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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全集(典藏本) 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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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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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 Poietikes 据《洛布古典丛书》希腊本文,译文部分参考了《牛津古典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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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诗学本身,它的类属,每一类属所具有的某种功能;如果打算做一首好诗,其情节应当如何安排;诗的组成部分的数目和特点;以及适宜于同一类研究的其他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将要讨论的。根据事物的本性,我们首先从最基本的原理开始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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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和悲剧诗[1],喜剧和酒神颂,以及绝大多数的笛子演奏术和竖琴演奏术,从总体上看,都可以被视为摹仿艺术。但它们在三个方面相互区别开来,即用于摹仿的手段不同,摹仿的对象不同,摹仿所采用的方式不同。正像那些(或靠技艺,或凭工作经验)使用颜色和图形来摹仿事物的人那样,与他们相比,有一些人则使用声音进行摹仿。上面提及的所有那些技艺都用节奏、语言和谐声[2]来摹仿,或单独使用一种手段,或混合使用多种手段。例如,笛子演奏术和竖琴演奏术以及其他具有类似功能的技艺,如排箫演奏术,只使用和声和节奏;舞蹈家则只用节奏,不用谐声,因为借助形体的节奏,他们可以摹仿出人的性格、情感和活动。有一种艺术[史诗],只用简纯语言一[3]来摹仿;还有种艺术,只用韵律来摹仿,或兼用多种,或只用一种。这些艺术形式迄今未有合适的名称。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共同的名字来称呼索弗荣和克塞那库斯的拟剧[4]与苏格拉底的对话,同样也没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来称呼诗人们用三音步短长格或挽歌格或其他同类韵律所进行的摹仿,除非人们把“创作”[5]一词附在韵律的后面,称之为“挽歌格创作”或“史诗格创作”,人们称他们为诗人,不是根据他们的摹仿,而是出于他们所使用的共同的韵律。如果有人用韵律发表医学或物理学方面的著述,习惯上也称他们为诗人。但是荷马和恩培多克勒除了在运用韵律方面之外,两人毫无共同之处,因此称前者为诗人是恰当的,而称后者为自然哲学家,要比称他为诗人合适得多。同样,倘使有人借助糅合各种韵律的手段来进行摹仿,正如凯瑞蒙用所有形式的韵律做混合型史诗[6]《肯陶罗斯》[7]一样,他也应该被冠以诗人的名称。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区分了许多种艺术类型。另外还有其他一些艺术,例如酒神颂和努莫斯[8],悲剧和喜剧,它们使用所有业已谈过的那些手段,如节奏、旋律[9]和韵律。差别就在于有些艺术同时使用所有这些手段,而有些艺术则交替使用这些手段的某一部分。我把使各种艺术相互区别开来的东西称为摹仿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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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摹仿者摹仿处于活动中的人,而这些人必然是高尚的或者是鄙劣的。(因为惟独这种人才具有品性,正是通过邪恶与德性一,切人的品性才有差别。)也就是说,被摹仿的人物或优于我们,或劣于我们,或同我们一样。画家正是这样,波吕哥努透斯所画的人物优于我们,保松所画的人物则劣于我们,而第奥尼修斯所画的人物正同我们一样。显然,上面谈过的每一种摹仿艺术都具有这些差异,由于摹仿对象的不同,这些艺术在类型上也不尽相同。甚至在舞蹈、笛子演奏术和竖琴演奏术里面,也能发现这些差异;同样,这些差异也存在于散文和无音乐伴奏的韵文[10]之中。例如,荷马笔下的人物优于我们,克勒丰笔下的人物则与我们相同,而第一位摹仿滑稽诗[11]诗人塔索斯的海格蒙和《德利亚斯》的作者尼哥卡莱斯笔下的人物却劣于我们。对于酒神颂和努莫斯同样如此,正如〔 〕[12]那样,提摩透斯和菲罗克塞努斯摹仿了独目巨人。正是根据这一点,悲剧和喜剧区别开来。前者所摹仿的人物比我们今天的人好一些,后者所摹仿的人物比我们今天的人差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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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面提到的这些艺术形式之间的第三种差异就是对每一种对象进行摹仿的方式不同。假如用同一种手段摹仿同一种对象,既可以像荷马那样,一方面采用叙述的方式,另一方面安排某个人物代替自己说话;或者采用一种叙述方式,始终不作更变;或者让摹仿者用自己的全部活动和行为来摹仿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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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开始时所说的那样,摹仿艺术的差别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手段、对象和方式。因此,一方面索福克勒斯和荷马属于同一类摹仿艺术家,因为两人都摹仿了高尚的人;另一方面他又与阿里斯托芬相似,因为他们都摹仿了处于活动和行为中的人。根据某些人的说法,这些作品之所以被称为“戏剧”,就是因为它们摹仿了处于行动中的人。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多里斯人争辩,他们首创了悲剧和喜剧的名称。(而生活于希腊的麦加拉人自称是喜剧的发明者,声称喜剧发轫于民主政体兴起的年月;西西里的麦加拉人则认为他们是喜剧的创始者,因为诗人埃比哈尔莫斯出生在他们那里,并且他的鼎盛年要远远早于卡奥尼德斯和玛哥奈斯。某些伯罗奔尼撒的多里斯人也自称是悲剧的创始者。)他们的证据乃是两个名词:他们说,他们把乡村称作kome,而雅典人则称之为demos,所谓komoidos(喜剧演员)一词并非源于komazein(狂欢),而是由于他们不受欢迎,被驱逐出城,在乡村(komai)之间往返巡游。他们又把“行动”一词叫做dran,而雅典人把这个词叫做prat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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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把摹仿艺术在数目和性质方面的差异详尽地论述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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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般说来,诗似乎起源于两个原因,二者都出于人的本性。从童年时代起,人就具有摹仿的禀赋。人是最富有摹仿能力的动物,通过摹仿,人类可以获得最初的经验,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而且人类还具有一种来自摹仿的快感。实际活动中的经验可以证实这一点:尽管有些东西本身对于视觉来说是痛苦的,如令人望而生厌的动物和尸体的外形,但我们却喜欢观看对这些东西摹仿得最为精确的图画。原因恰恰在于:求知不仅对于哲学家是一种极大的乐事,而且对于其他一般的人同样也不失为一件快活的事情,只不过后者所分享的快乐较少罢了。我们之所以乐于观看图画,就在于当我们进行观看时,我们试图认知并推断每种事物究竟是什么如,“这即是某某事物”。假如我们先前从未看到过某种东西,我们的快感就不是起因于对这种东西的摹仿,而是起因于创作手法或色彩处理或其他类似的缘由。对于我们来说,摹仿是一种本性,同样和声感和节奏感也是一种本性(因为韵律显然是节奏的一部分)。人们正是始于这种原始的天性,并且逐渐使之得以充分的发展和提高,直至能信口赋诗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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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诗人的天赋禀性,诗可以分为两大类。较为严肃的诗人摹仿高尚的行为和高尚的人的行为,而较为平庸粗俗之辈则摹仿那些鄙劣的人的行为,他们最初写讽刺诗,正像前一种人最初写赞美诗[13]和颂词[14]一样。尽管在荷马以前或许会有很多讽刺诗人,但我们对他们所做的诗却一无所知。然而从荷马开始,就有这类诗出现了,如他的《马吉泰斯》和其他一些类似的诗。在这些诗里面,抑扬格被恰当地引进。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人们仍然使用“揶揄”[15]一词,因为人们正是使用这种韵律来相互揶揄的。昔日诗人,有的成为英雄格诗人,有的成为抑扬格诗人。荷马是一位风格最为严肃的杰出诗人(因为他不仅摹仿得臻善臻美,而且颇具戏剧化特征),他首次勾勒出喜剧的框架,并使他的戏剧创作出自滑稽而并非出自讽刺的手法。他的《马吉泰斯》之于今天的喜剧,正如《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之于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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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悲剧和喜剧刚刚崭露头角之际,诗人们根据自己的不同天性而从事于这种或那种艺术形式,有的成了喜剧作者,而不再是讽刺诗诗人了,有的成了悲剧作者,而不再是史诗诗人了,因为悲剧和喜剧在各个方面都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具有较高价值的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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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各种形式到目前为止是否得以充分的发展,悲剧理论本身以及悲剧与剧场之间的关系如何,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考察和评估应另当别论。总而言之,它发轫于最早的即兴创作(悲剧本身和喜剧都是如此;前者来自酒神颂的引子,后者来自阳具崇拜歌的引子,而这种表演迄今还作为风习残存在许多城市之中)。伴随着每种新成分的出现,悲剧都不断地得以提高。经过多次变更,直到发现了自己的本质形式,悲剧便中止了发展。埃斯库罗斯首次把演员的数目由一个增加到两个,并缩短了合唱,使对话成为主体部分。索福克勒斯把演员的数目增加到三个,并引进了舞台布景。这样,悲剧的规模就变得庞大了。悲剧是由萨提尔[16]剧演变来的,直到很晚才捐弃了简短的情节和滑稽荒唐的台词,获得了庄严的格调,其韵律也由原来的四双音步抑扬格变成了抑扬格。起初,悲剧使用四双音步,因为它的诗歌适合于萨提尔剧,更适合于舞蹈一。旦对话被引进,自然本身为悲剧找到了恰如其分的韵律。抑扬格的确是最适合于谈话的韵律,证据在于:在相互交谈时,我们经常使用抑扬格,绝少使用六音步格,除非我们抛弃谈话的调子。对于场次的数目和众多的道具以及对这些道具的引进所记载的典故,就算是讨论过了,因为详尽赘述,将是一件十分费力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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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上所述,喜剧是对鄙劣人物的摹仿,但“鄙劣”决非意味着绝对的“恶”,而是指滑稽,滑稽属于丑的一类。滑稽是指某种不引起痛苦和灾难的错误或丑陋,直接可以找到的事例即是引人发笑的假面具,它既丑陋不堪,又扭曲变形,但不引起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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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于悲剧每一个发展阶段,以及每一阶段的创始者我们都有所了解,但对于喜剧情况的了解却不十分清楚,因为起初它不为人们严肃对待。由执政官授权组织合唱队在喜剧发展史上的确是很晚的一件事,在此以前,喜剧诗人是自愿参加的。当那些被称作“喜剧诗人”的人物见于经传之时,喜剧已经获得了某种特定的形式了。是谁把面具、开场白、演员的数目以及其他这类的东西引进喜剧,已经无从知晓。剧情策划[埃比哈尔莫斯和弗尔米斯]发轫于西西里,雅典诗人格拉底首次捐弃了讽刺形式,并且使故事编写和剧情策划得以普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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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与悲剧相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是用韵律摹仿严肃的行为,不同之处在于它只有一种韵律,且采用叙述的方式。至于长度方面,悲剧力求以太阳运转一周为其限度或略微超出这个限度,而史诗则不受时间的局限。这是两者的另一差别,尽管起初悲剧和史诗在这个方面是相同的。两者又具备一些类似的组成成分,但有些成分惟有悲剧独存。因此凡善辨悲剧之优劣者,也必善辨史诗之优劣,因为悲剧拥有史诗所具备的所有成分,但悲剧的成分不尽呈现于史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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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于用六音步摹仿的诗和喜剧,我们以后再谈,现在只讨论悲剧,在开始之前,先根据如上所述,给悲剧下一个定义。悲剧是对某种严肃、完美和宏大行为的摹仿,它借助于富有增华[17]功能的各种语言形式,并把这些语言形式分别用于剧中的每个部分,它是以行动而不是以叙述的方式摹仿对象,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以达到让这类情感得以净化[18]的目的。所谓“富有增华功能的各种语言形式”,是指节奏、和声和歌曲;所谓“分别用于”是指某种效果只能用韵律才会产生,而另一种效果只能用歌曲才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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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悲剧是对从事活动的人的摹仿,那么扮相必然就会成为悲剧的一个重要成分,此外歌曲创作和台词也同样是悲剧的组成成分,借助这些手段,摹仿才得以完成。台词是指对语词作韵律上的安排,歌曲创作所能具有的意思实际上已昭然若揭。既然悲剧摹仿活动,而这些活动都是由处于活动中的人来完成的,这些人必然具有某种性格[19]和思想(因此性格和思想决定了活动的性质;的确,思想和性格是导致所有活动产生的两个原因,正是基于二者,所有的人才会有成功和失败)。情节是对行动的摹仿,所谓情节是指关于事件的安排。性格是决定人物品质的因素,思想表现在提出或阐释观念的所有对话中。因此每一种悲剧必然具有六个组成成分,正是这六个成分决定了悲剧的性质。这即是“情节”、“性格”、“台词”、“思想”、“扮相”和“歌曲”。其中两个是摹仿的手段,一个是摹仿的方式,三个是摹仿的对象。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成分了,所有的诗人都运用这些成分,因为每一部悲剧都具有扮相、性格、情节、台词、歌曲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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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安排最为重要,因为悲剧不是对人的摹仿,而是对一种活动、生活和系于活动的幸福与不幸的摹仿,目的不在于摹仿人物的品质,而是人物的活动。性格决定人物的品质,活动使人物幸福或不幸。他们不是为了刻意表现性格而活动,而是通过活动顺便展示性格。由此可见,悲剧的目的在于事件和情节,在一切事物中,目的是最重要的。没有活动悲剧就无从产生,没有性格悲剧却可以存在。的确,许多当代诗人的悲剧没有性格,一般说来,有些悲剧作者的情形如同宙克西斯的绘画之于波吕哥努透斯的绘画一样。后者善于刻画性格,而宙克西斯的绘画却没有性格。再者,即使有人写出串串描述性格的言词,在台词和思想上也处理得很完美,他也不会使悲剧产生应有的效果。一出悲剧在这些成分上或许较为逊色,但只要具备情节或事件的安排,就会取得比较理想的效果。另外,悲剧之所以能惊心动魄,因为它有两个最重要的手法:“反转”和“认辨”,两者也是情节的组成成分。有一点可以表明:那些初学写作悲剧的人往往在台词和性格方面要比在事件的安排上能够较快地成功,早期诗人大都如此。因此情节是悲剧的第一原则,恰似悲剧的灵魂,性格位居第二。绘画也是这样,假如有人用最鲜艳的色彩随意涂抹,这样的作品还不如黑白两色的人物素描使人愉悦。悲剧是行动的摹仿,正是为了摹仿行动,才去摹仿处于行动中的人。位居第三的是思想,指讲那些能够讲的、适合于讲的事情的能力。对这些语言问题的探讨,当属政治学和修辞学的功能,旧诗人使他们的剧中人物像政治家那样说话,现今的诗人则使他们的人物用修辞学家的方式说话。性格是显示选择的东西,它表明在一种选择不太明朗的环境中,人们应当选择什么样的事情或回避什么样的事情。如果在一段话中,发话者丝毫没有表示选择或回避什么东西,那么这段话就没有性格。思想体现在所有提出并证明某物为真或为假,以及表述一个普遍观念的言词中。占第四位的是作为一种语言形式的台词,正如上面所讲,它是指借助名称来表述思想,无论借助韵律,还是借助散文,其功能是一样的。在剩下的其他成分中,最能使悲剧生辉的是歌曲。扮相虽然也能动人,但缺乏艺术性,与诗干系不大。悲剧的效果并不依赖于演员的表演,再者要想取得扮相上的特殊效果,道具和服装创制者的技艺比诗人的技艺更具有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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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对悲剧的成分作出划分之后,接下来我们应当讨论的是事件的合理安排,因为它是悲剧中占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成分。我们已经界定,悲剧是对某种完善、完整、且具有宏大性质的活动的模仿,因为一种活动可能是完整的,但不必是宏大的。完整的活动具有开端、中间和结尾。开端是指该物本身并不必然继随他物,而他物必然继随该物存在或产生。结尾恰恰相反,是指某物本身或出于必然、或出于恒常性,继随他物而产生,但无物继随该物本身而产生。中间是指该物本身继随他物,他物又继随该物本身而产生的东西。处理得当的情节决不能随意由某处开端,在某处结尾,必须根据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方式安排。再者,就每一件美的事物来说,无论它是一种有生命的,还是一个由部分构成的整体,其组成部分不仅要排列有序,而且必须具备量度。因为美是由量度和有序的安排组成的。由此,一个非常小的有生物不能算是美的(因为我们对它的感觉是瞬间即逝的,因此变得模糊不清);一个非常大的有生物也不能当作是美的,例如一个100里长的有生物(因为我们不能同时看到它的全部,其完整一体性便不会进入视野范围内)。正如那些有生物和由若干部分构成的整体具有一定的量度,易于被观看一样,情节也必须具有一定的长度,以便于记忆。长度的限制与竞赛和观众的观赏有一定的关系,但同诗人的理论无关。如果有100出悲剧来参赛,那么比赛得用水钟来计时,据说昔日人们曾这么做过。根据事件发展的本性,情节安排上的长度界限应当是越长越好,只要保证能让观众完整地欣赏剧目。对于长度的限定一般是这样安排的:在一系列或出于必然,或出于或然而继随发生的事件中,人物由逆境转入顺境,再由顺境转入逆境,这一长度即是比较合适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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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并不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因为主人公只有一个,就认定情节是单一的。许多,乃至无数的事件都会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有些事件是不能归结为一个事件的;同样一个人有许多行动,而这些行动不能合并为一种行动。似乎曾经写过《赫拉克利德》和《特西德》以及其他类似作品的诗人都犯了错误。他们认为,赫拉克莱斯是唯一的个体,因此情节必然是单一的。而荷马正如在其他方面高人一筹,在这个问题上或出于天赋,或出于技艺,也了解得十分透彻。在创作《奥德赛》时,他并没有把主人公所经历的全部事件都一一写进诗中,例如在帕尔那索斯山上受伤,在募集军队时装疯卖傻,这两件事并无必然或偶然的联系。而是像我们所说的那样,围绕一个单一性的行动来构筑他的《奥德赛》,《伊利亚特》也是这样完成的。正像在其他摹仿艺术中,单一的摹仿意味着摹仿单一的对象。作为对一种行动摹仿的情节,它必须摹仿单一的和完整的行动。组成情节的事件必须严密布局,以至于如果搬动或删除其中的任一成分,整体将会松散和崩溃。如果某一事件的出现或缺失都不会导致显著的变化,那么这个事件就不是整体的一个有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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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根据以上所述,十分明显,诗人的职能不是叙说那些确实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描述那些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些可能发生的事情或出于偶然,或出于必然。历史学家和诗人之间的差别不在于一个用散文书写,一个用韵文创作。希罗多德的作品可以被改写成韵文,但改写后的作品依然是一种历史著作,无论用韵文或不用韵文,都是一样的。两者的真正差别在于一个叙述了已经发生的事,另一个谈论了可能会发生的事。因此,诗比历史更富有哲理、更富有严肃性,因为诗意在描述普遍性的事件,而历史则意在记录个别事实。所谓“普遍性的事件”是指某种类型的人或出于偶然,或出于必然而可能说的某种类型的话、可能做的某种类型的事,这就是诗在以此为目标而给人物命名。“个别事实”是指阿尔基比亚德所做的事,或他所遭遇的事。这种情况在喜剧中非常明显,因为剧作家根据或然发生的事来构架他们的情节,然后随意给人物命名,而不像讽刺剧作家那样去写个别的人。然而在悲剧中,他们坚持采用曾经存在过的真人名字。其理由乃是: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可以信服的。如果一件事情未曾发生过,我们就不能轻信其可能性,但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显然是可能的。如果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它就不会发生。在某些悲剧中,只有一两个名字是熟悉的,其余的名字都是虚构的。而有些悲剧,所有的名字都是虚构的,例如在阿伽同的《安透斯》中,事件和人名都是虚构出来的,但依然受人喜欢。人们不必刻板地拘泥于悲剧所采用的传统故事,这样做是愚笨的,因为那些所谓为人熟知的主题只是对于少数人来讲是熟知的,但大多数人仍然喜见乐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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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所述,显然,诗人与其说是韵文的创制者,不如说是情节的创制者。因为凭借摹仿,他才成为诗人,他摹仿的是行动。即便他摹仿了已经发生的事,也仍然是一位创制者,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碍某些实际发生的事成为可能发生的事,而这些可能发生的事或出于或然,或出于必然。正是据此,他堪称是这些事件的创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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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单一的情节和行动,最糟的是“插曲”。所谓插曲是指在一种情节中,插入的情节部分与其他的情节部分既无或然的关联,又无必然的关联。如果这样的剧本出自蹩脚诗人之手,那是由于诗人自身的缺憾所致;如果出自优秀诗人之手,那是因为他想取悦于演员。为了写戏参赛,他们通常把情节加长,超过了自身所能担承的负荷,这就不能不破坏了情节的连续一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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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不仅摹仿完整的行动,而且摹仿能引发悲痛和恐惧的行动。当事件发生得最能出人意料,相互之间又有继随关系,那才会达到这种效果。事件以这种方式发生会比事件以自发和偶然的方式发生产生更为惊人的效果,因为最令人惊奇的偶然事件往往是那些似乎在表现某种特殊用意的偶然事件。例如,阿尔戈斯的米透斯雕像倒下来砸死了那个正在观赏雕像的、杀害米透斯的凶手。如此事件似乎不是纯属偶然,像这样的情节必然比其他情节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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