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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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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派有它自己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他们认为，世界上每一种事物都有着三种性质或三个方面（tray-ātmaka），即有（sat）、无（asat）和亦有亦无（sat-asat）。从这个观点出发，把世界区别为真实的、虚幻的、既真实又虚幻的；把有情分为已解脱者、缚系者、既非实缚系者又非实解脱者。生活派这种“三分说”和耆那教的或然论“七支说”有着很多共同之点。他们从事物的不同方面来观察和分析事物，但是他们的肯定、否定和无差别和辩证法的正、反、合是不同的，因为后者的“合”是在更高基础上的综合，是对正、反的扬弃。因此生活派的“三分说”常常陷于不可知论和诡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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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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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上所述，生活派在印度有长达两千余年的历史，在孔雀王朝时期是一个重要的教派。它起源于北印度，但在南印度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发展。在中世纪，生活派与耆那教的空衣派和印度教的毗湿奴派、民间信仰相结合，在群众中继续流传。在南印度迄今还保存着生活派的很多格言。比如说：“一个人能抹掉身上的油垢，但谁也不能除去命运中的缚系”，“即使一个人站在针尖上作苦行，也不能获得比他命定中所得更多的东西”(35)。但是由于史料和文物长期淹没无闻，佛教和耆那教对它的歪曲，印度教的缄默不言，因此生活派一直被人所误解，直至近几十年才引起人们的重视。目前对生活派的历史发展线索和教义仍不很清楚，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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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派是新兴的沙门思潮之一，它是在反对婆罗门教的精神统治中出现的。生活派的早期学说可能与雅利安人入侵以前的土著达罗毗荼人的精灵崇拜有关（例如认为万物中存在着灵魂），但也吸收过吠陀的一些宗教哲学思想（例如吠陀关于宇宙理法（ṛta）的概念与生活派的命定论有着很多相同的特征）。生活派是适应印度最早的奴隶制大国（摩揭陀、拘萨罗等）的政治和精神统治需要所诞生的，以后又获得了一些专制国家的支持（孔雀王朝、戒日王朝等）。关于这种宗教哲学的阶级性格和社会作用在目前国外学者中有着不同甚至对立的看法。例如德·恰托巴底亚耶认为拘舍罗的命定论反映了印度原始部落或部族人们的消极没落思想，他写道：“在跋耆族毁灭时，拘舍罗感到一切都幻灭了。因为跋耆族是当时存在的最后一个自由的部落，这种毁灭对于游方僧意味着失掉了原始的或部落的最后希望，这些传统，他是可笑地力图给予支持的。”(36)但巴沙姆认为，生活派适应印度最初专制主义国家的兴起而诞生，又随着它们的衰落而灭亡。“在公元前6世纪所倡导的各种新学说中，生活派和它的固定受制的宇宙似乎最适应于紧密集合的专制政治，在孔雀王朝时发生了最大的影响就是表明了这种意义……由于中央集权的旁落，出现了很多松散结合的小王国，这些小王国和准封建关系（quasi-feudal relationship）有关，因此这个派别也就失却了权力，并且最终陷于覆灭。”(37)这种见仁见智的看法，各有理由。但我认为巴沙姆的说法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有史料证明，在拘舍罗最初建立的僧团和在家信徒中，新兴的商人、贵族武士占有重要的比重，刹帝利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在意识形态中宣传命定论比之婆罗门所鼓吹的神造说更为有效。中世纪，在印度教的强大统治下，生活派与耆那教和印度教的某些民间信仰结合以后，它的性质有了重要的变化，据南印度出土的大量碑铭所记，生活派是一个从事某种工业和手工业的下级种姓或职业集团，它只在基层群众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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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随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生活派在中国也有着一定影响。生活派是佛教的对立面，佛教常常谩骂生活派是“愚痴”、“邪道”、“设在河口上伤害鱼类的渔网”。在中国佛教的说唱文学、雕塑、绘画等艺术中都竭力加以丑化，描绘他们是魔鬼，不择手段地谋求生活的“恣欲者”。这种看法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我们应该重新地给予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在中国汉译、藏译的早期佛教典籍中有着很多生活派的史料，在新疆和西藏地区可能还保存着一些文物，这对于澄清生活派的教义和行事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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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又译阿耆维、阿时婆、阿宙婆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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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汉译佛教著作中有《长阿含·沙门果经》（异译《寂志果经》）、《中阿含·师子经》、《箭毛经》、《罗摩经》，《增一阿含经》卷三十二、三十九，《杂阿含经》卷三、四、五、七、二十三、四十三，《那先比丘经》，《本行集经》卷四十五，《大毗婆沙论》卷一九八，《大般涅槃经》卷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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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耆那教经典著作，泰米尔文五小史诗之一。主人公尼罗凯西（又名尼利）是一个女鬼，被耆那教圣哲救活，遂到处宣扬耆那教教义，批驳佛教学说，最后使许多佛教徒感化而皈依耆那教，获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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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泰米尔文湿婆派经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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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见巴沙姆（A．L．Basham）：《生活派的历史和学说》第2版，印度，1981年；霍尔来（A．F．Hoernle）：《生活派》，载《宗教与伦理百科全书》第1卷，第259～326页；宇井伯寿：《六师外道研究》，载《印度哲学研究》（第二），第3版，甲子社书房，19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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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见巴利文中部经典《萨遮迦大经》、增支部经典（Ⅲ；Ⅵ：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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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巴罗那（B．M．Baruna）：《生活派》，载《加尔各答大学文学院期刊》第2卷，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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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二）健驮罗国中提到弹吒落伽（即弹吒伽），在跋虏沙城东北二十余里。在历史上确有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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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宇井伯寿：《六师外道研究》，载《印度哲学研究》（第二），第358～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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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参见巴沙姆：《生活派的历史和学说》，第199～201页。巴沙姆认为富兰那生于窭卢呾伽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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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巴沙姆：《生活派的历史和学说》，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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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同上书，第1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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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参阅《中阿含·师子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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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据耆那教的记载，拘舍罗曾立四戒：（1）饮冷水，（2）食生的种子，（3）吃特为准备的食物，（4）许与妇女情交。但耆那教大雄反对与妇女情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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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据《天业譬喻》（Divyāvadāna）中记载，阿育王在满富城（Puṇḍdvardhana）听到一个耆那教徒说，生活派玷污了佛像，因此下令毁灭当地的生活派，杀戮教徒18000人，但此说不足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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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布希勒（G．Buhler）：《阿育王摩崖石敕》，1894年，第364页。参考霍尔来等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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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七，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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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奔那伐弹国”，第232页；卷十之三“摩呾吒国及以东六国”，第234页。玄奘在上述这些国家中把露形、尼乾并列，其余很多国家只提露形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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