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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中国哲学课 无为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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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你经历了非常糟糕的一天，感到筋疲力尽。前一晚上又没有睡好，因为要准备两份工作报告。一整天你都在不停地开会。现在下午3点了，而你除了巧克力之外什么都没有吃过。接下来又有一场三周前就计划好的工作会议——当时你以为自己一定有时间的。事实上，你还是出于自愿组织了这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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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可能会冲进会场，对压力巨大的生活感到烦恼、紧张、气愤，然后，你希望会议能快点儿结束。参会人员将开始感受到你的压力、气愤和疲惫，而你的感受将会带出他们自己的压力、气愤和疲惫。其他人很可能因为屋子里的气氛而对你的话表示反对，小冲突将会产生，整个会议将演变成不愉快的冲突场景，而你离开会议时的感受会比之前更加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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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都经历过这样的会议，在这种会议里，怨恨和反感的细微暗流最终会挖空一切。我们把自己和他人隔绝开来，并在别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自己的负面感受渗透进他们的经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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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子在《道德经》中谈论在任何一种情境中谁最有影响力时，他无疑认为是那些“无为”的人。“无为”意指看似不行动，实际上却力量非凡。还记得俄国将军吗？他们引诱着拿破仑一步步落入陷阱。那些实行“无为”的人看起来没有行动，但事实上，他们正是引导方向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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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回到那个你主动发起的会议中去。情况还是一样的：你度过了非常艰难、忙乱的一天，这个会议成为你诸多责任之外的又一个新任务。你急急忙忙地赶到会议室的门口。但这一次，在你进门之前，请深呼吸、停下、保持冷静。你让自己平静下来，减少压力、愤怒，当你归于平静的时候，你就接近“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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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你获得了平静之后，你才走进房间。你觉察到这间屋子和里面每个人的复杂性。你可以凭直觉感受到有些人十分紧张，有些人并未参与进来，有些人则十分兴奋。现在你的工作就是帮助这些人达成一致，从而让这次会议富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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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坐下的时候，不要大声吼叫：“好吧，现在听好了，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不，你只需要坐下，保持冷静和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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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你为会议安排了议程和一系列目标。你完全清楚事情应该如何去办。但是，不要公然且强势地摆明你的位置，而是要从你的团体中引发回应。你提出一些问题，带出几个观点，接下来你可以通过寻求响应的语调、精心组织的语言以及注视大家的方式，让他们给你反馈。当其他与会者开始发言时，你用冷静、有趣、开放的方式回应他们，通过非语言的交流——微笑、皱眉、点头去鼓励或劝阻，帮助拟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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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会议结束，参会者离开时可能会这么想：这场会议进行得不错！但实际上，你凭借自己的行动完全扭转了会议室内的氛围——你的行动体现了“无为”的原则。你温和而巧妙地让所有参会者彼此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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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顺应“道”时，你不但能理解他人，还能够指引和改变他们。无论是与家人、朋友还是同事相处，你都能通过温和与柔韧创建出一个小世界，从而改变他人的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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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影响力不在于公开强悍的权力之中，而是来源于一个让人感到十分真实以至于无可置疑的世界。老子式的圣人正是如此行事从而发挥出其巨大的影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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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中国哲学课 道法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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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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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无尽的能量就在于它有能力帮助人们增强其影响力，而这种帮助不是依赖强硬或支配的姿态，而是依靠温和与联结。从老子所倡导的角度来看，让一个人在行动上变得格外有效的东西，是创建一个新世界的能力。因此，能量和效用并非来自指导性的行为或公然的策略，而是源于改变事物、打好根基。以这样的方式，人们可以小规模地塑造事物，也可以改变整个世界。现在我们来看看一些历史人物是如何完美地示范了这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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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信奉《独立宣言》里写明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准则。但是，如果我们回顾19世纪中期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个观点在当时的美国几乎不被接受。《独立宣言》在那时并未被视为美国的奠基性文献。1863年，在葛底斯堡演说中，亚伯拉罕·林肯申明“人人生而平等”。林肯此举意在含蓄地表明《独立宣言》才是美国的奠基性文献，美国是一个信奉“人人生而平等”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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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的观点在当时是爆炸性的，舆论界对此表示难以置信。林肯的愿景在当时并未实现，但日后它逐渐被美国人接受而成为一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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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断定美国需要一个更具扩张性的政府，以便重振经济、扶弱助贫。当他提出新的改革建议时，最高法院判定这与美国宪法相违背。不过，经过了多轮政治斗争，罗斯福的改革计划（今天被称为“罗斯福新政”）最终出台，这项改革促成了一个新的联邦“大政府”的出现。这届美国政府管控经济，控制财政部门，以社会保障的形式向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援，以福利系统向穷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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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进这些改革，罗斯福创立了以往从未有过的更加激进的税收政策，其中最高的税率达到了90%。这种激进的治国新视野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它最终也被美国人接受。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监管型国家（regulatory state）的模式持续存在。在这种模式下，政府控制财政部门，调控国家商业活动，防止垄断出现，维持高累进税制。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对此表示支持。在这几十年里唯一一次大幅度的减税由民主党的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推行，他们将税率降到了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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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型国家建立起规模庞大的公共基础设施和覆盖面广泛的教育体系，促使美国进入了历史上最长的经济扩张时期。这种模式十分成功，其他国家也纷纷以美国为自身政治经济系统的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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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无法想象现在哪个美国人要支付高达90%的税款。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府在调节经济和控制财政部门时只应发挥有限的作用，因为我们相信政府的行为会抑制经济增长。这种转变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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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而他对美国的前景抱有非常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罗斯福新政以来的改革并未拯救美国的经济，而是使经济倒退了。他和共和党同僚认为：政府应该限制自己的管控力度，不要试图影响财政部门，要停止建设公共基础设施或建立教育系统，应降低税率以鼓励经济发展。尽管这一看法在最初提出时也极具争议，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它却被广为接受。到了克林顿执政时期，这一看法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同样为民主党和共和党两派所充分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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