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衰退成为这两次会议共同关切的焦点议题。在斯坦福大学召开的会议上，民主理论的权威学者拉里·戴蒙德在论文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进入了“民主错乱的新时期”（The New Era of Democratic Distemper），其以三个趋势为标志。首先，民主的衰退已经蔓延到核心的自由民主制国家，特别是欧洲和美国。自“民主第三波”开始以来，这是第一次出现对发达国家的民主前景产生严重质疑。其次，整个世界的政治光谱向威权主义一端明显偏移，核心民主国家中非自由势力的兴起，新兴民主国家中有些已经逆转为威权政体，而俄罗斯、埃及和伊朗等威权国家中威权主义的倾向更为坚固。最后，越来越多的专制政体以强大的威权国家为楷模，在“另类选择”的激励下逐渐摆脱了民主化的压力。这三种趋势造就了“意识形态的反叙述”，即“民主已经过时，它导致混乱和停滞，而集中化的权力才是进步的通途”。这种论调日益高涨，正在催生一个新的“威权主义的全球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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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提交的论文题为《民粹主义与身份》，其就民粹主义的兴起提出了身份与经济的复合解释（从中也可以预见他在即将出版的《身份》一书中的观点）。身份的特征之一是对“承认”（recognition）的要求，即对内在自我或集体自我的尊严要求“主体间的承认”。这种要求“使身份政治具有内在的政治性，因为承认主要是通过政治行动获得的”。他认为，许多被归为经济范畴的现象实际上源自人们对身份和尊严的关切，因此很难将这两种因素拆解开来。人们对“经济正义”或“同工同酬”的要求往往不是出于对资源本身的关切，而是因为“资源是地位和尊严的标志”。单纯的经济学解释放弃了这个面向，这种局限性由来已久，是因为忽视了柏拉图所谓的“血气”（thymos），“这是人类心智的一部分，要求承认一个人的尊严”。在近年的政治选举中，那些支持特雷莎·梅、特朗普和勒庞等人的核心选民并不是经济上最为穷苦的底层，这些人更支持传统的左翼政党。而民粹主义政治家的支持者来自中下阶层，在收入分配的五等分结构中处于中间三层。他们并不是饥饿的群体，也并非在经济上无路可走，但在技术变革和全球化的冲击下，他们经历了“相对社会地位的巨大损失”，而且担心自己的处境每况愈下，落入下层阶级。因此，“经济关切在当代民粹主义政治中会以身份的形态来展现”。福山的解释蕴含着一个推论：如果这些选民“更多地关切身份而不是经济问题”，那么他们就未必会被传统的左翼经济政策吸引，也不一定因为民粹主义政客未能兑现其经济许诺而背弃他们。这意味着要克服民粹主义的挑战，我们“需要一种语言和一套实际的措施来正面应对身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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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民问题上，福山也试图以集体身份的视角提出更为复杂的分析。他认为有必要检讨当下流行的批评意见——将民粹主义者的反移民倾向简单地归咎于种族主义、仇外情绪、族裔偏见或无知。这些驱动因素确实存在，但还存在其他几种可能的原因需要辨别。民粹主义的支持者或许并不反对移民本身，而是出于法治的理由反对非法和不受控制的移民；可能担心移民难以同化，无法融入主流文化，甚至抵触和改变主流文化的价值；可能担心移民增长的节奏和速度过快，由量变导致质变；可能担心移民享受的福利待遇远远超过他们对税基的贡献（这在欧洲一些高福利国家是更严重的问题）；还有些选民的关切出于党派立场，担心自己反对的党派获得移民选票的可能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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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民主衰退的成因存在多种解释，既有经济因素，也有社会文化因素。在耶鲁大学会议的报告中，著名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普热沃尔斯基指出，中产阶级丧失对未来的信心是一个重要原因。在过去两百年中，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信念是财富不断增长，一代更比一代强。但现在这个信念被动摇了。1970年，美国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中有90%认为自己比父辈年轻时的生活质量更好，而到201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50%。1980年以来，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基本停滞，现在有64%的欧洲人和60%的美国人认为下一代的生活会比自己更差。1973年之前，生产率与工人收入的增长几乎是同步的，此后便开始明显脱节。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导致了“阶级妥协”的瓦解。人们对现有体制缺乏信心，政治与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使边缘党派和候选人有了可乘之机。而美国的社会分歧与政治极化越来越严重，达到了1820年来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使得两大政党的中间力量失去了民众动员力，最终破坏了政党体系的稳定作用。普泽沃斯基认为，特朗普只是这些政治危机的征兆而不是其根源，在他任期结束之后，同样的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但他也指出，目前美国民主危机的形态是“恶化而不是崩溃”。这种危机也曾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麦卡锡主义肆虐以及尼克松执政的时期，而政治制度最终克服了这些危机。但过去并不能确保未来，对于当下的危机，真正可行的应对方案尚未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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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的青年政治学者亚沙·芒克在发言中指出，民主社会实际上还没有经受过长期经济停滞的考验。经济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收入多少，还与人们的相对获得感与相对剥夺感有重要关联。如果目前经济停滞的趋势再持续二三十年，那么民主体制可能就会崩溃。在身份政治的问题上，许多人转向种族认同可能存在相当复杂的原因。如果相信美国人口中有那么多人是种族主义者，这就是一个种族主义的社会，那么我们就会陷入无能为力的绝境。但如果种族意识在某些条件下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就需要建立某种联合来创造这些条件。美国已经是一个多元族裔的社会，在族群身份的冲突中，仅仅揭露非正义和歧视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用积极的建设性来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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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呼声：从布拉格、巴黎到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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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患是思想的内在品格，但各种立场的思想者都深感危机迫近，这是时代精神的征兆。2017年先后在布拉格、巴黎和波士顿发布的三份公开宣言，是当下政治风云与文化纷争的缩影，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试图提出自己的诊断、分析与期望，并集结起来以群体性的呼声介入公共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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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民主复兴呼吁书》在5月发布，由来自全球的六十多位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发起（最后有两百多位签署者），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爱沙尼亚前总统伊尔韦斯，波兰政治家与知识分子米奇尼克，埃及政治学家艾姆尔·哈姆扎维，以色列政治学家什洛莫·阿维内里，法国哲学家莱维，英国思想史家加顿艾什，美国政治学家拉里·戴蒙德、福山、威廉·加尔斯顿和黎安友等。[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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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书开篇写道，“自由主义民主正受到威胁，所有珍惜它的人都必须来捍卫”。这种威胁既来自外部的威权主义势力，也来自新兴和成熟民主国家的倒退。这种内外交困的局势，侵蚀着人们对民主价值的信念，动摇了对民主体制功效的信心，使民主进程遭受了历史性的停顿，并可能使民主在“逆转浪潮”中陷入崩溃的危险。“民主的支持者们必须联合起来制止这一退缩，为民主的道德、思想和政治的复兴事业结成一个新的联盟。”新的民主战役的出发点是“重申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激励了两百多年来现代民主的发展，“植根于对人之尊严的信仰，并坚信自由主义民主是最能够维护这种尊严并使其蓬勃发展的政治体制”。捍卫民主的价值并不是“纯粹理想主义的事业”，而是体面的、包容性的社会的先决条件，是整个社会和经济进步的框架，也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础。呼吁书构想的“新的民主复兴联盟”，是充当振兴民主理念的道德和思想的催化剂，通过展开一场有原则、有觉察力、有激情的“理念之战”，来改变当前的思想和文化氛围。“没有借口沉默或无所作为。在这个民主岌岌可危的时代，我们不敢依靠安全的幻想。目前的危机为民主动员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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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自由主义倾向的呼吁书很难说有多大的感召力，至少保守派阵营对“时代的危机”有着不同的理解与回应。10月7日，欧洲十名保守主义倾向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以九种语言同时发布一份联署的《巴黎声明：我们可以信靠的欧洲》，签署人中包括英国政治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爵士，法国宗教思想史家莱米·布拉格和波兰哲学家、政治家理夏德·雷古特科等，他们感受到的危机是“欧洲在幻象、自欺与意识形态的扭曲中，正在将自身的文明遗产挥霍殆尽”，他们出于“对欧洲精神与想象的共同关切”而聚集到一起，撰写了这份声明，其核心论旨是抨击“虚假的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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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欧盟致力于建构的欧洲，是一个“掩盖在伪宗教普世主义情感下的金钱与法规的帝国”，虽然自诩为“普世共同体的先驱”，但实际上“既不是普世的，更称不上是共同体”。他们呼吁重建“真正的欧洲”，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其基础是民族国家体制和基督教传统奠定的价值原则。这种在民族国家相互承认主权的基础上展开的自由交往，形成了“多样一体”（unity-in-diversity）的欧洲，这才是“欧洲文明的标志”。这份欧洲遗产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必然的，因此需要付诸努力和斗争来捍卫。这份声明坚持某些传统的价值立场，包括对文化等级的维护、对家庭和社群团结的重视。他们认为，欧洲未来的威胁并非来自俄罗斯的冒进或穆斯林移民，而是“虚假的欧洲”的幻象与欺骗，包括欧盟的技术官僚、放任的多元文化主义、价值虚无主义和文化的商业化。声明最后呼吁，“拒绝那种无国界的多元文化世界的乌托邦幻想”，“重申民族国家的主权，恢复对欧洲未来的共同政治责任的尊严”。这份声明表达了欧美文化战争的一种保守主义立场，与自由派的布拉格呼吁形成对比，但双方都是新形势下的老调重弹，都没有在主流舆论界引起显著的反响。[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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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奉基督教传统的思想取向未必保守和排外。11月20日，三百多名基督教神学家聚集在波士顿老南教会（Old South Church），共同签署了《波士顿宣言：对美国基督徒的呼吁》。[35]他们是出席美国宗教学会（AAR）和圣经文学学会（SBL）年会的部分与会者。宣言的发起者以身披麻布、额涂圣灰的传统仪式，谴责美国福音派等宗教保守势力滥用和扭曲圣经教义，敦促他们悔过自新。这份宣言具有悲愤的基调——对权势者性侵犯的愤怒、对陷入“白人至上论”歧途的福音派的愤怒，要求忏悔作为美国原罪及其延续之罪的种族主义。基于这种愤慨，宣言表示：“我们承诺追随耶稣走上代价巨大的门徒之路，为卑微者、失败者和被遗弃者寻求正义。我们宣告，在今天追随耶稣，意味着从我们信仰的最深处发起抗争，反抗贫穷、经济剥削、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一切形式的压迫。”宣言的宗旨是要求遵循和践行“爱你的邻人一如爱你自己”的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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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的主要发起者之一、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副院长帕梅拉·莱特西博士指出，真正的福音教义与当今保守派圈子中“兜售”的东西相当不同，在宗教和政治意义上都相差甚远。“我们聚集于此，因为耶稣教导‘爱我们的邻人’，因为我们拒绝让那些人借基督教之名来支持对女性的虐待，对移民关闭国门以及让连篇累牍的谎言常态化。”[36]谴责仇恨、召唤博爱是这份宣言的核心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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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性侵运动与女性主义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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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刊将2017年度人物授予“打破沉默者”（The Silence Breakers），向控诉和反抗性侵犯与性骚扰的社会运动致敬。封面刊登了五位女士的合影，她们勇敢打破沉默、公开陈述自己遭受性侵扰的经历。照片还包括只露出手臂的“第六个人”，据杂志主编介绍，这代表着许多匿名的指控者，迫于压力与风险无法暴露身份，但愿意分享自己的遭遇。演员艾希莉·贾德是哈维·韦恩斯坦最早的指控者之一，她对韦恩斯坦的指控成为这场运动的导火索。10月中旬，演员艾莉莎·米兰诺在推特上发出倡议，邀请曾遭受性侵的受害者们以“#MeToo”（我也是）作为状态更新的标签，以唤起社会关注。在短短几周内，这个标签在社交媒体上的使用率达到五百万次，从而触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社会运动，许多国家都开始了自己的“#MeToo”运动，法国则创造了自己的特色标签，称之为“拱猪”运动（#Balancetonpo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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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孤立分散的受害者及其支持者通过社交媒体结成广泛的联盟，各大主流媒体迅即呼应，声势浩大的舆论鼓舞了更多的受害者提出指控。到12月中旬，美国政界、演艺界、传媒界以及商业和企业行业中，至少有九十八位（其中有一位女性）知名人士受到公开的性侵指控，他们大多被解雇或被迫辞职。12月7日，受到性骚扰指控的联邦参议员艾尔·弗兰肯宣布辞职。12月12日，肯塔基州的州众议员丹·约翰逊召开新闻发布会否认媒体曝光的性侵指控，随后于次日早晨开枪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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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性侵扰的公开行动在美国大约有二十六年的历史，“#MeToo”最早是2006年由黑人社会活动家塔拉纳·伯克发明和传播的标签，但从未形成像今天这样广泛和强劲的社会运动，它不仅挑战了位高权重的施害者，也促发了意识与观念的变革。在《华尔街日报》10月的一项调查中，49%的男性受访者表示，有关“#MeToo”的新闻报道促使他们更认真地思考自己对待女性的行为。[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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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是性骚扰的“重灾区”，也处在反性侵风暴的中心。《纽约客》的资深记者达纳·古德伊尔最近发表文章《好莱坞可能改变自己的方式吗？》，报道了“后韦恩斯坦时代”正在展开的严厉“整治”（remediation）行动。[38]目前好莱坞的整个风气正在发生剧变，“零容忍”政策冲击着惯常的言谈举止，所有场合使用的语言（包括在餐馆向人问候的方式）都会受到影响。一位性骚扰问题调查员表示，一旦接到举报，他们会“即刻”（不是过几天或一周，而是立即开始）展开调查。与此同时，整治行动也在清算历史旧账，现在已基本完成。那些被指控者的照片已从墙上取下，他们的名字会被从捐赠的建筑物上抹去，电影在替换演员之后重拍，网上图书馆的相关资料会被撤下，电影被搁置。这位调查者说，“与被告者的任何关联，现在完全是有毒的，经过一波波的清除，然后是苏联式的抹除（erasure）”。的确，那些曾经盛气凌人的施害者必须受到应有的惩处，但清除历史的做法不免让人发生警觉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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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如何对待有性侵问题的作者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凯文·史派西已被逐出第六季《纸牌屋》，新电影《金钱世界》删除了他的全部镜头，在更换演员补拍后刚刚上映。那么如何处理已经发行的作品呢？是否应当禁映甚至销毁伍迪·艾伦以及（尤其是）罗曼·波兰斯基的电影？在学术界也有同样的问题。贝卡·罗斯菲尔德在《高等教育纪事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存在一些重要甚至经典性的学术作品，其作者的性操守堪忧甚至不可接受，他们本人应当受到谴责或惩处（如果仍然在世），但“赞颂思想”要与“赞颂人生”脱离。基于作者的道德操守来查封他们重要研究的做法可能是有害的。[39]无论如何，这场运动再度触发了一些令人困扰的难题：社会正义是否要求文化的道德清洗？这会损害艺术与学术的自由以及历史记忆的完整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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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场运动对政治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指出，身陷性丑闻是罗伊·摩尔在亚拉巴马州联邦参议员补选中落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有调查显示，亚拉巴马州选民的党派分歧远比性别差异更为显著：共和党的女性选民仍然有90%投票支持摩尔（只比其男性选民低2%），她们相信摩尔的性侵行为属实的比例也仅比男性选民高4%，且比民主党男性选民低40%。另有研究指出，就性别政治问题而言，两党极化趋势的驱动要素不是性别本身（男性或女性）而是性别立场（是否相信男女应当平等）。10月，皮尤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于“这个国家对女性权利的伸张走得还不够远”这一陈述，在民主党男性中的支持者要比共和党女性中的支持者高出31%。这意味着“民主党并没有变成女性的党派，而是正在成为女性主义者的党派”。[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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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场社会运动都会有支持者和反对者，“#MeToo”运动也不例外。争议很快就出现了（虽然明显的反弹到2018年初才开始）。值得关注的意见不是来自保守派阵营的抨击，而是自由派甚至女性主义内部的批评。11月22日，在线杂志Quillette发表了四位女性学者和作家（包括杂志主编）的批评意见。12月18日，英国左翼网刊Spiked汇集了十三位女性知识分子的异议。这些作者都坚持男女平等以及反性侵的立场，但对“#MeToo”运动的发展趋势感到忧虑甚至强烈的不满，简要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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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运动目前的趋势可能在女性主义内部导致一种文化转向，“从女性的赋权（empowerment）目标，转向赋予女性受害者的地位”。最令人不安的倾向是运动演变为一种“告解的竞争”——“一个女人的证言越可怕，她可能从网上姊妹那里获得的同情就越多。”沉默多年容忍施害者逍遥法外、现在才站出来的指控者们赢得了欢呼，被誉为“女英雄”和“强大的女性主义者”，而那些提倡并做到了当即明确有力地拒绝侵扰，并快乐地继续自己生活的众多女性，现在却被嘲讽为“受害人的责难者”。在当下的风潮中，好像愿意充当受害者才是唯一“正确的女人类型”。将女性视为脆弱的受害者，而不是胜任公共生活的行动者，使受害成为武器，固化女性的脆弱性，挫伤女性的适应力，这是从以往取得胜利的女性进步事业中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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