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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哲学通史 第八章 佛教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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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期和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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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在目前亚洲许多国家中有着重要影响。佛教在印度流行了一千五百年左右，它的发展过程在目前学者中有着不同的意见，根据印度社会历史发展的分期以及佛教自身的变化，可划分为下列四个时期：（1）原始佛教时期（约公元前五、六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中叶），即主要是佛陀和他的传承弟子们的佛教；（2）部派佛教时期（约公元前4世纪中叶至1世纪中叶），佛陀死后，佛教徒对于佛说的戒律和教理有了显著的分歧，因而形成了很多派别，有些派别在大乘佛教兴起以后还保留了下来；（3）大乘佛教时期（约1世纪中叶至7世纪），大乘佛教经历了兴起、隆盛和衰落的不同阶段，中观学说和瑜伽行学说形成主流，可称为大乘隆盛的时期；（4）密教时期（约7世纪中叶至13世纪初），密教在大乘佛教后期已开始流行，它在7世纪后半叶取得主导地位。佛教在中亚信仰伊斯兰教的一些民族侵入印度以后急剧地衰落，迄13世纪初终归消失。印度近代的佛教复兴运动是在19世纪重新由斯里兰卡传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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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经典被称为三藏，它是佛教徒在很长的时间中所编纂起来的。藏（piṭaka）有“荚藏”的意思，它分为经（sutra，佛所说的教义）、律（vinaya，为僧侣所制订的戒律）、论（abhidharma，关于教理的解释和研究的论著）三类。目前保存着的佛教三藏大致有下列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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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巴利文体系。这是在公元前3世纪至2世纪以后逐渐由印度次大陆南传入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老挝、泰国和中国云南省傣、崩龙、布朗等民族的经典，这些经典主要属小乘上座部(1)。它是用当地各种民族文字——僧加罗文、泰文、缅甸文、高棉文和老挝文等根据巴利文三藏译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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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语体系。这是在公元前后由印度次大陆通过西域北传入中国汉族地区，后又传入朝鲜、日本、蒙古、越南等国家的佛典。汉语体系的佛经大部分是从梵文中译出的，一部分是从巴利语或西域语言（“胡语”）译出的。汉译三藏通称大藏经。大藏经在中国自北宋开宝年间（968～975）至解放后一千年间（968～1984）先后约有二十二次的刻本和排印本。据《开元释教录》（713～714年收集）载，入藏的经典有1076部，5048卷，其中属于大乘的经、律、论有638部，2745卷；属于小乘的有330部，1762卷。(2)现有佛经中可以确定为属于翻译印度次大陆各国的约1482部，5702卷。除去重译本外，还有4400卷，其中小乘三藏约1400卷，大乘经、律、论约3000卷，约合梵文250万颂(3)。目前正在编辑《中华大藏经》，拟收23000余卷。自后汉末年至北宋末年（2～12世纪）约1000年间，直接参加翻译的有150余人，其中有史书可证，属于次大陆来华的僧侣学者计7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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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藏语体系。这是流传在中国藏、蒙古、土家、羌、裕固等民族以及尼泊尔、不丹、锡金、蒙古、俄罗斯西伯利亚和印度北部等地区的佛经。藏文大藏经绝大部分是从梵文译出的，小部分是从汉文转译的。它分为三个部分：（1）正藏（甘珠尔），即佛的言教的部分，收入经、律和密咒三类；（2）副藏（丹珠尔），即论著的部分，收入赞颂、经释和咒释；（3）杂藏（松绷），收入藏、蒙古佛教徒的有关著作。藏文大藏经自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至民国22年（1933），我国各地共刻造十一种不同的版本。据北京版计算，甘珠尔有1055部，丹珠尔有3962部。共收佛典5962部，约合梵文300万颂。藏文大藏经除收佛教经、律、论外，尚有逻辑、哲学、文法、诗歌、天文、历算、工艺、医药等。其中属于密教的经轨、论著等，汉文《大藏经》很多未收入，因此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另外，在中国还有从汉语或藏语等转译的蒙文、满文和西夏文《大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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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印度很多佛教的著作已经失传，中国保存的译经对于研究印度佛教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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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始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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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陀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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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佛陀是一个历史人物还是神话中的人物，在外国学者中曾引起长期的争论。有些佛学史家认为，佛陀的传说在佛教以前婆罗门的理想中早已有了，佛陀与大雄有着同样的经历，佛陀是佛教信徒臆想出来的人物，它毫无可靠的史实根据。例如欧洲逊那尔特（E．Senart）认为：在关于佛陀的神话中反映了早上出生，白天遨游天空，晚上消逝的太阳观点。苏联阿·科切托夫（A．Кочетов）也说：“分析经典著作与研究早期佛教艺术，可以证实佛陀的虚构性。现在，坚持佛陀符合史实性的，只不过是佛教徒和一些资产阶级科学的代表人物罢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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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传说无疑地充满着很多荒诞无稽的成分，但根据这些荒诞的成分而否定佛陀的历史真实性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向题。据早期佛经的记载以及考古发现(5)，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理由可以否认佛陀是一个历史人物。佛陀名悉达多（Siddhattha(6)），母系族名为乔达摩（Gautama）(7)，生于现在尼泊尔的迦毗罗卫城。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释迦（Śākya）是种族的名称，牟尼（Muni）是“圣人”或“寂默”的意思，释迦牟尼的意思就是“释迦族中的贤人”。关于佛陀的生卒年月，我们剔除宗教的无稽传说，大致可推定卒年为公元前480～公元前490年间(8)。佛陀传说为拘萨罗国所属释迦净饭王（白米饭王，Śuddhodana）的太子，母亲名摩耶（Māya），在他出生后七天就死去，由他的姨母摩诃波阇波提抚养长大，幼时曾受婆罗门的五明教育，因感人生之无常，于二十九岁时出家，初跟数论的先驱者阿逻罗·迦罗摩（Ālāla Kalāma）及邬陀迦·罗摩子（Uddaka Rāmaputta）学习禅定，后又独创佛教。他从三十五岁起一直在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一带进行传教活动，并创立了适应教徒生活的僧伽制度，年八十在拘尸那揭罗城（Kuśināgara）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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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始佛教的宗教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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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说，佛陀不是一个哲学家而是一个宗教或道德的说教者，他像希腊的苏格拉底一样关心的是道德实践的问题，而不是哲学或理智探索的问题，例如有一个叫结发童子的向佛问道：“世有常，世无有常，世有底，世无底？命即是身，为命异身异？如来（tathāgata）终，如来不终，如来终不终，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佛陀认为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是徒劳无益的，正像一个人受了严重的箭伤，不是首先去拔出箭头进行治疗，而是亟于去问箭是用什么东西做成的，弓是什么形状的，羽是用什么动物毛做的，等等(9)。因此，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佛教哲学是一种宗教哲学，虽然这些哲学和别的宗教哲学（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相比还有着很多重要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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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四谛和八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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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宗教道德学说重要地表现在所谓佛陀在成道时所悟得的“四谛说”和“十二因缘说”中。现在先谈谈“四谛”。谛（Satya）是“实在”或“真理”的意思，是印度哲学中一般通用的哲学概念和方法。四谛就是苦、集、灭、道。苦谛是说现实生存的种种痛苦现象，所谓“一切皆苦”；集谛表示造成痛苦的各项理由或根据；灭谛表示作为佛教最后理想的无苦涅槃；道谛则是说为实现佛教理想所应遵循的手段和方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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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在婆罗奈斯曾做过这样的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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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们，这就是痛苦的神圣真理：出生是痛苦（生苦——引译者注），老年是痛苦（老苦），疾病是痛苦（病苦），死亡是痛苦（死苦），和不可爱的东西会合是痛苦（怨憎会苦），和可爱的东西离开是痛苦（爱别离苦），求不到所欲望的东西是痛苦（求不得苦）。总之是一切身心之苦（五取蕴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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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们，这就是痛苦原因（集）的神圣真理，渴爱（tṛạṣnā）伴随着贪与欲导致生死轮回，渴爱到处寻求欲乐、生存、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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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们，这就是消灭痛苦的神圣真理：根除欲望以消灭爱，彻底驱除它，离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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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们，这就是引向消灭痛苦途径的神圣真理：有八种正确的途径（八正道），即正确的见解（正见），正确的意志（正思惟或正志），正确的言语（正语），正确的行为（正业），正确的生活（正命），正确的努力（正精进），正确的思想（正念），正确的精神统一（正定）。(11)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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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于婆罗奈斯附近园林，告五比丘说：若彼两端，我等出世，不应追求。二端云何？一者处情欲中尽情享乐，粗俗凡庸，无结于福乐；一者虽曰虔诚，而实苦楚、暴虐，无臻于福乐。诸比丘众！此二极端，慎勿追求，如来所阐中道，可得觉知，可获智慧，导人于清净、正觉、涅槃寂灭之境。诸比丘！此乃中道，如来所教……如斯无上正道有八：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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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任何宗教的学说都是现实的歪曲的反映，而只有依据现实生活才能给予宗教正确的和科学的说明。马克思曾指出：“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13)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佛陀的四谛说，无疑地也可以找出它的现实根源。四谛说是佛陀对于社会和人生观察所作出的结论，大致可以看出，这个观察曾借鉴于印度当时医学治病的“四诀”(14)。佛陀第一、第二个真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在早期专制主义时期中由于那些掠夺、剥削压迫而出现的社会不安定的情况，反映了人民在社会和自然压迫下的痛苦和呻吟，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15)他们把来自社会的苦难着重说成是生理的痛苦，并且力图掩饰印度当时种姓和民族压迫的事实，而把苦难单纯归结为个人的求生意志或人性的堕落。我们知道印度由无阶级的氏族社会向国家过渡也像恩格斯在描述易洛魁人的氏族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情况那样，新的社会是通过一系列的可鄙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而诞生的。(16)“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17)例如与佛陀同时代的摩揭陀的君主频毗沙罗王（Bimbisāra）是被他的儿子阿阇世王（Ajātaśatru）所杀害的，阿阇世王是被他的儿子邬达衍跋陀（Udayabhada）所杀死的，邬达衍跋陀是被他的儿子阿奴罗陀伽（Anuruddhaka）所谋害的，阿奴罗陀伽是被他的儿子蒙达（Mụṇda）所杀害的。另如拘萨罗的国王波斯匿王（Prasenajit）是被他的儿子琉璃（Virūdhaka）所驱逐的，这个琉璃王也就是毁灭佛陀所属的释迦族的人。统治阶级的无尽的贪欲和掠夺才是真正的社会苦难的原因。佛陀在第三和第四真理所提出的消灭痛苦的号召以及具体的途径，充分说明了佛教的社会作用，佛陀在这里要想把世俗的问题，颠倒为意识的问题，把现实的苦难转化为主观的幻觉，他的真实意图是要把统治阶级压迫剥削所造成的苦难后果推卸到被压迫群众自身上去，让被压迫群众在剥削和奴役面前驯服，自我克制。关于第四个真理所提出的道路，印度德·恰托巴底亚耶认为，是从原始共产主义那里获得灵感的，佛陀想“恢复氏族社会纯朴的道德”以及“构造原始共产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生活的一种幻景”，虽然他已无法实现这种“幻景”了(18)。德·恰托巴底亚耶的这种说法也有着一定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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