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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的西方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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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秩序的困境与未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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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十年，世界局势的发展常常超出人们的预估，这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国际秩序的来龙去脉与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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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全球秩序尚未建立。迄今为止，人们谈论的全球秩序或国际秩序，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大西洋秩序”，也常常被称为“国际自由秩序”，最初只是北美和西欧的区域秩序。“大西洋秩序”以自由主义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为特征。但西方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有一种构想，就是“大西洋秩序”会不断向外扩展，最终成为覆盖整个世界的全球性秩序。20世纪后半叶的一些历史进程激励了这种构想，比如，20世纪70年代末“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包括“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以及所谓“第三波民主化”的成就。而持续几十年的“冷战”最后以苏联解体而告终，更是对这个构想的极大鼓舞。这些历史现象造成了一种自由秩序“普遍化”的错觉，许多西方思想家过高估计了自由秩序在理论上的普遍有效性，从而认为这是全球适用的国际秩序，却忽视了这种秩序的建立和维持实际上依赖于许多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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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近三十年来，世界格局的发展并没有印证这个普遍化构想。在冷战结束后，西方“自由秩序”在新一轮全球化过程中迅速向外扩张，在带动新兴经济体实现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广泛的不满与冲突，在许多方面侵蚀和瓦解了这种秩序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也动摇了这种秩序的稳定性。这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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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经济全球化是“大西洋秩序”扩展的一个重要动力，但这个扩展进程越来越难以应对大规模异质人口的“排异反应”。最初形成“大西洋秩序”的地区主要是西欧和北美，加起来只有近十亿人口，“大西洋秩序”在向外扩展的过程中更为直接和深入地介入了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内部秩序，引发了非西方国家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抵制西方化”的各种反弹。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印度和一些南美国家，大约有三十多亿人口，而且这是在文化和制度方面具有高度差异性的大规模人口。“大西洋秩序”在体量和规范性上都无法适应这种迅速的扩展，尤其是经济秩序的扩展不可能隔绝文化与政治的要求，而新兴经济体在加入全球化的同时，都在不同程度上抵制西方秩序的文化与政治影响，形成紧张、对抗与冲突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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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冷战年代曾被限制在其地理区域的“伊斯兰世界”，也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再次）与西方世界直接相遇。伊斯兰文明本身也是一种普遍世界秩序，如何与西方文明秩序和平相处是一个悠久的难题。目前全球有十六亿穆斯林，高生育率将推动其人口迅速增长。与此同时，“大西洋秩序”也面临着文化冲突与宗教极端主义的挑战。西亚与北非地区的战乱，恐怖主义的威胁，欧洲的难民危机，都显示出非西方地区（尤其伊斯兰世界）不愿或难以顺应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进程，西方自由秩序的过度扩张可能正在导致不可承受的后果。近几年来，西方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自由派的学者）对西方秩序的普遍性表达了质疑和反思，比如英国政治理论家约翰·格雷将向外输出西方体制的企图称作“愚蠢的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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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西洋秩序”向外扩展的进程不只遭遇到一些非西方国家的反弹，引发了不满与冲突，同时也反过来加剧了西方社会的内部矛盾，包括经济与文化方面的问题。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资本的自由流动加剧了西方国家内部的经济不平等，中产阶级普遍感受到挫折与失望，这都构成了对自由秩序正当性的质疑。新一波全球化在大部分国家内部同时造成了受益者与受挫者，我称之为全球化的“（国内）断层线”。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在其名著《全球不平等》中提供的证据表明，1988年以来，新一轮的全球化缩小了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但加剧了国内基于阶层的不平等。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经济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以美国最为严重（基尼系数超过了0.4）。1985年以来，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增长基本停滞，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下降，在经济地位“一代更比一代强”的期望落空之后，中产阶级遭受的挫折感与失望感越来越广泛地波及开来。在文化层面上，全球化对各国的传统价值、生活方式以及民族认同都会造成冲击。在移民和难民大量涌入、恐怖主义袭击时有发生的新局势下，这种文化冲击在某些政客的夸大和煽动下变得更加敏感和尖锐。西方思想界的主流信奉多元文化主义与全球主义，但却未能找到有效的方式来回应这一冲击，这在民众之间产生了文化认同的对立格局。经济利益的冲突与文化诉求的矛盾相互交织、彼此缠绕，造成了西方社会严重的政治极化现象。所以，当特朗普声称要代表美国利益的时候，他要代表的是加州硅谷的美国还是“锈带”地区的美国，就成为一个麻烦的问题。这种分裂和极化对于自由民主体制吸纳和安置现代社会多样性和差异性的能力构成了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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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新技术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对现有的生产、劳动和消费结构产生的冲击，以及对文化变迁的深远影响，都可能超越既有“现代秩序”的有效框架，蕴含着巨大的未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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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变化，都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大西洋秩序”。在我看来，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断定西方体制已经濒临崩溃，但可能有相当强的理由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大西洋秩序”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它不只是陷入向外扩展的困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内外交困的局面。西方世界很可能进入了一个“巨变”的时期。这个巨变未必导致其崩溃，但会使其陷入长期的动荡不安，因此，奉行“大西洋秩序”的国家需要重新确立目标，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和内外政策的调整。目前“大西洋秩序”的趋势是从对外扩张转变为向内收缩或退守，这在本土主义的兴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弹以及其他一些“逆全球化”的迹象中可窥见一些端倪。这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期，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哪怕持续十年或二十年也不会令人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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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目前既有国际秩序的困境或者危机对中国未必就是“利好消息”。有人认为，现在西方衰败了，正好是中国“反守为攻”的好时机，这种想法很可能是一种错觉和误判。中国已经是世界结构中重要的一部分，世界秩序的变化也会对中国产生影响，包括许多不确定性。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中国并不是要取代现有的国际秩序，而是要做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和改造者。当今世界是一个“联通的世界”，已经不可能相互隔绝。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完全地独立解决自己的所有问题，完全地独立决定自己的命运。每个国家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员，这需要建立起真正的全球秩序。而全球秩序的未来，不可能把一个区域秩序的价值和原则强加给整个世界，而应当在尊重各个民族国家及其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展开真正的对话。这种互动不只是为了达成相互理解，也要求各自的改变，要求各个国家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为了和平与公正的全球秩序做出变革的努力，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包含相互批评、竞争甚至一些冲突。无论如何，我们需要在更深入的层面上展开全球对话，以此构建新的世界秩序的原则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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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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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系作者于2018年11月13日在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联通世界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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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的西方 西方社会现状与广义政治学理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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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从2003年开始，您每年写一篇“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自2016年起，您把综述的标题改为“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似乎比较明确地把重心放在了公共议题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您认为这项工作是一种带有立场的（interested）写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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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个系列最初的定位是“资讯服务”，设想的读者群体主要是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界同行，通过介绍西方知识界最近发生的具有跨学科意义的事件和议题，为专业学者提供更开阔的（超越自己特定专业的）视野。简单地说，就是帮助读者“being informed”：一是便于大家了解其他相关专业领域的发展动向，一是使大家对公共思想与专业研究之间的关联保持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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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服务性的工作看上去挺简单，主要是“力气活”（每年年底读上百篇文献，直接使用的有五六十篇），但困难是在大量的文献中进行取舍，这要求对“重要性”有尽可能客观的判断，但议题的选择和呈现方式永远无法彻底摆脱自己的主观视角，这是让我反复纠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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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困难是如何处理重要性与新颖性之间的平衡。文章最理想的效果是让读者获得原本不熟悉但却十分重要的信息、动向和观点，但这个目标越来越难以达成。在2003年开始写作的时候，网络信息资源还没有这么发达，相对容易做到。后来，读者对西方学术思想资源的获取越来越便利，青年学者的外语能力普遍都比较强，西方思想界发生的重要事情很快就得到传播。如果重要的都是大家熟知的，那么坚持选题的重要性就很可能会失去新颖性。但如果为了保持文章的“新鲜感”去写一些冷门偏僻的议题，就会成为“猎奇”，从而偏离初衷。所以，最近几年我有意识地调整了文章的定位，更加明确地着眼于公共思想议题，并加强和加深评论的部分，从“综述”变成“述评”，希望在观点和论辩（而不是信息本身）的层面上让文章具有一定的新意。这样做的风险在于篇幅难以控制，这个系列从最初的一万字左右，到现在超过了两万五千字。另一个风险是，无论如何节制，都很难完全避免某种主观性。比如，最近这篇文章中讨论特朗普执政的部分，就有朋友批评相关的评论“过于负面”。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失去了客观性，其实我还是相当节制的，因为西方思想界在总体上对特朗普的评价是非常负面的。无论如何，这个写作受制于我个人的视角和知识积累，无法达到一种“年鉴”式的客观性标准，这也不是我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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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2016年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去年《外交事务》有文章说，这是杰克逊式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导美国宏观战略的汉密尔顿主义和威尔逊主义的复仇。如果回顾起来，一度流行的对美国政治的认知是否存在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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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可能有些方面需要反思，其中我关注的问题点是对美国精神的认知偏差。特朗普获得近半数选民的支持当选总统，许多评论家认为他胜选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有效地煽动了“白人民族主义”（White Nationalism），这似乎有悖于人们对美国精神的惯常理解。在美国政治教科书以及主流的政治话语中，美国不具备典型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传统，因为美国缺乏单一民族国家那种以共同血缘、人种和语言为基础的民族认同。即便论及“美国的民族主义”，也无法以老欧洲（尤其是德国式的）“血与土地”的方式来理解，而是以对“自由信条”的共同忠诚来界定，这就是所谓的“理念型民族主义”。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将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传统当作美国文化的核心，但早年他也是一位“信条论者”。他在1981年的著作中曾说，“将民族性等同于政治信条或价值观，这使得美国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他还说，一个英国人变得“非英国化”是不可思议的，而在美国“拒绝那个信条的核心理念就是非美国的（un-American）”。由此看来，美国的理念型民族主义以美国价值观为自豪，甚至会鄙视“旧世界”那种（基于种族和土地的）“原生论民族主义”（primordialist nationalism）。如果否定这种特色，那么美国不过是老欧洲的民族国家的“美洲翻版”，丧失了“新大陆”的精神特质。因此，诉诸一种基于白人种族的“原生论民族主义”是对“美国正统”的背离，是“非美国的”。然而，2016年美国政坛的戏剧性变化，即便没有彻底颠覆也强烈质疑了“美国例外论”的神话。特朗普的“文化政治”成就表明，对“何为美国、何为美国的文化传统、何为真正的美国人”等问题的竞争性阐释从未终结。一些历史学家和思想家近年来的研究揭示，白人民族主义实际上从未被彻底埋葬，只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历史进步”洪流的冲击下，暂时收敛或沉寂，藏匿于舆论边缘蓄势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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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尽管某种倡导“普遍自由”“平等价值”的自由主义议程长期掌握美国的文化领导权，“白人民族主义”却依旧死灰复燃。马克·里拉在特朗普胜选几天后发表于《纽约时报》的文章以及2017年出版的新书，把账算在了身份政治，尤其是所谓20世纪60年代以后英文系培养的自恋主义文化上，但《波士顿评论》最近的文章批评里拉主张的公民民族主义是另一版本的国家层面的象征主义政治，其本身未必不是空洞的。在您看来，什么是民主党和自由派需要在失败中总结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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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对特朗普的胜选原因有偏重经济和偏重文化的不同解释，我认为单一解释都是片面的。特朗普的支持者实际上并不是经济上最贫困的阶层。这个情况与欧洲相似，英国支持脱欧或者法国支持勒庞的核心选民都不是经济上最为穷苦的底层，而是来自中下阶层。福山认为，这些人经历了“社会相对地位的巨大损失”，并担心自己会每况愈下，落入最底层。特朗普成功的一个秘诀就是有效地将白人工作阶层的受挫感归咎于“他者”（全球化中的“掠夺者”、享受福利的“懒惰者”，以及“窃取”经济成果的外来移民等），从而将其选民基本盘的经济要求与他们的种族认同结合起来，重新建构了（“伪装成”）美国正统的文化政治论述，并向选民许诺了一个“让美国再次伟大”（再次“变白”）的梦想。即便这个许诺落空，特朗普也一定会将其归咎于民主党的破坏或者各种“反美势力”的阴谋，而他将永远是最正确和最具智慧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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