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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始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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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陀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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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佛陀是一个历史人物还是神话中的人物，在外国学者中曾引起长期的争论。有些佛学史家认为，佛陀的传说在佛教以前婆罗门的理想中早已有了，佛陀与大雄有着同样的经历，佛陀是佛教信徒臆想出来的人物，它毫无可靠的史实根据。例如欧洲逊那尔特（E．Senart）认为：在关于佛陀的神话中反映了早上出生，白天遨游天空，晚上消逝的太阳观点。苏联阿·科切托夫（A．Кочетов）也说：“分析经典著作与研究早期佛教艺术，可以证实佛陀的虚构性。现在，坚持佛陀符合史实性的，只不过是佛教徒和一些资产阶级科学的代表人物罢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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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传说无疑地充满着很多荒诞无稽的成分，但根据这些荒诞的成分而否定佛陀的历史真实性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向题。据早期佛经的记载以及考古发现(5)，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理由可以否认佛陀是一个历史人物。佛陀名悉达多（Siddhattha(6)），母系族名为乔达摩（Gautama）(7)，生于现在尼泊尔的迦毗罗卫城。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释迦（Śākya）是种族的名称，牟尼（Muni）是“圣人”或“寂默”的意思，释迦牟尼的意思就是“释迦族中的贤人”。关于佛陀的生卒年月，我们剔除宗教的无稽传说，大致可推定卒年为公元前480～公元前490年间(8)。佛陀传说为拘萨罗国所属释迦净饭王（白米饭王，Śuddhodana）的太子，母亲名摩耶（Māya），在他出生后七天就死去，由他的姨母摩诃波阇波提抚养长大，幼时曾受婆罗门的五明教育，因感人生之无常，于二十九岁时出家，初跟数论的先驱者阿逻罗·迦罗摩（Ālāla Kalāma）及邬陀迦·罗摩子（Uddaka Rāmaputta）学习禅定，后又独创佛教。他从三十五岁起一直在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一带进行传教活动，并创立了适应教徒生活的僧伽制度，年八十在拘尸那揭罗城（Kuśināgara）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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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始佛教的宗教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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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说，佛陀不是一个哲学家而是一个宗教或道德的说教者，他像希腊的苏格拉底一样关心的是道德实践的问题，而不是哲学或理智探索的问题，例如有一个叫结发童子的向佛问道：“世有常，世无有常，世有底，世无底？命即是身，为命异身异？如来（tathāgata）终，如来不终，如来终不终，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佛陀认为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是徒劳无益的，正像一个人受了严重的箭伤，不是首先去拔出箭头进行治疗，而是亟于去问箭是用什么东西做成的，弓是什么形状的，羽是用什么动物毛做的，等等(9)。因此，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佛教哲学是一种宗教哲学，虽然这些哲学和别的宗教哲学（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相比还有着很多重要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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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四谛和八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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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宗教道德学说重要地表现在所谓佛陀在成道时所悟得的“四谛说”和“十二因缘说”中。现在先谈谈“四谛”。谛（Satya）是“实在”或“真理”的意思，是印度哲学中一般通用的哲学概念和方法。四谛就是苦、集、灭、道。苦谛是说现实生存的种种痛苦现象，所谓“一切皆苦”；集谛表示造成痛苦的各项理由或根据；灭谛表示作为佛教最后理想的无苦涅槃；道谛则是说为实现佛教理想所应遵循的手段和方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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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在婆罗奈斯曾做过这样的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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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们，这就是痛苦的神圣真理：出生是痛苦（生苦——引译者注），老年是痛苦（老苦），疾病是痛苦（病苦），死亡是痛苦（死苦），和不可爱的东西会合是痛苦（怨憎会苦），和可爱的东西离开是痛苦（爱别离苦），求不到所欲望的东西是痛苦（求不得苦）。总之是一切身心之苦（五取蕴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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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们，这就是痛苦原因（集）的神圣真理，渴爱（tṛạṣnā）伴随着贪与欲导致生死轮回，渴爱到处寻求欲乐、生存、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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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们，这就是消灭痛苦的神圣真理：根除欲望以消灭爱，彻底驱除它，离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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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们，这就是引向消灭痛苦途径的神圣真理：有八种正确的途径（八正道），即正确的见解（正见），正确的意志（正思惟或正志），正确的言语（正语），正确的行为（正业），正确的生活（正命），正确的努力（正精进），正确的思想（正念），正确的精神统一（正定）。(11)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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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于婆罗奈斯附近园林，告五比丘说：若彼两端，我等出世，不应追求。二端云何？一者处情欲中尽情享乐，粗俗凡庸，无结于福乐；一者虽曰虔诚，而实苦楚、暴虐，无臻于福乐。诸比丘众！此二极端，慎勿追求，如来所阐中道，可得觉知，可获智慧，导人于清净、正觉、涅槃寂灭之境。诸比丘！此乃中道，如来所教……如斯无上正道有八：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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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任何宗教的学说都是现实的歪曲的反映，而只有依据现实生活才能给予宗教正确的和科学的说明。马克思曾指出：“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13)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佛陀的四谛说，无疑地也可以找出它的现实根源。四谛说是佛陀对于社会和人生观察所作出的结论，大致可以看出，这个观察曾借鉴于印度当时医学治病的“四诀”(14)。佛陀第一、第二个真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在早期专制主义时期中由于那些掠夺、剥削压迫而出现的社会不安定的情况，反映了人民在社会和自然压迫下的痛苦和呻吟，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15)他们把来自社会的苦难着重说成是生理的痛苦，并且力图掩饰印度当时种姓和民族压迫的事实，而把苦难单纯归结为个人的求生意志或人性的堕落。我们知道印度由无阶级的氏族社会向国家过渡也像恩格斯在描述易洛魁人的氏族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情况那样，新的社会是通过一系列的可鄙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而诞生的。(16)“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17)例如与佛陀同时代的摩揭陀的君主频毗沙罗王（Bimbisāra）是被他的儿子阿阇世王（Ajātaśatru）所杀害的，阿阇世王是被他的儿子邬达衍跋陀（Udayabhada）所杀死的，邬达衍跋陀是被他的儿子阿奴罗陀伽（Anuruddhaka）所谋害的，阿奴罗陀伽是被他的儿子蒙达（Mụṇda）所杀害的。另如拘萨罗的国王波斯匿王（Prasenajit）是被他的儿子琉璃（Virūdhaka）所驱逐的，这个琉璃王也就是毁灭佛陀所属的释迦族的人。统治阶级的无尽的贪欲和掠夺才是真正的社会苦难的原因。佛陀在第三和第四真理所提出的消灭痛苦的号召以及具体的途径，充分说明了佛教的社会作用，佛陀在这里要想把世俗的问题，颠倒为意识的问题，把现实的苦难转化为主观的幻觉，他的真实意图是要把统治阶级压迫剥削所造成的苦难后果推卸到被压迫群众自身上去，让被压迫群众在剥削和奴役面前驯服，自我克制。关于第四个真理所提出的道路，印度德·恰托巴底亚耶认为，是从原始共产主义那里获得灵感的，佛陀想“恢复氏族社会纯朴的道德”以及“构造原始共产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生活的一种幻景”，虽然他已无法实现这种“幻景”了(18)。德·恰托巴底亚耶的这种说法也有着一定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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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缘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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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哲学思想是为他的宗教伦理思想作论证的，是蕴含于他的宗教伦理思想中的。佛陀哲学的基本观点是缘起观（pratīyasamutpāda）。在佛陀时代，印度思想界中对于世界起源的问题的回答大致流行着下面五种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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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在化作因说（iśvara-nimmāṇa-hetu-vāda），也就是神造说。他们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由最高神梵天或自在天所创造的，人的生命活动都是受制于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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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宿作因说（pubb-kata-hetu-vāda），主张世界和人生都是由前世的宿业所决定，人是无法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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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合因说（sanṅgati-bhāva-hetu-vāda），主张世界和人类是由众多的原素，即是由众多的原因所结合或积聚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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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偶然机会因说（diṭṭtha-dhamma-upakkama-hetu-vāda），主张世界上一切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偶然的机运，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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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类因说（abhijāti-hetu-vāda），主张世界上的各类事物，以及人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他们的不同智慧、境遇都是天生命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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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认为上述各种学说都有错误或偏激，不符合“中道”，因而他在阐述集谛时提出了缘起理论。缘是“关系”或“条件”的意思，所谓“缘起”就是“诸法(19)由缘而起”，也就是说一切事物或现象的生起都是相对的互存关系或条件，如果离开了关系或条件也就不能生起任何一种事物或现象。佛陀常用下面语言来说明他的缘起理论：“此有则彼有，此生则彼生，此无则彼无，此灭则彼灭。”也就是说，此是彼之缘（条件），彼是此之缘（条件），此依彼而起，彼依此而起，如果离开了缘，也就不能生起一切。在佛陀的概念里，缘起和法（存在）是同位的格，所谓“若见缘起便见法，若见法便见缘起”(20)。一切法在时间上是连续的，在空间上是依存的，在因果关系上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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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从缘起的理论出发，对宇宙和人生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人的起源和过程可以分成若干互为条件或因果联系的环节（支）。早期经典中说法不一，有的分为五支（“五分”），有的分为九支（“九分”）或十支（“十分”），后来总括为十二支，即十二因缘。《缘起经》说：“云何名缘起？初谓依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所谓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起愁叹苦忧恼，是名纯大苦蕴集。如是名为缘起初义。”(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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