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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真相：在必胜与失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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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结束之后的最初几年，西方社会普遍陶醉于“民主的胜利”。进入21世纪以来，在经历恐怖主义袭击和金融危机的重创之后，关于自由民主制度的悲观论调逐渐压倒了当初的乐观自信。2013年，反思民主的议题再次成为热点，其中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大卫·朗西曼的新著《信心的陷阱》十分引人注目。[14]作者先后在《高等教育纪事报》和《卫报》上发表两篇文章，表达了他独特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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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是民主国家的“不祥之年”，有“斯诺登事件”的波澜，也有美国政府“停摆”的恐慌。而在应对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的问题上，奥巴马、卡梅伦和奥朗德都束手无策，最后是普京站出来解决问题。普京在《纽约时报》发文，谈论“成熟的政治才能”优越于“民主的反复无常”，这不只是在羞辱西方政客，而是在对民主制度进行嘲讽。随之而来的是西方政客们难以抑制地对“独裁者的羡慕”：不用顾忌太多选民的纷乱要求或者国会的压力，“独裁者”能够当断则断，有效地行使领导权。西方的政客和民众未必真的愿意生活在非民主的体制下，但他们总希望民主制能有一些决断力。以眼下的种种困境来看，自由民主制真的有所谓的优先性可言吗？朗西曼的著作考察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今天民主陷入危机的历史”（著作的副标题），指出在西方现代政治思想史上，“民主失败论”比“民主必胜论”更为普遍和流行。“羡慕独裁”的论述反复出现于20世纪的历史。1915年10月，当英国在土耳其战败，丘吉尔被视为平庸之才，远不如专制政体选拔的“重量级选手”鲁登道夫。到了1917年，英明果断的列宁似乎也让举棋不定的威尔逊总统望尘莫及。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看上去都是具有决断力的领袖，相形之下，民选的政治家是优柔寡断的“可怜侏儒”。这种恐慌一直延续到冷战时期，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末里根执政的白宫中，人人传阅着一部出自法国知识分子的灰暗著作《民主何以衰亡》……然而，“羡慕独裁论”的反讽在于它是反历史的。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民主显示出比独裁更强的优越性：“更好地应对了任何政治体制都必定会面对的最为严重的危机。”民主政体赢得了多次战争，并从历次经济灾难中获得复苏，适应了各种环境的挑战。而独裁者恰恰是因为能够一意孤行地决断行动，最终才会犯下灾难性的错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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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西曼论证民主的长期优势并不是要为浅薄的“民主必胜论”背书。相反，他指出民主的困境在于“信心的陷阱”，即胜利时刻“无根据的自满”，危机之中“无益的急躁”。如何走出在自满与急躁之间反复摇摆的困境？朗西曼邀请人们重温几位被严重误解的思想家，包括托克维尔，以及20世纪的凯南、哈耶克和福山。他们从来不是“民主必胜论”者，而是民主的警策论者。他们彼此不同却共享着一个特征：在失败感蔓延的急躁中，他们提醒民主的长期优势；而在公众普遍自满的时候，他们发出“悲观”的警告：“民主政体并没有从其长期优势中获得正确的经验，因为它们变得疏忽和傲慢，而不是更为强健和聪慧。”但这些思想家对于民主复杂的关切与焦虑往往被淹没，并让位于“民主最终胜利”的口号。公众的口味偏爱“胜利的神话”或者“灾难将至的寓言”，但民主的真相既不是注定成功，也不是注定失败，不如说“民主的成功总是可能打开通向过度自信和自满的失败之门”。[16]《美国利益》12月发表福山的文章《美国政治制度的衰退》[17]，这篇文章选自他即将出版的著作《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似乎为朗西曼的论点提供了一些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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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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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上映的传记片《汉娜·阿伦特》，由德国著名独立制片人玛加蕾特·冯·特罗塔导演（也是1986年传记电影《罗莎·卢森堡》的导演），以阿伦特对艾希曼审判的报道风波为主线，在艺术院线获得相当好的票房并受到许多评论者的赞誉，也激发了知识分子重新回顾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激烈争论。焦点问题仍然是：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的判断正确吗？以所谓“恶之平庸”来把握这名纳粹高级军官的暴行恰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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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人文教授马克·里拉在《纽约书评》上连续发表两篇长文，评论了多部与“纳粹大屠杀”相关的电影和书籍。[18]在《阿伦特与艾希曼：新的真相》一文中，里拉对这部传记片的某些艺术品质予以赞赏，但批评它的情感性叙事基调不适宜大屠杀这样的主题，随后他指出了影片“最严重的问题”——关于真相。表面上这部电影是关于寻求真相（真理），但它实际的主题并不是忠于真相本身，而是“忠于你自己”。如导演所言，阿伦特是一个“对自己关于世界的独特视野保持忠实的”典范。但里拉认为，这个故事赞颂了一个思想家为自己立场辩护的勇气，但“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立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阿伦特若还健在也会不得不承认”。里拉的批评很明确，阿伦特当初的判断是错误的。最近十多年以来的相关研究和文献表明，艾希曼并不是一个罪恶机器上平凡的“齿轮”或者简单服从、无力思考的官僚，而是主动、积极和自觉地参与并影响了纳粹的种族灭绝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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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被捕之前艾希曼藏匿于阿根廷，在这期间他写了长达五百页的回忆录，并接受了一名纳粹同情者的长篇采访（原始的采访录音被挖掘出来，转录文本长达几百页）。艾希曼在大段的独白中骄傲地谈论自己“为了我的血液和我的人民”去消灭“这个世界上最狡诈的人群”，责备自己“应当做得更多”，并为“总体灭绝的想法未能全部实现”而感到遗憾。由此可见，艾希曼是一个“狂热的纳粹”，而“恶之平庸”只是外表和掩饰。里拉认为，阿伦特写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有两个不同的动机。一是公允地处理所有造成“终极解决”的因素和成分，并理解它们如何影响了施暴者和牺牲者。在这个主题上阿伦特是一位先驱，当初她受到攻击的许多观点如今已成为学者的共识。另一个动机是她想要提出一个解释模式，使那场暴行成为可理解的，并使判断成为可能，但阿伦特在这方面是失败的。她被艾希曼的面具所欺骗，受制于自己的思想先见前提，加上海德格尔的影响（本真性、匿名的大众，作为机器的社会以及被现代哲学抛弃的“思”），最终使她的判断走向了一种“过度复杂化的简单化”（overly complicated simplification）。[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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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伯科威茨是巴德学院的政治学副教授，担任阿伦特研究中心的学术主任。他致书《纽约书评》，对里拉的文章提出两点批评。首先，里拉像许多人一样误解了“恶之平庸”的概念，阿伦特的要点是将可怕的暴行与艾希曼的无能力（从他人视角）思考相对照，“平庸”指的是艾希曼其人，是他“无言的浅薄”，而不是他犯下的恶。其次，阿伦特当时已经掌握了部分（大约八十页）艾希曼的回忆录与访谈资料，而这些证据支持了她的判断。我们应当摆脱人云亦云的流行误解，重新认真对待阿伦特的论证。里拉对此做出回应。他指出，阐释“恶之平庸”的概念一直是个难题，但阿伦特主要将艾希曼描述为一个“符码”，一个资质平庸（未完成高中学业）的“无目标的人”，认为他“完全没有动机”，也“从未认识到他的所作所为”，这是阿伦特的著作留给大多数读者的印象，这与新文献证据所揭示的那个自觉自愿的“狂热纳粹”形象相当不一致。阿伦特当时掌握的只是相关文献的极小一部分。如果认定阿伦特掌握了充分的证据，而且认定她考虑了这些证据之后才得出艾希曼“从未认识到他的所作所为”的判断，就会让阿伦特“显得更为愚蠢，甚至超过她最尖刻的批判者所以为的程度”。伯科威茨的这种辩护会适得其反。实际上每个人都会犯错，连阿伦特钟爱的圣奥古斯丁也是如此。[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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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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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是西方知识界持续关注的议题。从8月开始，《新共和》杂志为此展开了一场辩论，主要参与者分别是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教授史蒂芬·平克和《新共和》文学部主编利昂·维塞提尔。这场三个回合的讨论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相关文章被收录到杂志的年度最佳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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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克在《科学不是敌人》一文中指出，启蒙时代的许多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关注科学的最新发展，甚至提出自己的科学理论（包括休谟、笛卡尔、洛克和康德等），而当代的人文领域完全改变了这种传统。虽然几乎每个人都欢迎科学带来的好处，但科学进入人文领域却遭到了很深的怨恨。比如，在宗教研究中运用科学推论，就会遭到严厉的反驳，断言“科学不适宜介入这一最重大的问题”。他坚持认为科学并不是反宗教的，但又主张“科学要求我们与宗教的意义及价值观念彻底决裂”，因为科学的发现表明，“所有传统宗教和文化的信念体系——它们关于生命起源、人类和社会的各种理论——在事实上是错误的”。科学的闯入者常常被指控为陷入了“决定论、化约论、本质主义、实证主义，甚至（最坏地）被称为某种‘科学主义’的东西”。平克对这些攻击感到不满，他热切呼吁，科学不是人文的敌人，人文学者应当理解我们时代的科学，就像洛克和柏拉图熟知他们时代的科学一样。他同时声明，科学不能代替人文学科，但人文需要科学的新知。[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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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塞提尔的反驳文章题为《反人文罪》，副标题是“如今科学想要侵入人文学科，别让它得逞”。在他看来，科学在知识中的位置问题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科学在道德、政治和艺术中居于何处，不能由科学说了算。”人类生存有多种不同的领域，也有研究这些领域的多种学科，其间的差异是决定性的。而平克之类的“科学化论者”（scientizers）否认这种无可更改的差异性，认为它们只是表象的差异，更深层的解释是相同的——就是科学的解释，而“这种根本的相同性就是科学主义的假定”。他们无视这些领域的差异和边界，“要逾越这些边界，为了将所有这些领域都纳入某个单一领域，纳入他们的领域”。他们不是多元论者。他们否认对自然世界与对人类世界的研究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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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的第三轮对话中，平克重申，他从未主张科学能取代人文，而是相信有可能寻求“对人类事务的综合性理解”，在其中，科学知识并不是取代而是有助于人文学科，但这种综合理解的可能性“对于维塞提尔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同时，他以自己的研究为例，表明人文知识也有助于科学研究的进展。他批评维塞提尔坚持要让科学待在原地别动，而将重大的问题都留给哲学，这是一种谬误。的确，我们不应该混淆事实陈述与逻辑的或概念的或规范的命题，但命题陈述的类别并不是学科之别。科学并不是一系列经验事实的罗列，哲学也从不局限于非经验问题。“科学的潜力是让人文学术的思想工具丰富充实和多样化，而不是消除它们。”而科学应当居于何处也不是由维塞提尔决定。好的想法可以来自任何源头，而评价的标准是其说服力，而不是“职业帮派”。维塞提尔在最后的回应中承认，科学与人文的交流在一定条件下是有益的，但他坚持认为维持彼此的疆界同样重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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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网站介入了评论。网站邀请了塔夫茨大学的著名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对这场对话做出评论。丹尼特在回应中对维塞提尔的观点和文风予以尖锐的批评。他认为，的确有一些过度自信的科学家，缺乏对哲学和人文艺术的精致理解，冒失地讨论重大问题。但应对这种冒失闯入的建设性方式，是“协力教育他们，而不是宣告他们越界了”。而最好的一批“科学化论者”（平克是其中之一）比许多鄙薄他们的人文教授更了解哲学，也更能够中肯而细致地作出论证。复兴人文学科的最佳方式是向闯入者学习，并重新习得对（曾经与科学分享的）真理的尊重。[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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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左派的交锋：乔姆斯基对垒齐泽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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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与齐泽克都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具有十分相近的政治立场。但两人年龄相差二十一岁，中间隔着老左派与新左派的“代际线”，此前从未有过实际的交往或对话。2013年，这两位好战善辩的左翼斗士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交锋，偶有出言讥讽几近羞辱，引起了大量围观。舆论与公众对这场交锋反应各异，有幸灾乐祸的暗笑，有“亲者痛仇者快”的哀叹，也有严肃的思考，试图透过争论的“观赏性”去发掘其深层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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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缘起于乔姆斯基在2012年底的一次访谈，他在答问中抨击齐泽克、拉康和德里达等时尚理论家使用“华丽的术语”，声称他们不过是“装模作样的江湖骗子”。他表示，自己对这类理论完全不感兴趣，因为在他们的著作中“根本没有什么理论”，找不到“可以推演出结论的原理，在经验上可检测的命题”，也找不到什么东西超出了“能在五分钟内向一个十二岁孩子解释清楚”的水平，并指名道姓地说“齐泽克是此类理论家的极端范例”。[25]2013年6月，这次访谈的视频被公布于YouTube网站，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热烈讨论。一周之后，另一段视频在网上公布，这段视频取自齐泽克7月在伦敦会议上发言的问答部分。齐泽克在表达了对乔姆斯基“深深的敬意”之后，从两方面抨击了后者“政治分析的经验主义”。首先，乔姆斯基本人没有达到自己宣称的经验主义标准，齐泽克甚至说“我还不认识一个人比乔姆斯基在经验上错得更频繁”；其次，经验主义方法本身是有局限的，在列举了乔姆斯基为红色高棉大屠杀背书的例子之后，齐泽克指出，如果离开了意识形态批判，仅仅凭借所谓的经验事实做判断可能会错得离谱。[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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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双方以公开信的方式继续展开辩论。7月21日，乔姆斯基发表题为《妄想家》（Fantasies）的公开信，矢口否认自己当年对柬埔寨的论述有什么经验错误，并认为齐泽克的指控不过是复制了美国政府的宣传论调：着眼于美国的敌人造成的“有价值的牺牲者”，而回避了美国的盟友造成的“无价值的牺牲者”（如东帝汶的受难者）。乔姆斯基坚称，他自己一直投身于揭露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指控他忽视意识形态批判完全是“齐泽克的妄想”。[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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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齐泽克发表了题为《一些困惑的澄清》的长篇回应。[28]他首先澄清自己从不否认经验证据的重要性，并举出自己因为错误引述而道歉的例子，表明自己“对经验事实的尊重”：“一旦我在经验上犯错，我随时准备承认错误。”继而说明自己从未暗示乔姆斯基是[红色高棉]大屠杀的支持者，也举证自己多部作品中对（包括东帝汶的）“无价值的牺牲者”的重视。其次，他批评乔姆斯基没有真正理解“意识形态”这个术语的意思，也未能意识到他自己立场的意识形态背景。实际上，我们无法依据冰冷坚固的事实就能“客观地”分辨（比如）“有价值的”与“无价值的”牺牲者。即便看似最为客观的分析，也总是涉及一系列隐形的偏见、假设和背景过程。乔姆斯基“忽视了意识形态如何运作，也忽视了他对事实带偏见的处理方式的可疑性质，这导致他经常会犯下他指责其对手所犯的错事”。最后，齐泽克分析了乔姆斯基何以会采用“全然蔑视的攻击”的缘由，指出这不是由于政治立场（在这方面彼此的差异极小），而是源自不同的知识类型：“我们之间的冲突……不过是所谓大陆哲学与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之间无尽争斗的一个新篇章。”黑格尔、海德格尔、德里达等都无数次受到过同样的责难：“非理性、空洞的装模作样，玩弄华丽的语词”。乔姆斯基的批判并不鲜见，引人注目的只是他“盲目的残暴”。而齐泽克坚持主张，大陆哲学的传统虽然晦涩，但在其“思想模式的核心有着自身的理性，包括尊重经验数据”。为了把握我们今天的复杂困境，应当借助各种大陆传统——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到法国的“解构”。但乔姆斯基在处理大陆思想时，他的心智功能是否就像十二岁的孩子一样，“没有能力将严肃的哲学思考区别于空洞的装模作样与玩弄空洞的词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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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哲学教授彼得·汤普森和美国批判理论教授约书亚·克洛弗都对这场交锋作出了评论。汤普森在《卫报》发表的文章，主要辨析了双方分属的不同知识传统，特别是在理解“实在”问题上的形而上学与经验论的分野。[29]而克洛弗刊登在《国家》杂志上的文章聚焦于政治分析，指出乔姆斯基与齐泽克同处于反抗资本主义的阵营中，前者具有无政府主义的反帝倾向，而后者怀抱着“大写的共产主义”，仍然闪烁地向往“中央组织”与政党。但在今天针对“垂而不死”的资本主义的多样化斗争中，他们可能都过时了。反而是那个（在争论中用作羞辱符号的）十二岁孩子所象征的年轻、叛逆、活力和实践能力，才是新政治的希望。[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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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的争议：巴格沃蒂挑战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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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蒂亚·森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目前任教于哈佛大学；贾格迪什·巴格沃蒂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国际贸易与全球化理论领域的权威学者。他们曾是剑桥大学的同学，也是西方学术界最有影响的两位印度裔经济学家。两人年纪相仿，如今都是约八十岁的年迈之士。他们出现严重的分歧多少有些出人意料，而巴格沃蒂论战的激烈言辞更令人吃惊。争论的核心是关于印度应当采用何种经济政策。[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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