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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下的新“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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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金融危机如海啸般从美国波及全球，对西方思想界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各种新的“终结论”席卷而来，如新自由主义的破产、“美国世纪”与全球化的终结、资本主义体系正在走向灭亡……由此，一场思想争论的风暴正在兴起。无论是倍感兴奋还是心怀忧虑，许多欧美知识分子都试图探讨这场危机更深层的意义：它是否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根本矛盾？是否预示着某种历史巨变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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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7月发表的《新自由主义的终结？》[1]一文被广泛转载，他批评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辩护者力图将对市场失灵的谴责转向政府的失误”，但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与政治上造成的危害是明确无疑的。斯蒂格利茨断言：“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一直是为特定利益服务的一种政治教条，它从未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也没有获得历史经验的支持。”美国《新闻周刊》在10月发表雅各布·韦斯伯格（著名网站Slate主编）的文章，宣告“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2]作者指出，自由放任主义的辩解者给出了种种复杂的解释，却回避了一个更简洁、更有说服力的解释，那就是金融崩溃证明了其意识形态的失败。自由放任主义者在思想上是幼稚的，他们难以接受市场可能是非理性的、可能会误判风险、可能会错置资源。他们看不到金融体系如果没有强劲的政府看管和实际干预，那就是在制作“灾难的处方”。韦斯伯格声称，自由放任主义“破产了，而这一次将不会有救”。然而，著名学者、芝加哥大学法学教理查德·爱泼斯坦持有不同观点，他在福布斯网站发表回应文章[3]，认为韦斯伯格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批评是粗糙的，完全无视其精微之处。他试图澄清，坚持“有限政府”的自由放任主义者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仅强调市场竞争的好处，也深知非对称信息、公共产品以及囚徒困境所造成的挑战。困难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政府管制，而是什么样的管制才是适当的。爱泼斯坦认为，韦斯伯格的指控过分强调了市场失灵，却低估了政府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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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资本主义未来前景的判断，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显得更为谨慎。他在《资本主义会有前途吗？》[4]一文中分析指出，人们在谈论“资本主义的终结”时，似乎忘记了它曾经历过的历史危机，在20世纪80年代少数国家才开始复苏。对许多欧洲人来说，资本主义被简单地看作放任的“自由市场”，但资本主义也意味着开放与彻底创新。的确，“资本主义造成了破坏和不确定性，但我们不应该忽视这枚硬币的另一面”。资本主义在激发企业家创新和消费者热情方面是独一无二的，而其最大的成就在于将工作转变为挑战、解决问题、探索和发现。尽管2008年世界经济充满挑战，费尔普斯相信，“对那些重视创新的国家，明智的建议是保持资本主义”。新的“终结论”热潮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是把握了深刻的历史动向，或许（如二十年前的“历史终结论”一样）不过是过眼云烟的喧哗。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资本主义灭亡的丧钟曾几度敲响，这一次会不同于以往吗？也许，一切宣告“终结”的论断现在仍然为时尚早而失之草率。但无论如何，金融危机再度发出了强有力的警告：“自由市场经济”必须考虑自由的限度及其政治与社会后果。正如哈贝马斯在11月接受德国《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所指出的那样：“我的希望是，新自由主义议程不再因其表面价值被接受，而是会被悬置起来。让生活的世界听命于市场指令的整个方案要接受严密的审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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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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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角逐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并最终获胜，成为当年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也引起了知识界的热烈反响。《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这场大选更深层的意义在于恢复美国人民的自尊。八年以来，美国理想的崇高语词被拙劣无能的政治掏空了意义，这导致了恐惧与失落，也剥夺了美国人的自尊。而奥巴马自始至终都在努力唤起美国人的信心和希望。奥巴马的胜利来自“理念的力量”——美国能够比过去更好，美国能够超越“9·11”之后的愤怒与恐惧。只要相信美国人民基本的正派、文明和判断力，那么就能够铸造新的政治并且获胜。[6]著名左翼学者艾伦·沃尔夫（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在《新共和》上发表文章，认为奥巴马的胜选开启了“美国政治历史的新篇章”——不仅标志着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走向胜利，而且终结了某些共和党政客煽动的“两极化政治”和文化战争。[7]美国作家玛丽·阿拉纳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媒体大肆渲染“奥巴马是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这不仅是不确切的说法，而且是误导性的。在她看来，奥巴马是第一位“双种族的”和“二元文化的”（biracial and bicultural）总统，而这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他是种族之间的桥梁，是宽容的象征，是必须抛弃“严格种族分类”的信号。[8]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劳伦斯·却伯曾是奥巴马的老师。他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对民主政治的激情与幻灭，而四十年之后又在奥巴马身上看到了民主政治的新希望。[9]左翼刊物《异议》在大选结束不久组织专题讨论，十多位学者发表评论。[10]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分享着人们的欢庆喜悦，因为“我们避免了民主之精华被民主手段所掏空的那种恐怖局面”。但他同时告诫人们，每当不可想象的新事物要成为现实，其反对力量将会更为猖獗。因此我们必须提防“松懈”的诱惑——这也是奥巴马在胜选当晚的演讲之深意所在。在迈克尔·沃尔泽（《异议》主编）看来，奥巴马无疑是“魅力型”人物，但要实现其政治抱负仅有魅力是不够的。沃尔泽认为，奥巴马的政治诉求具有内在的紧张：一方面他反对党派分裂、倡导团结，另一方面他主张的政策具有激进左翼的倾向。这可能迫使他不得不变得更为激进，或许需要通过（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的）社会运动模式来寻求广泛的支持。他相信，在这个潜在的政治转型时刻，左翼知识分子是大有可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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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市场与道德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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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十多年中，市场经济及其对人们的习惯、信仰与制度的全球性影响已经受到广泛关注，而最近的金融危机使这一问题变得更为迫切。以雄厚资金赞助科学与宗教问题研究而闻名的坦普尔顿基金会，今年将其“大问题”（The Big Questions）系列论坛聚焦于市场与道德的关系问题，邀请十三位著名学者和公共人物就“自由市场会侵蚀道德品格吗”这一问题各抒己见，汇编为一本三十页的文集在秋季发布。[11]随后，该基金会又在伦敦举办了相关的研讨会，引起热烈的反响。就基本倾向而言，绝大多数作者为自由市场作了道德上的或者有所保留的辩护。当然，重要的不是他们的立场，而是各自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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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著名哲学家贝尔纳—亨利·莱维以他惯用的曲折笔法做出回应。他首先指出，那种以金钱和物质主义作为衡量万物的标准、免除了所有规则而只是被贪婪所支配的自由市场，当然会败坏我们的灵魂。历史上许多哲学家和宗教思想家都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但他转而指出，需要警觉的是，这也是每个时代的法西斯主义和其他极权主义的一个核心论题。因此，这个问题实际上要比表面上看起来复杂得多。我们不能（绝不能）将“市场就是并只能是腐败的”看作是一个确定的真理。首先，如果市场是腐败的，那么各种对市场的否定也绝对是腐败的。其次，如果这些腐败必须被划分等级，那么通过否定市场而生成的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的腐败则明显更为深重和致命、更加无可挽回。最后，自由市场仍然保有一种促进社会化和相互承认的因素，这也是与腐败对立的因素。他的结论是，自由市场并不侵蚀道德，相反会强化人们的道德防卫，但前提条件是必须服从规则和拒绝那种不受驯服的资本主义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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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与法学教授贾格迪什·巴格沃蒂是经济全球化的坚定辩护者，他认为全球化的自由经济不仅创造了财富的扩展蔓延，而且在伦理上具有积极意义，增进了人们的道德品格。首先，改变贫困本身就具有伦理意义。其次，全球化在男女平等、儿童就学方面具有正面的效果。最后，他用世界各地对中国汶川大地震的强烈反应表明，全球化在原本遥远而陌生的人们之间建立了情感纽带，人们因此更多地倾向于彼此关怀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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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荣休教授约翰·格雷认为，自由市场一方面侵蚀了某些传统美德，但在另一些方面增进了新的道德（尤其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在总体上的利弊判断与文化相关，取决于一个人对“良善生活”的想象。格雷指出，没有任何一种经济体系能够促进所有类别的道德，因此不能以理想模式作为评价标准，而要比较各种现实可行的经济体系，它们各自所张扬的道德品格各有不同。自由市场存在道德风险，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其他经济体系能做得更好。实践中的计划经济更严重地瓦解了道德。因此，真正的选择并不是在自由市场和中央计划这两种抽象的模式之间抉择，也不是选择市场与管制的某种特定的混合，而是在不同的历史状况下，选择不同的混合。但无论如何，一种现代市场经济不能置道德问题于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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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终身研究员迈克尔·沃尔泽指出，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都会产生巨大的竞争压力，人们在这种压力下都可能无视行为规则并为此辩解，从而侵蚀道德品格（从“水门事件”到“安然公司丑闻”都证实了这一点）。但竞争也会促进合作、友谊、尊重和团结等美德。政治竞争和经济竞争一样，都无法完全排除道德上的风险。但在西方国家，这两种竞争表现出相当不同的道德状况。目前公共生活最严重的腐败不是发生在政治领域，而是经济领域。立宪民主成功地制止了最恶性的政治腐败，因为公众对政治精英具有高度的警觉，并能依靠制度化的机制不断地与政治违规行为斗争。但是，在目前的经济生活中，市场行为没有受到类似的宪法制约。最近几十年来，经济精英的傲慢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这样一种不受约束的经济权力（正如阿克顿勋爵指出的）当然会导致极度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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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激进运动：四十周年的纪念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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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是激进政治与文化反叛的狂飙时代，新左翼运动在1968年达到高潮，随后开始走向衰落。在四十年之后，欧美知识界与媒体对1968年的纪念活动再度活跃。BBC第四台推出系列纪录片，从多个角度讨论1968年激进运动。[12]其中4月30日播出的《1968年：哲学家走上街头》采访了阿兰·巴迪欧、艾蒂安·巴里巴尔、西蒙·克里切利和齐泽克等著名左翼学者，回顾“五月风暴”期间哲学家如何走出象牙塔参与运动，思想革命的风潮从巴黎传向等。世界。6月19日—22日在芝加哥召开的“2008社会主义大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左翼活动家热烈讨论如何继承1968年的革命传统，并在当下的资本主义危机中复兴社会主义的政治运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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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春季号的《异议》推出“1968专题讨论”[14]，邀请十位著名左翼作家和知识分子探讨1968年的遗产。《新左派评论》前主编、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罗宾·布莱克本指出，当时的运动虽然遭到挫败，但表面上获胜的反动势力（戴高乐、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已经成为行尸走肉，“变革精神的觉醒”作为1968年的重要遗产留存下来。今天与四十年前的不同之处在于，当年高喊的“革命”实际上意味着“变革”，而今天呼吁“变革”的力量可能会让正义立于世界之巅。乔治敦大学教授迈克尔·卡津认为，在美国1968年后的左翼力量基本掌控了好莱坞和大学这两大堡垒，通过传媒和教育界，对公共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最近的美国总统大选反映了这种影响。《异议》共同主编米切尔·科恩通过对运动历史的反思，主张当代左翼要学着同时成为“六八年一代”和“妥协的社会民主派”，这意味着结合抗议性的社会运动和制度性的民主参与，来推动进步的政治事业。沃尔泽指出，左派在今天与四十年前面对一个同样的挑战，那就是如何“坚持反潮流的观点且同时与人民大众保持联系”。他认为正确的战略是着眼于日常政策问题。而德国绿党前主席拉尔夫·福克斯也认为，在日常实践中发现政治，从内部和底层着手切实改善社会，也是1968年的重要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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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的意义”之所以一言难尽，是因为这场运动从来不是统一同质的现象，而具有多样复杂的面向，在世界范围也存在地域的差异。1968年的教训和成就同样明显。一方面，这场革命并没有如其所愿地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甚至在1968年之后出现了保守主义势力的强劲回潮，主导了近四十年来的西方政治和经济生活。另一方面，“六八年一代”在文化变革方面获得了巨大成就，始终在公共领域的民主辩论中发出“批判性的异见”，在种族、人权、社会正义与平等、女权、同性恋和身份认同等问题上改写了主流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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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文化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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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轮的技术革命（电脑、互联网以及各种多媒体数码通信技术）与人类历史上曾有过的科技突破一样，正在改变我们的文化。但是，知识界对这场“文化范式转换”造成的文化衰落却一直存在忧虑。2008年出版的几部著作则发出更为迫切的警告：“E时代”的青年可能正在走向新的文化愚昧。这些著作引起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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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大学语言学教授娜奥米·巴伦的《总是开着：在线与移动世界中的语言》[15]一书，以长达十年的研究，揭示了网络和短信文体对书写语言的冲击。数字时代强化了年轻人对语言规范“无所谓”的态度，削弱了学生写作正规文本的能力。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以“虚拟关系”代替直接交往，使人变得隔绝、专注于自我。而最有危害的是，由于“总是开着”（各种设备）而同时分心忙于多种事情，这种“一心多用”习惯降低了思维、反省和表达的品质。作者的告诫是要学会“关掉”，而不要总是“开着”。知名作家尼古拉斯·卡尔的《IT不再重要》[16]是今年《华尔街日报》评选的畅销书，《大西洋》月刊以“封面故事”推荐了他的相关文章——《谷歌正在让我们变得愚蠢吗？》[17]。卡尔的著作具有一种历史视野，阐述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对既有的文化方式产生了冲击。他认为，互联网正在给我们的大脑“重新布线”，让我们适于“快速浏览”而不是持续的专注（认真阅读、听讲或写作长文）。我们在“谷歌”中丧失了专注和沉思，甚至没有耐心读完网络上的长文章，更不用说书籍。埃默里大学英语教授马克·鲍尔莱因的著作有一个骇人听闻的书名，即《最愚笨的一代：数字世代如何麻痹了年轻的美国人并危及我们的未来（或，不要相信任何30岁以下的人）》。[18]作者以统计数据表明，目前美国大学生的整体素质下降：语言能力减弱、专注力丧失，学业规范意识淡薄而且知识贫乏。美国的年轻一代变得执迷于同伴的娱乐和时尚。他们愚笨而无知，但自尊心却很强，因此无法接受批评。作者认为，这是整个大众文化与数字技术合谋造成的结果。著名作家苏珊·雅各比的《美国的无理性时代》[19]成为今年《纽约时报》评选的畅销书，其主题延续了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1963出版的经典著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雅各比认为，当今美国的反智主义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突出体现在对无知毫无羞耻感，并完全漠视理性和客观真理。她的分析批判涉及广泛的政治与流行文化（包括庸俗化的大众科学、追逐明星的媒体、“政治正确”的观念、大学教学水准的衰落、原教旨主义以及道德相对主义等），其中也指出了新技术对反智主义文化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针对这些讨论，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连续两期发表长篇评论文章《论愚蠢》[20]。作者指出，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有所丧失，年轻一代的“数字原住民”正在适应新的“文化范式转换”，这个过程会产生许多困扰，必须以有效的新教育方式（包括合理利用新技术和媒体）来对抗文化的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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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犹大福音》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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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来，关于《犹大福音》（the Gospel of Judas）的翻译和阐释工作在西方学界、宗教界和公众当中引起广泛关注，也激发了热烈的争论。2008年5月《高等教育纪事报》发表长篇采访报道，详细披露了关于《犹大福音》争论的来龙去脉。[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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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大福音》是一部失传已久的古经，目前这个抄本以古埃及的科普特文写在莎草纸上，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埃及的洞穴中被一位农夫发现，后经多种方法测定，被证实为公元280年（误差±50年）的抄本。经过多年的辗转周折，最终被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以及两家基金会购买，获得共同保存以及鉴定和研究的使用权（研究结束之后要归还埃及的博物馆收藏）。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组织了以马文·梅耶教授为首的专家研究团队，在2006年初完成了二十六页（原文共有六十六页）的修复、重组和翻译工作，并在4月6日召开发布会，报告了他们的翻译研究成果，其令人震惊之处在于完全改写了以往的犹大形象以及他与耶稣的关系。根据他们对《犹大福音》的研究，犹大不是教会正统教义所描述的那个出卖耶稣的叛徒，而是耶稣忠实的门徒、亲密的心腹和朋友。所谓“出卖”耶稣其实是耶稣授意所为。发布会立刻引起轰动，世界各大报刊传媒竞相报道，国家地理电视频道还于4月9日播出了一部长达两小时的纪录片，收看的观众多达四百万人，随后研究小组成员出版的相关书籍也极为畅销，由此引发了为犹大“平反昭雪”的热潮。与此同时，许多教会人士纷纷出面告诫，《犹大福音》是“异端”的经文，不足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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