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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乔荼波陀的不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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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生平和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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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荼波陀(Gauḍapāda)(7)是吠檀多不二论的较早和较系统的表述者,他是吠檀多最著名的理论家商羯罗老师牧尊(乔频陀,Govindanātha)的教师。据说生于5至6世纪(8),这个时代相当于印度奴隶占有关系全面崩溃、封建制度取得胜利的时期。乔荼波陀的著作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蛙氏奥义颂》(Māṇḍūkya-kārikā)。我在前章中所述的《数论颂释》据说也是出自他的手笔,但此说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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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氏奥义颂》又称《圣传书》(《阿笈摩论》,Āgama-śāstra),全书共四章(圣传、虚妄、不二、旋火寂静),215颂。“圣传章”论述最高我的四位,即普遍位(Vaiśvānara)、光明位(Taijasa)、智慧位()、第四位(Caturtha)的原理。“虚妄章”说最高我和宇宙万有的关系,作者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像梦幻一样是不真实的。“不二章”论述最高我与个我的关系。最高我和个我的关系好像瓶中的虚空和大虚空之间的关系,小虚空和大虚空虽然在形相上不同,但本质上是一体不二的。“旋火寂静章”说世界上的各种现象都像火炬在旋转中所显现出来的假相,是由心识所转变的假现。只有最高我才是真实的存在,另外说修行者的实践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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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荼波陀在《蛙氏奥义颂》中结合了奥义书和大乘佛教中观、瑜伽的思想。通篇可以看出明显地受佛教的影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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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梵我不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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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荼波陀进一步发挥了奥义书唯心主义哲学家耶若婆佉的梵我理论,他认为世界最高的原理是梵,亦即最高我。最高我根据其摆脱外界事物和经验印象的不同程度可以分为四个部位:第一是普遍位,在这个位中的最高我是一种觉醒的意识状态,它认知着外界的对象;第二是光明位,在这个位中的最高我是一种梦眠的意识状态,它虽然已摆脱了外界事物和经验的印象,但还认知着内部的精神对象;第三是智慧位,在这个位中的我是一种熟睡的意识状态,它是一种纯粹的意识,既摆脱了外界的对象,也摆脱了内部的精神对象;第四位是最高我的真实存在,在这个位中,既无主、客观的对立,亦无时间、因果等的制约。这个最高我就是梵,也就是人们纯粹的心性。乔荼波陀这种对于世界终极原因的探讨,是一种反科学的、神秘主义的唯我论(参见本书奥义书章中对耶若婆佉“我的四位说”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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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最高我和个我的关系问题,乔荼波陀坚持了不二论的观点,他认为个我是一种相对的或经验的实在。个我在形相上虽然和最高我有着不同,但在本性上是同一的。用一个譬喻来说,个我好比是瓶里的虚空,最高我则是没有限制的大虚空,当瓶被击破的时候,最高我和个我就融合为一个(《颂》Ⅲ.3~4)。(10)乔荼波陀的这种论证是和龙树相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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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摩耶(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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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荼波陀在探讨最高我和世界的关系中进一步发挥了《白驴奥义》中的摩耶(幻,māyā)理论,这种理论是吠檀多哲学的中心,它对以后吠檀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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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耶一词在吠陀中原意为“智慧”(),“智慧”的另一个同义词是“行动”(dhī或karma),在吠陀诗人看来,自然界的一切行动,例如风雨的调顺、白牛的生乳,都是由于摩耶亦即幻力的作用,幻力就是行动。这是一种魔术的科学的想象,这种想象,并没有离开自然界本身。恩格斯曾指出:“所有这各种关于自然界……关于魔力等等的虚假观念,大都只有否定性的经济基础;史前期的低级经济发展曾有关于自然界的虚假观念作为自己的补充,有时甚至作为条件,并且甚至作为原因。”(11)但在奥义书中摩耶已被理解成幻或无明(avidyā)的意义。(12)奥义书的唯心主义者们特别强调脱离客观世界和人们实践的识(),把识看作宇宙万有的根本原理。从奥义书把摩耶解释为精神现象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唯心主义的起源确是由于阶级社会形成以后,少数剥削者(婆罗门)脱离了生产劳动,专门从事玄学思考,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纯然分离的结果。这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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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与此相适应的是思想家、僧侣的最初形式——马克思原加的边注,引者)。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真实地这样想象:它是同对现存实在的意识不同的某种其他的东西;它不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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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荼波陀认为我们所感觉到的客观世界及其运动都是最高我通过其自己的一种魔力(svamāyayā)所创造出来的(《颂》Ⅱ.12,17),它是一种不真实的表象,这种不真实的表象正像我们所见的梦、幻和海市蜃楼一样(《颂》Ⅱ.31)。梦中的经验无疑是不真实的,但觉醒中的经验同样是不真实的(《颂》Ⅳ.36~37),比如有人把真实的绳看作假现的蛇一样,但蛇和绳同样是不真实的(《颂》Ⅱ.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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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荼波陀又进一步认为,幻现的世界就是人们心识()的变作,心识显现为主体(grāhaka)和客体(grāhya),正像一个动摇着的火炬显现出长或圆的形相一样(《颂》Ⅳ.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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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荼波陀的摩耶说充分暴露了印度奴隶主在没落时的思想动向,我们知道在五六世纪印度的奴隶占有关系已处于溃败的境地,封建的制度已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印度的奴隶主在与农村公社中新出现的上层剥削分子和富有者争夺统治权力的斗争中感到了无能为力,他们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失去了信心,对旧的一切感到了幻灭,因而把现实世界看作一个如梦如幻的过程,并且企图在另一个世界中去求得慰藉。这种对世界的看法是和目前某些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看法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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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羯罗的不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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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时代、生平和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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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封建生产关系在六七世纪以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这种关系和前一个社会一样受着农村公社的强烈影响。农村公社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共同体,它是建筑在土地共有、农业与手工业直接结合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与此相适应的政治形态是封建的割据和专制的统治,印度封建的君主和亚洲其他国家一样被称为“地上的神”,他们拥有着无限的、绝对的世俗和精神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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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封建时代的一切唯心主义哲学都是神学的附属品,都是为封建政治服务的。封建哲学中占有统治地位的是吠檀多主义,它的最大的代表是商羯罗(Śaṅkara,700~7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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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羯罗的传记虽然被保存下来的有十一个,但他的生平还不很清楚。(15)他出生于西南印度喀拉拉邦马拉巴尔海岸的伽拉迪(Kaladi)。属婆罗门种姓,少年时曾随印度著名的吠檀多不二论者乔荼波陀的弟子牧尊学习婆罗门教的经典,以后遍游印度各地,在贝勒纳斯曾与其他哲学派别进行辩论,在印度次大陆建立了四大修道院,仿照佛教组织了“十名教团”(Daśnamis),追随他的弟子很多,最后死于喜马拉雅山的基达那特,时年三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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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羯罗著有大批宗教哲学著作,其中重要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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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梵经注》(Brahmasūtra-bhāṣ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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