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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哲学通史 [:170191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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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德本特拉那特·泰戈尔的哲学和社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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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易死后，梵社一方面由于受到了外部的压力，另一方面由于内部很多战友的离去，陷于十分涣散的状态。在这种情形下，担当梵社改组工作的是德本特拉那特·泰戈尔（Debendranath Tagore，1817～1905）。德·泰戈尔是德瓦尔那特·泰戈尔的长子，诗人罗·泰戈尔的父亲，孟加拉最富有的新兴资产阶级分子，早年曾就读于罗易所办的启蒙学院。他在1842年参加梵社后，为梵社编订了祈祷文集——《梵法教典》（Brāhma Dharma Grantha），制订了具体的行动纲领，举办了为宣传梵社思想的真理觉知学园（Tattvabodhinl Pāṭhśāla）和刊物，把梵社的活动和印度的启蒙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据1847年的统计，当时参加梵社的成员有64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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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泰戈尔的宗教思想追随着罗易的路线。他仍继续贯彻着反对偶像崇拜、种姓分立等的原则，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澄清了梵社内部的基督教影响，使梵社的理论和活动进一步适应了社会日益发展的需要。关于这一点他自己曾写道：梵社“是在伟大的印度社会之中而又是隶属于伟大的印度社会的，传给我们的责任是要借范例和训诫以高举印度论典的最高真理的火炬。在它的光明照耀之中，净化我们的风俗、习惯、礼节、仪式，并使它们适应于我们的良心和社会的需要”(34)。这在当时，在反对基督教的精神侵略中有着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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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泰戈尔在哲学上是吠檀多二元论者。他宣称，宇宙万有的最高实在和见证者是梵。梵是“最高的真理”和“无穷的智慧”，它既超越于时空，但又弥漫于时空之中。(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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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对于物质世界的认识是由感官和色、声、香、味、触的对象而生的。但是和这认识在一块，我也能知道神我是知者。和见、触、想这些事实在一块，同时又知道见、触、想者就是神我。随着对客体的认识就有对主体的认识，随着对身体的认识就有对内在精神的认识……对我们说来，日月的升落是有时间规律的，风雨是在适当的季节而运动的，所有这一切联合起来是为了实现维持我们生命的计划。这是谁的计划呀？它不能是物质的计划，它必定是精神的计划。因此，这个世界是被一个有理智的存在的力量所驱策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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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泰戈尔这个表述是和奥义书的“梵我一如”的论证大致相似的，它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说明。但是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并没有接受商羯罗对于奥义书梵我的解释。(37)在商羯罗看来，物质世界是幻，它是不真实和不实在的，而在德·泰戈尔看来，物质世界是实在的，由外界对象作用于我们感官所引起的认识也是真实的。梵创造和支持了世界，但并不意味着梵和物质世界、绝对和现象、无限和有限就是完全同一个东西，也不意味着现象世界的独立就是和梵相对立的。德·泰戈尔这个理论和吠檀多二元论的解释是相似的。(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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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泰戈尔认为除了承认感觉认识（即由感官和色、声、香、味、触的对象所引起的认识）和圣典的证明外，还同时必须承认直觉经验（随受）的认识，这种直觉的认识是一切认识的基础。他写道：“我终于看到纯粹的心中充满着直觉认识的光明——这是它（一切认识——引译者注）的基础……我们只能接受那些适应于我们心灵的‘奥义书’经文，那些不合于我们心灵的说教我们是不能接受的。”(39)德·泰戈尔的认识论和他的本体论一样也是二元论的，既承认我们的认识是感官和外界对象接触所引起的结果，又承认直觉的认识是一切认识的来源，从而又使他陷入了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泥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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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泰戈尔的哲学观点是在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以及当时传入的西方无神论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他在《自传》中曾谈到了这一斗争的过程。他写道：“正像一方面有我的探求真理的梵文研究，另一方面有英文。我读了许多英文哲学著作……我就问：屈从自然就包括整个人的存在吗？……自然魔鬼的掌心是逃不脱的，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屈服于自然的命令，那么我们是真的无所作为了。……我又这样想：正如事物被阳光反映在相片之上一样，一切物体通过感官显现在心灵之中，这就是所谓认识。除此以外，还有任何其他获得知识的方法吗？所有这些乃是西方哲学对我的心灵的暗示，对于一个无神论者来说，这已足够了，他不需要超自然的任何东西，但是我怎么能完全满足于这呢？我的努力是要亲证神，不是通过盲目的信仰，而是知识的光明。”(40)西方无神论思想传入印度以后，印度的各个社会阶层对它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诋毁它，而小资产阶级则热忱地拥护和宣传它（参见下节青年孟加拉派）。西方无神论思想曾经是欧洲一些国家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想武器、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旗帜，但是印度资产阶级却抱着矛盾的态度，这说明印度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们和封建主义的不可分离，他们在反对封建主义中还不能抛弃宗教的旗帜。同时也说明哲学相对的继承性，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的历史条件特别是阶级斗争的状况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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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泰戈尔的宗教哲学理论虽然排斥了基督教的外来影响，但他又倒向了奥义书唯心主义一元论的泥淖。他认为在“梵法”（Brahma Dharma）的统一基础上可以联合印度一切宗教的力量，恢复印度以往的生力和自由，甚至提出“首先是梵教徒，然后是印度人”的口号，他把梵教置于一切宗教之上，并看作是民族自觉的唯一形式，这势必妨碍了与其他宗教和民族力量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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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哲学通史 [:170191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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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阿·俱·达德及伊·钱·维迪耶萨伽罗的哲学和社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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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社的另一个思想家是孟加拉的阿克舍耶·俱摩尔·达德（Aksay Kumar ，1820～1866）。他最初用资产阶级的方法整理了印度古代的宗教哲学文献，写出《印度信仰传统》一书，而代表他自己哲学思想的著作则是《论人和外在自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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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德在哲学上是一个自然神论者，他认为神或梵创造了世界，但并不干预世界的过程，世界是实在的，它的发展有它自身的原因。他和罗易一样积极反对寡妇殉葬、童婚、种姓歧视、教派主义等陋俗，要求发展民族的文化和语言，为此他和德·泰戈尔一起创设了宣传社会改革和爱国思想的真理觉知学园和《真理觉知》杂志。达德在真理觉知学园的开幕式上说：“我们已经在任何事情上都不再信赖自己了。我们受外国政权的统治，用外国语言受教育，忍受外来的压迫，而基督教就具有这样的影响，以致使我们开始考虑：这个宗教是否是我们国家的民族宗教。所以在目前我们必须在自己可能的范围内用自己的语言进行教育，并且提供完全适合我们宗教精神的教育，不然的话，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和英国人就将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的语言成了我们的民族语言，而他们的宗教也成了我们国家的民族宗教。当我想到‘印度人’这几个字也许会被忘掉而我们将用外国的文字称呼自己的时候，我的心就要破碎了。”(41)达德主编的《真理觉知》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孟加拉农民反对封建主的斗争中以及随后蓝靛种植工人反对殖民当局的斗争中都是公开站在被压迫群众一边的。达德等所进行的活动在唤醒印度人民的民族民主意识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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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在《真理觉知》杂志周围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印度近代史上的大学者伊湿伐罗·钱陀罗·维迪耶萨伽罗（Īśvara Chandra Vidyasagar，1820～1891）。维迪耶萨伽罗是他的称号，意思是“智慧海”。他出身于米德纳普尔区的比尔辛哈一个婆罗门的家庭，曾任印度加尔各答梵文学院的院长。他的文学活动特别是对孟加拉散文体裁方面的贡献，使他的声誉仅次于诗人泰戈尔。他著有《僵尸故事二十五则》（1847），《摩诃婆罗多译作集》（1868），《关于妇女解放论文集》（共4卷，分别于1871～1873年出版），等等。维迪耶萨伽罗最初主张不具有任何外形的神，后来由于1864年印度的大饥荒招致千百万人的死亡，他看到了神的无能为力，终于拋弃了对神的信仰。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和达德一样，特别注意妇女解放、民族语言、普及教育、破除种姓隔离等方面的问题。他以辛辣的文学语言对当时社会流行的童婚、多妻、寡妇守节、溺婴等现象进行了无情的讥讽和抨击，常常用“托古改制”的方式进行论证。1855年他发表了《论信仰印度教孀妇的再嫁》曾引起了印度教内的震动。他呼吁信仰印度教的妇女再嫁后所生的子女，应该取得合法继承人的地位，这种呼吁后来迫使当局所采纳，制定了法案，在1860年通过。维迪耶萨伽罗也是印度人中较早注意妇女教育问题的一个，在他的创议下，印度四个地区办起了34所女子学校和20个模范学堂。另外，他对下层种姓和少数民族也表示了无限的关怀和同情。维迪耶萨伽罗的思想曾给予他的同时代人和学生重要的影响。例如他的学院同事罗姆纳拉扬·扎伽罗特那（Ramanarayan Jarkaratna，1822～1886）在他的影响下曾写出著名的《上层婆罗门为了特权》一剧。他的学生巴萨克（R．C．Basak）在他的指导下写出《印度妇女九人传》（1852）、《印度史》（共三卷，1856～1858），这些著作在印度启蒙运动中都有着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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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哲学通史 [:170191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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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凯沙布·钱陀罗·孙的“新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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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社在德·泰戈尔的领导下虽然有了重要的发展，但是由于他对婆罗门教义的偏重，同时对某些社会改革采取温和的态度，引起了一部分社员的不满，梵社于是分裂了。1866年一部分成员在年轻的领袖凯沙布·钱陀罗·孙（Keshab Chandra Sen，1838～1884）的领导下重新组成了印度梵社（Brāhmo Samāj of India），原来的梵社也就被称为本初梵社（Ādi Brāhmo Samāj）。凯沙布出身于孟加拉一个贵族的家庭，属婆罗门种姓。他的祖父罗姆·伽摩尔·孙（Ram Ramal Sen）是英印皇家亚细亚学会的秘书，早年就学于印度学院，受到西方文化思想的熏陶，在孟加拉当过银行的职员。1870年曾访问英国，会见了英国很多思想家，如哲学家约翰·穆勒、东方学家麦克思·缪勒等，据说英国女皇维多利亚还接见过他。他主要著作有：《为梵社申辩》（1863）、《论耶稣基督，欧洲和亚洲》（1866）及《新本集——雅利安人圣律的新天道》（The New Saṃhītā，or the Sacred Laws of the Aryans of New Dispensation）。凯沙布在1857年参加梵社后，团结了一部分青年成员在孟加拉创办了《印度镜报》，建立了业余学校和妇女学校，编写了大量的通俗文艺读物，通过这些文化教育机关，大力开展了印度社会改革的宣传和活动，从而使梵社的影响扩大到了次大陆各地，据1866年的统计，梵社的分支有54个。凯沙布为印度梵社制定了一套新的宗教和社会改革行动纲领。他综合了印度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和中国儒学的思想，宣称：“广大的宇宙是神的庙宇，智慧是巡礼的净土，真理是永久的圣典，信仰是一切宗教的根底，仁爱是真正的精神文明，破私是真正的苦行。”(42)凯沙布这个理论反映了印度资产阶级在精神上要求统一和联合的愿望。但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向帝国主义的过渡、英国的全面征服印度、帝国主义和印度封建主义政治联盟的巩固、资产阶级在政治历史舞台上显露头角，同时由于梵社一部分成员对凯沙布的专横和与封建势力的妥协（例如把他的未成年的幼女嫁给比合尔的大君，违反了梵社规定反对童婚的原则）表示不满，梵社内部发生分裂。凯沙布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调和各种矛盾，又把他的印度梵社改组为“新天道”（Nava Vidhān）教会，即总梵社。在他的“新天道”中，公开渲染基督教的超神论、毗湿奴教的虔信主义和瑜伽的直觉主义，把西方的非理性思想和印度的唯心主义、神秘主义思想完全结合了起来，他把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说”（Trinity，即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解释为印度教的“三重形体说”（Trimūrti，即实在—意识—欢喜或真—知—乐）(43)。他写道：“什么是可以归结为精神和物质的唯一根本力量，而这种力量将要完成时代的要求和科学世界的希望呢？……在天上和地下，世界内外，历史和传记之中，什么是弥漫一切、指导一切、支持和鼓舞一切的唯一力量呢？我无疑地称之为神的力量，一种个人的创造力量，一种理性的意志力量。这种意志力量也就是真、善、美三位一体的神。当瑜伽行者的认识能力洞察到无限人格的德性时，他的心中充溢着热情、信仰、智慧，使他感觉到有神的意识。在那个亲证神的时刻，见者和被见者、主体和客体都汇合为一。”(44)“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本来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凯沙布把外国奴化思想和本国封建思想结合起来是要为当时出现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政治联盟作出神学的论证。例如在英国女皇加冕为印度皇帝时，他公开向群众号召：“你们必须效忠英国，当你们的国家沉溺在无知、迷信和绝望空虚之中的时候，他们作为神的使节来援救你们，并且已经把你们提高到了现在的地位。这不是人的工作而是神的工作，神通过英国已经做了它的工作，并且正在做着它的工作。”(45)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凯沙布的新天道教会已经沦为英帝国主义手中的精神工具。从罗易中经德·泰戈尔至凯沙布的思想历程可以看出印度资产阶级的思想是非常软弱无力的，这些思想上阵打了几个回合，迅速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印度的复古主义思想的同盟所打退，失却了灵魂，只剩下了躯壳，这和中国某些“新学”思想走着同样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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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在印度梵社中又分化出了另一个派别——一般梵社（Sādhārana B．S．），参加这个社的成员大部分是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人。他们除了积极参加宗教和社会改革外，还直接参与了当时的各种政治活动。例如他们中间一部分人在20世纪90年代在湿婆那特（Sivanath）的领导下曾公开宣布拒绝为外国政府服务，并争取稳步的民族独立。印度早期国大党的某些领袖如苏伦特拉那特·巴纳吉（Surendra nath Banerji）、A．M．鲍斯（A．M．Bose）都和这个社有过紧密的联系，他们的哲学、社会思想我将在后面讲述。总之，梵社经过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出现过不同的派别，这些派别所起的社会作用也是不一样的。据1901年的统计，梵社各个派别共有成员4051人。随着印度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这个社也日益失去了它的群众影响。目前一般梵社在印度还存在着，但只是一个局限于宗教和教育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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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苏联列夫柯夫斯基的研究，印度封建生产方式的瓦解开始于14世纪（《1947年前印度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特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第11页），但一般都认为开始于17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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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5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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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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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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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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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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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统治》，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第149页。哈努曼是印度传说中的神猴，后来被奉为毗湿奴的化身。撒巴拉是神牛，在印度教中被奉为财富和土地之神。——原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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