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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登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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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斯诺登，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三十岁的电脑技术员，在2013年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他当选了《卫报》的年度人物，在《外交政策》评选的“2013年引领性全球思想者”的榜单上位居榜首，在《时代》周刊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列第二（仅次于弗朗西斯教皇），并获得了德国“检举者奖”等多个奖项。斯诺登的“棱镜门”事件，接续了三年前“维基解密”（Wikileaks）造成的风暴效应，对美国内政外交政策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冲击，同时也引发了热烈的公共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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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人权日（12月10日），五百六十二位著名作家（包括五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全世界三十家媒体同步发表一份呼吁书，题为《为数字时代的民主建立准则》，就斯诺登揭露的大规模政府监控问题，要求展开全球性的反监控运动，捍卫公民的自由权利：“我们呼吁所有国家和公司尊重这些权利，我们呼吁所有公民站出来捍卫这些权利，我们呼吁联合国承认在数字时代保护公民权利的至关重要性，并制定数字权利的国际公约，我们呼吁各国政府签署并遵守这项公约。”目前这份呼吁书已经征集到两万个支持者的签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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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呼吁书和大量的公共讨论聚集的焦点议题是公民自由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两者都是正当而重要的政治目标，但彼此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紧张。在西方社会的政治传统中，公民对自由与隐私权极为敏感，为国家安全而牺牲个人自由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9·11”事件以及后续的一系列恐怖主义袭击严重冲击了西方社会的安全感，突出了安全问题的优先性。近十多年来，政府以反恐为由逐步扩张和强化了对公民的监控，公民也比以往做出了更多的让步，接受了某些对公民自由的新限制。但这种趋势是否已经走向极端，越过了适度平衡的界限，以至于威胁到立宪民主政体本身？斯诺登事件再次触及这个敏感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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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8月3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自由丧失的十年》，指出“反恐战争仍然笼罩着美国，但美国应当恢复其最为珍视的某些价值”。斯诺登和布拉德利·曼宁（Bradley Manning）都不是争取自由的完美代表，他们泄露了自己曾宣誓要保守的秘密而触犯了法律。但他们的作为也表明，美国在安全与自由的权衡中仍然过多地倾向于前者。国家安全局（NSA）的行动照理说应受到“国家安全法庭”的审查，但这个法庭是秘密操作的，美国公众无从知晓它如何裁决，也就无法提出质询，而知晓秘密的政客也不能够公开讨论他们的关切。文章指出，除非这个法庭能对公开的质询开放，否则司法功能就可能成为行政机构的附庸，无法发挥制衡的作用。情报机构的运作可能影响个人自由，但民主政体需要将这种影响置于制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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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在原则上并非不可解决，公民可以通过民主秩序来决定两者之间的平衡——愿意牺牲多少自由来换取多大程度的安全，并通过立法和司法机构来监管行政机构的作为。但这里的悖论是：情报工作要求的机密性如何可能服从民主政治要求的透明性？英国《卫报》是最先披露“棱镜门”事件的媒体，其主编艾伦·拉斯布里杰在《纽约客》上发表长文，回顾了事件的始末，也讨论了媒体在事件中面临的困境：“你怎么可能将某种必须保密的事情与某种必须被公开讨论的事情相调和？”在此，《卫报》做出了艰难的选择：他们顶住了来自安全部门的压力，决定公开报道，因为他们获得的证据显示，“在过去十年间，美英两国政府展开紧密合作，试图将所有人置于某种形式的监视之下”。拉斯布里杰认为，将这种境况的严重性告知公众是媒体的责任。与此同时，《卫报》也兼顾安全考虑而精心选择和编辑所披露的具体内容。文章还介绍了斯诺登对自己泄密动机的解释，“你认识到，这就是你帮助建造的世界，这个世界在下一代会变得更糟，下一代人将延伸这种压制性体系的能力”。斯诺登深切感到，对于诸如“棱镜计划”这样的项目，法庭与国会的监管与制约功能已经失去了效力，所以他才铤而走险诉诸媒体和公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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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知识分子和法学家都极度怀疑目前对情报系统的监管是否能够奏效。英国上诉法院前法官斯蒂芬·塞德利爵士在《伦敦书评》上发表文章，指出立宪民主的三权分立制正面临严峻的考验。如今许多民主国家的安全机构有能力越过国家其他的分支机构，来行使一种自主的权力：“获得让自身利益优先于个人权利的立法，支配行政的决策，将反对者封锁在司法程序之外，免于公众监督而自由行事。”[11]加图研究所的一份政策报告认为，“斯诺登事件”应当让人们重新思考美国政体的基本原则。早在美国立国初期，詹姆斯·麦迪逊在围绕宪法的争论中曾告诫人们，缩减人民自由的方式不只是通过暴烈而突然的篡夺，更多的是通过“那些掌权者逐渐而静悄悄的侵蚀”。[1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叛国者”斯诺登被许多人视为维护美国立国原则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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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登事件”也显示，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带来了人们始料未及的政治后果。一方面，各国政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收集、监控和分析情报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情报汇集的网络化，任何一个终端用户都有可能越权进入更高层的机密，使得泄密成为防不胜防的隐患。《卫报》的主编带着嘲讽描写那些前来干预的政府人员（他们要求捣毁那些储存了来自斯诺登的信息的电脑），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游戏已经变了，“那种让他们获得了能监视千万人生活的‘全景眼’的技术，实际上也是不可能控制或围困的技术”。新技术赋予了国家巨大的新权力，而同样的技术也增加了在其内部的个体抵制的能力。[13]也许，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个人没有隐私，政府没有秘密”的透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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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真相：在必胜与失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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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结束之后的最初几年，西方社会普遍陶醉于“民主的胜利”。进入21世纪以来，在经历恐怖主义袭击和金融危机的重创之后，关于自由民主制度的悲观论调逐渐压倒了当初的乐观自信。2013年，反思民主的议题再次成为热点，其中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大卫·朗西曼的新著《信心的陷阱》十分引人注目。[14]作者先后在《高等教育纪事报》和《卫报》上发表两篇文章，表达了他独特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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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是民主国家的“不祥之年”，有“斯诺登事件”的波澜，也有美国政府“停摆”的恐慌。而在应对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的问题上，奥巴马、卡梅伦和奥朗德都束手无策，最后是普京站出来解决问题。普京在《纽约时报》发文，谈论“成熟的政治才能”优越于“民主的反复无常”，这不只是在羞辱西方政客，而是在对民主制度进行嘲讽。随之而来的是西方政客们难以抑制地对“独裁者的羡慕”：不用顾忌太多选民的纷乱要求或者国会的压力，“独裁者”能够当断则断，有效地行使领导权。西方的政客和民众未必真的愿意生活在非民主的体制下，但他们总希望民主制能有一些决断力。以眼下的种种困境来看，自由民主制真的有所谓的优先性可言吗？朗西曼的著作考察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今天民主陷入危机的历史”（著作的副标题），指出在西方现代政治思想史上，“民主失败论”比“民主必胜论”更为普遍和流行。“羡慕独裁”的论述反复出现于20世纪的历史。1915年10月，当英国在土耳其战败，丘吉尔被视为平庸之才，远不如专制政体选拔的“重量级选手”鲁登道夫。到了1917年，英明果断的列宁似乎也让举棋不定的威尔逊总统望尘莫及。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看上去都是具有决断力的领袖，相形之下，民选的政治家是优柔寡断的“可怜侏儒”。这种恐慌一直延续到冷战时期，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末里根执政的白宫中，人人传阅着一部出自法国知识分子的灰暗著作《民主何以衰亡》……然而，“羡慕独裁论”的反讽在于它是反历史的。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民主显示出比独裁更强的优越性：“更好地应对了任何政治体制都必定会面对的最为严重的危机。”民主政体赢得了多次战争，并从历次经济灾难中获得复苏，适应了各种环境的挑战。而独裁者恰恰是因为能够一意孤行地决断行动，最终才会犯下灾难性的错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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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西曼论证民主的长期优势并不是要为浅薄的“民主必胜论”背书。相反，他指出民主的困境在于“信心的陷阱”，即胜利时刻“无根据的自满”，危机之中“无益的急躁”。如何走出在自满与急躁之间反复摇摆的困境？朗西曼邀请人们重温几位被严重误解的思想家，包括托克维尔，以及20世纪的凯南、哈耶克和福山。他们从来不是“民主必胜论”者，而是民主的警策论者。他们彼此不同却共享着一个特征：在失败感蔓延的急躁中，他们提醒民主的长期优势；而在公众普遍自满的时候，他们发出“悲观”的警告：“民主政体并没有从其长期优势中获得正确的经验，因为它们变得疏忽和傲慢，而不是更为强健和聪慧。”但这些思想家对于民主复杂的关切与焦虑往往被淹没，并让位于“民主最终胜利”的口号。公众的口味偏爱“胜利的神话”或者“灾难将至的寓言”，但民主的真相既不是注定成功，也不是注定失败，不如说“民主的成功总是可能打开通向过度自信和自满的失败之门”。[16]《美国利益》12月发表福山的文章《美国政治制度的衰退》[17]，这篇文章选自他即将出版的著作《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似乎为朗西曼的论点提供了一些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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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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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上映的传记片《汉娜·阿伦特》，由德国著名独立制片人玛加蕾特·冯·特罗塔导演（也是1986年传记电影《罗莎·卢森堡》的导演），以阿伦特对艾希曼审判的报道风波为主线，在艺术院线获得相当好的票房并受到许多评论者的赞誉，也激发了知识分子重新回顾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激烈争论。焦点问题仍然是：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的判断正确吗？以所谓“恶之平庸”来把握这名纳粹高级军官的暴行恰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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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人文教授马克·里拉在《纽约书评》上连续发表两篇长文，评论了多部与“纳粹大屠杀”相关的电影和书籍。[18]在《阿伦特与艾希曼：新的真相》一文中，里拉对这部传记片的某些艺术品质予以赞赏，但批评它的情感性叙事基调不适宜大屠杀这样的主题，随后他指出了影片“最严重的问题”——关于真相。表面上这部电影是关于寻求真相（真理），但它实际的主题并不是忠于真相本身，而是“忠于你自己”。如导演所言，阿伦特是一个“对自己关于世界的独特视野保持忠实的”典范。但里拉认为，这个故事赞颂了一个思想家为自己立场辩护的勇气，但“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立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阿伦特若还健在也会不得不承认”。里拉的批评很明确，阿伦特当初的判断是错误的。最近十多年以来的相关研究和文献表明，艾希曼并不是一个罪恶机器上平凡的“齿轮”或者简单服从、无力思考的官僚，而是主动、积极和自觉地参与并影响了纳粹的种族灭绝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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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被捕之前艾希曼藏匿于阿根廷，在这期间他写了长达五百页的回忆录，并接受了一名纳粹同情者的长篇采访（原始的采访录音被挖掘出来，转录文本长达几百页）。艾希曼在大段的独白中骄傲地谈论自己“为了我的血液和我的人民”去消灭“这个世界上最狡诈的人群”，责备自己“应当做得更多”，并为“总体灭绝的想法未能全部实现”而感到遗憾。由此可见，艾希曼是一个“狂热的纳粹”，而“恶之平庸”只是外表和掩饰。里拉认为，阿伦特写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有两个不同的动机。一是公允地处理所有造成“终极解决”的因素和成分，并理解它们如何影响了施暴者和牺牲者。在这个主题上阿伦特是一位先驱，当初她受到攻击的许多观点如今已成为学者的共识。另一个动机是她想要提出一个解释模式，使那场暴行成为可理解的，并使判断成为可能，但阿伦特在这方面是失败的。她被艾希曼的面具所欺骗，受制于自己的思想先见前提，加上海德格尔的影响（本真性、匿名的大众，作为机器的社会以及被现代哲学抛弃的“思”），最终使她的判断走向了一种“过度复杂化的简单化”（overly complicated simplification）。[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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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伯科威茨是巴德学院的政治学副教授，担任阿伦特研究中心的学术主任。他致书《纽约书评》，对里拉的文章提出两点批评。首先，里拉像许多人一样误解了“恶之平庸”的概念，阿伦特的要点是将可怕的暴行与艾希曼的无能力（从他人视角）思考相对照，“平庸”指的是艾希曼其人，是他“无言的浅薄”，而不是他犯下的恶。其次，阿伦特当时已经掌握了部分（大约八十页）艾希曼的回忆录与访谈资料，而这些证据支持了她的判断。我们应当摆脱人云亦云的流行误解，重新认真对待阿伦特的论证。里拉对此做出回应。他指出，阐释“恶之平庸”的概念一直是个难题，但阿伦特主要将艾希曼描述为一个“符码”，一个资质平庸（未完成高中学业）的“无目标的人”，认为他“完全没有动机”，也“从未认识到他的所作所为”，这是阿伦特的著作留给大多数读者的印象，这与新文献证据所揭示的那个自觉自愿的“狂热纳粹”形象相当不一致。阿伦特当时掌握的只是相关文献的极小一部分。如果认定阿伦特掌握了充分的证据，而且认定她考虑了这些证据之后才得出艾希曼“从未认识到他的所作所为”的判断，就会让阿伦特“显得更为愚蠢，甚至超过她最尖刻的批判者所以为的程度”。伯科威茨的这种辩护会适得其反。实际上每个人都会犯错，连阿伦特钟爱的圣奥古斯丁也是如此。[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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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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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是西方知识界持续关注的议题。从8月开始，《新共和》杂志为此展开了一场辩论，主要参与者分别是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教授史蒂芬·平克和《新共和》文学部主编利昂·维塞提尔。这场三个回合的讨论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相关文章被收录到杂志的年度最佳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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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克在《科学不是敌人》一文中指出，启蒙时代的许多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关注科学的最新发展，甚至提出自己的科学理论（包括休谟、笛卡尔、洛克和康德等），而当代的人文领域完全改变了这种传统。虽然几乎每个人都欢迎科学带来的好处，但科学进入人文领域却遭到了很深的怨恨。比如，在宗教研究中运用科学推论，就会遭到严厉的反驳，断言“科学不适宜介入这一最重大的问题”。他坚持认为科学并不是反宗教的，但又主张“科学要求我们与宗教的意义及价值观念彻底决裂”，因为科学的发现表明，“所有传统宗教和文化的信念体系——它们关于生命起源、人类和社会的各种理论——在事实上是错误的”。科学的闯入者常常被指控为陷入了“决定论、化约论、本质主义、实证主义，甚至（最坏地）被称为某种‘科学主义’的东西”。平克对这些攻击感到不满，他热切呼吁，科学不是人文的敌人，人文学者应当理解我们时代的科学，就像洛克和柏拉图熟知他们时代的科学一样。他同时声明，科学不能代替人文学科，但人文需要科学的新知。[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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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塞提尔的反驳文章题为《反人文罪》，副标题是“如今科学想要侵入人文学科，别让它得逞”。在他看来，科学在知识中的位置问题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科学在道德、政治和艺术中居于何处，不能由科学说了算。”人类生存有多种不同的领域，也有研究这些领域的多种学科，其间的差异是决定性的。而平克之类的“科学化论者”（scientizers）否认这种无可更改的差异性，认为它们只是表象的差异，更深层的解释是相同的——就是科学的解释，而“这种根本的相同性就是科学主义的假定”。他们无视这些领域的差异和边界，“要逾越这些边界，为了将所有这些领域都纳入某个单一领域，纳入他们的领域”。他们不是多元论者。他们否认对自然世界与对人类世界的研究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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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的第三轮对话中，平克重申，他从未主张科学能取代人文，而是相信有可能寻求“对人类事务的综合性理解”，在其中，科学知识并不是取代而是有助于人文学科，但这种综合理解的可能性“对于维塞提尔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同时，他以自己的研究为例，表明人文知识也有助于科学研究的进展。他批评维塞提尔坚持要让科学待在原地别动，而将重大的问题都留给哲学，这是一种谬误。的确，我们不应该混淆事实陈述与逻辑的或概念的或规范的命题，但命题陈述的类别并不是学科之别。科学并不是一系列经验事实的罗列，哲学也从不局限于非经验问题。“科学的潜力是让人文学术的思想工具丰富充实和多样化，而不是消除它们。”而科学应当居于何处也不是由维塞提尔决定。好的想法可以来自任何源头，而评价的标准是其说服力，而不是“职业帮派”。维塞提尔在最后的回应中承认，科学与人文的交流在一定条件下是有益的，但他坚持认为维持彼此的疆界同样重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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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网站介入了评论。网站邀请了塔夫茨大学的著名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对这场对话做出评论。丹尼特在回应中对维塞提尔的观点和文风予以尖锐的批评。他认为，的确有一些过度自信的科学家，缺乏对哲学和人文艺术的精致理解，冒失地讨论重大问题。但应对这种冒失闯入的建设性方式，是“协力教育他们，而不是宣告他们越界了”。而最好的一批“科学化论者”（平克是其中之一）比许多鄙薄他们的人文教授更了解哲学，也更能够中肯而细致地作出论证。复兴人文学科的最佳方式是向闯入者学习，并重新习得对（曾经与科学分享的）真理的尊重。[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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