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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风潮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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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初，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一次经济学会议上发表演讲，其中提到了一个“科学假说”：性别之间的先天性差别妨碍了女性在数学方面获得杰出的成就。这番言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南希·霍普金斯当场退席，随即美国各大报纸纷纷发表评论，指责这是性别歧视的言论，甚至有人要求萨默斯引咎辞职。萨默斯起初接受采访时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即男女之间存在先天性差异，这是可能的，可是人们宁愿相信男女表现不同是社会因素造成的。但他也承认，他的这一观点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在舆论压力下，他发表了道歉声明，保住了校长的职位。但也有评论持不同看法，哈佛著名政治哲学家哈维·曼斯菲尔德撰文指出，这场风波完全没有涉及任何科学证据和理性的争论，而只有女性主义的“政治正确”主导了一切，使得女性主义者丝毫不愿意考虑是否存在某种可能——女性在数学方面有先天性的弱势，对此，任何要求证据的人已经被看作对女性构成了伤害。曼斯菲尔德认为，我们需要女性主义，但不是这样脆弱和具有虚假独立性的女性主义，而是一种更爱好自由的新的女性主义。类似地，南加州大学著名法学与政治学教授苏珊·埃斯特里奇（Susan Estrich）发动五十名妇女联署签名，抗议《洛杉矶时报》发表的《女性思想家到哪里去了》一文，并在电子邮件中以威胁性的口气，要求评论版主编迈克尔·金斯利发表这份抗议书，在金斯利以不接受胁迫（blackmail）为由拒绝之后，埃斯特里奇投书其他报刊，随后报刊公布了埃斯特里奇与金斯利之间有关的全部电邮通信内容，其中埃斯特里奇咄咄逼人的言辞令人惊讶。《洛杉矶时报》的一位女性专栏评论家发表文章，称这是美国“女性主义的歇斯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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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与“政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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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言论自由问题相关的另一场风波，涉及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种族研究系主任沃德·丘吉尔（Ward Churchill）教授。他在三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对“9·11”事件做出评论，其中将纽约世贸中心的遇难者与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相提并论，称他们是“小艾希曼”，并认为他们是美国政策的一部分，而正是这种政策导致了仇恨以及恐怖分子的报复。而且，他说这些“小艾希曼”自愿地服务于这个政体，但没有对它的行动及其后果担负责任，因而他们并不是无辜的。这篇文章本来并不引人注目，但今年1月丘吉尔受到纽约州汉密尔顿学院的演讲邀请，遭到数百名“9·11”事件遇难者亲属和消防队员的抗议。1月31日，他辞去了种族研究系主任的职务。他在辞呈中写道，目前的政治氛围让他无法代表种族系、文理学院和科罗拉多大学。校方接受了他的辞职并表示，依照宪法，丘吉尔教授拥有表达政治观念的权利，但他的文章“让我们和公众都感到震惊”。媒体在此风波中又披露了丘吉尔的某些更为偏激的论调，他曾在去年接受一家杂志采访中说，美国可能需要更多的“9·11”事件。科罗拉多大学是公立学校，在许多市民的要求下，州长欧文斯要求科罗拉多大学考虑解雇这名教授。许多知识分子就此展开发表文章，辩论自由权利及其限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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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主流报刊开展阶级问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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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季，《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就美国当代的阶级问题和社会流动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讨论文章。讨论围绕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移民、宗教、婚姻和文学等方面展开，使“阶级意识”重新成为热门话题。有作者在讨论中指出，社会阶层的自由流动一直是美国的一个神话，而旧的阶级界限似乎也已经被消费生活的表象所抹去，美国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语言开始消退，但阶级的差别没有消失。实际上，近三十年来美国社会的阶层流动不是更自由而是更困难了，美国人正生活在一个不平等性急速加剧的时代。也有论者指出，财富与阶级是事关权力的问题，阶级与其说是关于生活方式或消费时尚，不如说是关于“谁有权做决定”的问题，这包括决定大多数无权者的生活。富有者使用自己的各种权力维护他们的特权生活，让社会为此付出代价。软弱的民主反对派所鼓吹的“自我成就”的神话只能使普通百姓吞咽右翼的苦果。因此，阶级是重要的，阶级意识也同样重要，必须认识到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权力是阶级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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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历史学家大卫·欧文在奥地利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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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欧文（David Irving）毕业于伦敦大学，是英国最受质疑的历史学家，其著作与译作多达三十多种，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纳粹德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文自己以及少数新纳粹主义者将他标榜为“我们时代最为勇敢的”的反潮流历史学家，而大多数人认为他的所谓研究著作充斥着对历史事实的蓄意歪曲。他长期以来否认纳粹大屠杀的暴行，声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完全是虚构的。在《希特勒的战争》一书中，他认为希特勒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都不知道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也没有证据显示曾施行过所谓的“终极解决”方案。所有针对犹太人的迫害行为都是下属所为，而且其规模远比现在的主流看法要小得多。1994年，欧文曾起诉控告美国历史学教授黛博拉·利普施塔特（Deborah Lipstadt）和企鹅出版社，因为利普斯塔特在其《否认大屠杀——对真相与记忆的挑衅》一书中称欧文是“否认大屠杀的最危险的代言人”，诋毁了他的学术声誉，也损害了他的职业生涯。经过长达六年的司法诉讼和审理，伦敦高等法院在2000年4月判决欧文败诉，认定他出于某种目的对历史进行了歪曲。欧文于1989年在维也纳等地公开演讲，法庭曾为此签发逮捕令，但直到今年11月再次访问奥地利时，他才落入法网。与英国的情况不同，在奥地利（以及法国和德国）有相关法律将否认纳粹罪行视为非法，刑期最高可达二十年。据BBC报道，历史学界对欧文有很大的争议，一些史学家认为他在挖掘和收集历史档案的工作中有很强的钻研精神，但他从中作出的阐释和结论是非常可疑甚至是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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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的西方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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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华氏911》的政治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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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纪录片《华氏911》可能是2004年度西方公共思想界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迈克尔·摩尔试图在电影中惊爆内幕——布什家族与沙特阿拉伯王室及本·拉登有密切的生意往来，而在“9·11”事件发生后，布什当局先是玩忽职守，使美国陷入恐慌，尔后出兵伊拉克，转移民众的注意力。整个影片以辛辣的讽刺手法，激烈地抨击了布什的反恐战略。今年5月，《华氏911》在法国戛纳电影节获得金棕榈奖，关于美国政府曾试图禁止影片发行的消息广为流传，反而成为该影片最佳的促销广告。电影在美国上映的最初几周场场爆满，创下了电影纪录片票房的历史纪录。摩尔本人立即出版了两本新书，并在欧美各大媒体频频亮相，还成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动机——借此影响年底的总统大选，把布什赶出白宫！在愈演愈烈的反布什浪潮中，《华氏911》成为知识界与大众媒体热烈讨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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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起大众兴奋情绪的同时，舆论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针对《华氏911》的批评甚至攻击。许多评论指出，整个电影完全抛弃了纪录片惯常的审慎与客观的姿态，通过带有诱导性和煽动性的叙事剪接策略，大量使用阴谋理论和“情况证据”（circumstantial evidence），以达到谴责和嘲弄的效果。一个名为“华氏911”的网站应运而生，专门收集对摩尔歪曲事实的批评、投诉以及各种负面报道。这部电影无疑是非常“解气”和“解恨”的，但其立场的客观性和证据的可靠性却非常可疑，因此以这种愤怒的方式介入政治讨论是否正当，便成为公共舆论的一个焦点。有评论家坦言：“是的，电影是不公平的，是蛮横的，但那又怎么样呢？对不起，美国人已经没有耐心了！”摩尔本人也说，“《华氏911》就是自由的燃点”。而另一方面，许多评论指出，摩尔的话语策略与布什如出一辙，是“煽动性的政治宣传”，是好莱坞式的娱乐。目前已经有一部名为《摩尔憎恨美国》的新纪录片面世，导演迈克尔·威尔逊（Michael Wilson）检讨了摩尔的纪录片制作方式，批评他的不正当操作手段，同时也有揭露“摩尔真相”的新书出版。整个论战透露出美国公共舆论在政治意识和文化态度上的严重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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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去世的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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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著名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于10月8日去世，享年七十四岁。10月10日《纽约时报》发表乔纳森·坎德尔撰写的讣告，这篇讣告以轻佻的笔法描述了德里达的生平与学术生涯，对解构主义仅以“晦涩难懂”一言蔽之，并称引说，“许多并无恶意的人仅仅为了能减免理解解构主义的负担而期望它死去”。这篇讣告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德里达的朋友和倾慕者们被深深地激怒了——在他们看来这篇讣告是“不公平的、无礼的、怀有偏见的”。十几位著名教授和学者分别致函抗议，认为《纽约时报》的这篇讣告是污辱性的，而将讣告的写作交给一名不学无术且心存恶意的作者，标志着《纽约时报》专业伦理的堕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部分教授建立了“纪念德里达”网站，并在网上发起签名活动，目前已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近四千二百名学人参加，形成了一场捍卫德里达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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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舆论压力下，《纽约时报》做出了及时的应对，除了刊登一些言辞激烈的抗议信函之外，还在10月14日发表了马克·C.泰勒教授的正面评论文章《德里达究竟想说什么？》，称德里达将（与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一起）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三位哲学家之一被人纪念。英国《卫报》在10月11日发表的长篇讣告中，对德里达做了较为全面和客观的介绍，也透露了学术界对他的非议与排斥。1992年5月，当剑桥大学决定授予德里达荣誉哲学博士学位的时候，以巴里·史密斯（Barry Smith）教授为首的十八位著名哲学家联名致书剑桥大学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德里达的写作虽然具有原创性，或许在电影或文学等领域也有一定的意义，但作为“哲学家”，他的作品没有达到专业学术所要求的基本的“清晰与严谨”。为此，剑桥大学最后不得不启动特殊的投票表决程序来解决这场争端，结果以三百三十六票赞成、二百○四票反对通过了荣誉学位的授予。著名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随后在10月15日的《卫报》发表《不要嘲弄德里达》，批评英国知识界的保守人士对德里达的嘲弄，并认为多半是出于无知与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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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注定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身前死后都是如此。除去意识形态的原因，德里达的讣告风波或许也反映出欧洲大陆与英美的学术传统，以及所谓“后现代”与“正统”学派之间的争议和冲突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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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弱智化”的文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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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代文化“平庸化、粗俗化和弱智化”倾向的抨击，是保守主义者的老生常谈，在公共知识界也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但今年9月英国出版的一部新书——《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对抗21世纪的庸人主义》——仍然引起了热烈反响，作者是执教于英国肯特大学的社会学家弗兰克·富里迪。多少令人意外的是，富里迪本人属于“激进的左派”阵营，曾在1981年参加创立英国“革命共产党”。这本著作的基本论题是，那些以追求真理和介入公共事务为使命的知识分子正在英国慢慢消失，结果是日益增长的庸人主义（philistinism）弥漫于社会生活（从学术、艺术到文化等）的各个领域。但富里迪攻击的目标并不是平庸的大众，而是所谓“文化精英”及其主导的文化体制。他认为，在一种时尚而肤浅的文化多元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文化精英越来越倡导“容纳”精神和政策，一方面使得大学向那些曾被排斥的边缘和弱势群体开放；另一方面，对学生的“迎合”代替了严谨的知识要求，导致整个教育自上而下变得平庸化。当今大学（甚至包括牛津和剑桥这样的英才重镇）的教育标准严重下滑，“为知识而知识”或“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追求已经成为一种耻辱，浅薄的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政策使整个年轻一代陷入“弱智化”（dumbing down）的文化氛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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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出版后，左翼理论家伊格尔顿在《新政治家》上发表书评，称这是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保守派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在《泰晤士报》发表的文章也支持富里迪的观点，虽然他对“知识分子”一词的含义有所保留。《卫报》《观察家》《高等教育纪事报》以及许多网络杂志也都纷纷评论，参与了这场所谓的反“弱智化”的文化辩论。有批评者指出，富里迪具有反民主的精英主义倾向。对此，富里迪在接受采访中申辩说：“民主不仅仅是包容多数，而且是为了包容在有价值的目标之中；而‘弱智化’的文化将使我们都被包容在一种共同的庸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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