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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哲学通史 [:17019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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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哲学通史 二、生平和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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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喜原名挪伦特拉那特·达泰，辨喜是他的法号。罗曼·罗兰对他的形貌作过这样的描写：“他身高（5.85英尺）、肩阔、胸宽、体格强壮，确切地说是有些笨重，他的手臂筋肉发达，受过各种运动的锻炼。他具有橄榄色的皮肤，丰满的脸孔，宽阔的前额，坚固的颚齿，一对漆黑而又迷人的眼睛还带有沉重的眼皮，它的形状使人想起好似印度古典的莲瓣。”(1)他于1863年1月12日生于加尔各答一个富有的家庭，属刹帝利（武士）种姓(2)。他的父亲是一个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自由主义者，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辨喜在童年时十分顽皮，特别喜爱游泳、骑射和拳击。1883年他毕业于印度加尔各答省立学院（Presidency College），翌年又转入加尔各答市立学院继续攻读法律。他在大学时一度醉心于西欧哲学家，如穆勒、康德、黑格尔的著作，曾把斯宾塞的《论教育》与《基督的模仿》译成孟加拉文。在这些西欧哲学和文学书籍的影响下，他接受了无神论思想。另外，他还一度热心参加过当时颇有影响的梵社的宗教和社会改革活动，但因该社“只能自助而不能助人”遽然退出。辨喜在大学读书时，由于他父亲的突然去世和家庭的破产，为了寻找工作曾饱受社会的歧视和冷落。这一段经历，后来他回忆时说道：“我由于饥饿而濒于死亡。我光着脚从一个办事处晃到另一个办事处，但到处遭到拒绝。我亲自体会到什么是人类的同情。这是我第一次与现实生活的接触。我发现在这种生活中是没有贫弱者、穷苦者和被遗弃者容身之地的。……这个世界在我看来似乎是一个魔鬼的创造物。”(3)辨喜在大学毕业后原来打算做一个法官，后来因受生活的刺激，特别是和罗摩克里希那(4)的接触，使他改变了想法，决心献身于印度的宗教和社会改革活动。1888～1893年，他以托钵僧的身份，走遍了印度自喜马拉雅山至科摩棱斯角的各个地区。在这次漫长的旅行中，他和印度各个阶层的人民有了接触，熟悉了他们的生活状况以及印度各地的风俗习惯。辨喜和广大的低层种姓接触后，发现他们“不论在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较上层种姓为高超”。他利用这次游历学习了印度的多种地方语言和印度各派宗教哲学的经典。例如1889年，他曾向阿拉哈巴特著名的学者波婆诃利（Pavahari）学习瑜伽经典。1892～1893年，在拉吉普特那他向当地一位著名的梵文学者学习梵文，又在阿赫默达巴特学习耆那教经典和伊斯兰教教义。这些游历和学习，对于他的哲学思想和宗教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他在一则谈话中曾总结过这次远游的体验：“我现在已经游遍了整个印度，亲眼看到了广大群众可怕的贫穷和痛苦，使我难过，不禁使我流泪！我现在坚信，不首先解除群众的贫穷和痛苦，而要在他们中间宣传宗教是徒劳的。”(5)1883年，他不顾印度教不许渡海远行的规定(6)，出席了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会议。在路经中国时，访问了广州等地。在美国他作了“人类宗教”等演讲。这些演讲受到了美国资产阶级舆论界和学术界的注意，但是也受到了正统印度教教师和基督教在印传教士的围攻。在反对他的阵营中，攻击他最厉害的是由帝国主义分子亲手建立起来的印度神智学会（The Theosophical Society）。(7)嗣后，他游历了美国各地，并且作了数十次宗教和学术演讲。1896年，他在纽约首创了吠檀多研究会（Vedānta Society）。通过这个组织和他的活动发展了很多会员，结识了不少美国资产阶级学术界的著名人士，如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斯·詹姆士（Williams James，1842～1910）(8)、著名的电学家尼古拉·德斯拉（Nicolar Tesla）等。在这期间他被聘请担任哈佛大学东方哲学讲席，哥伦比亚大学梵文教员等。他的重要哲学论文《业瑜伽》（Karma Yoga）、《王瑜伽》（Rāja Yoga，或译《力瑜伽》）和《吠檀多哲学》，都是在美国发表的。1896年，辨喜游历了欧洲，他在英国和德国受到了著名的印度学家、吠檀多哲学在欧洲的传播者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9)和保罗·多伊生（Paul Deussen）的礼待，但是他企图在欧洲传教的愿望并没有获得成功。辨喜这次出国，据他自述，对于西欧的物质文明、群众福利、社会组织以及妇女的社会活动等有着深刻的印象。1897年，辨喜盛载国外的声誉返回印度。他在回国时，受到了印度各界的热烈欢迎，以后他便悉心从事于印度的宗教和社会改革活动。他奔波于印度南北各地，向印度各阶层群众提出了上百次的呼吁：要求印度迅速建立民族工业，改善群众的生活条件，提高妇女权利，发扬民族文化，驱除“社会暴君”，打破宗教对立和种姓藩篱，使印度的各种力量在“印度精神”（实际上是他主张的印度教精神）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为建立“新印度”而奋斗。另外，他还参加了孟加拉的“拥护民族解放运动小组”的活动。他的著名的《从科伦坡到亚尔莫拉的讲演集》、《现代印度》、《我的行动计划》等论著就是在这个时期发表的。这些书籍对于印度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1897年5月1日，他和罗摩克里希那的弟子一起，在加尔各答创立了以他们的老师命名的罗摩克里希那传教会（Ramakrishna Misson Association）。1899年，他又在喜马拉雅山山麓筹建了以宣传和研究印度古典哲学和宗教的“不二论”道院（Advaita Ashram）。同年6月，他再度出国，在美国作了多次学术演讲，发表了有关印度艺术和妇女问题的著述；在法国参加了世界宗教史会议，并且还会见了俄国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克鲁泡特金与美国著名的军火制造家海勒姆·马克沁姆（Hiram Maxim）。(10)后因病返国，于1902年7月4日逝世，死时年仅3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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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辨喜曾否直接参加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在印度和苏联的学者中有些分歧的说法。印度辨喜的研究者达泰（B．N．Datta）在其所著《辨喜——爱国的预言者》一书中援引了辨喜与他的外国女弟子、孟加拉解放小组的参与者克里斯丁娜（M．Christine）的谈话：“我曾想把印度的王公们组织起来，打破外国的枷锁，为此，我徒步走遍了喜马拉雅山至科摩棱斯角的祖国各地。由此，我结识了武器制造家海勒姆·马克沁姆爵士。但是我的想法在这个国家中没有得到反应。”(11)达泰还说辨喜曾企图“建立革命者的政党”，而苏联印度学家布罗多夫（B．B．Бродов）及凯德罗娃（C．M．Кедрова）却认为，辨喜尽管对于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和动力没有明确的认识，但他还是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他所企图建立的“革命者政党”不是“群众性组织”，而是“拥护民族解放运动小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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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喜一生留下的著作是浩繁的，印度“不二论”道院已把它编成全集，共八大卷（不包括一部分译作）。其中五种重要的论文集，目前在欧洲已有几种文字的译本。辨喜的著作一般是用英文和孟加拉文写的，间或也用梵文写作，体裁不拘一格，作品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有宗教、哲学、社会政治，也有文学和艺术。他的哲学著作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是论述印度古代各种哲学学派思想，如《吠陀宗教的理想》、《吠檀多哲学》、《数论哲学研究》、《数论和吠檀多》、《佛教与吠檀多》；第二类是阐述他自己的宗教和哲学思想，如《业瑜伽》、《王瑜伽》、《信瑜伽》、《智瑜伽》、《理性和宗教》、《我的老师》、《论演化》、《在哈佛大学毕业同学哲学讨论会上的发言》；第三类是对西方宗教哲学思想的评介。他的主要社会政治著作是：《现代印度》、《从科伦坡到亚尔莫拉的讲演集》、《东方与西方》、《论妇女——她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主要历史和文学著作是：《古代印度的史诗》、《欧游回忆录》、《给觉醒了的印度》（诗）、《七月四日》（诗）、《论艺术》、《雅里安人和泰米尔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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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辨喜的生平及其说教》，印度“不二论”道院，1947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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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种姓是职业世袭的社会等级集团，印度传统认为有四大种姓：婆罗门（祭司）、刹帝利（武士）、吠舍（农民、工商业者）、首陀罗（无技艺劳动者）。刹帝利种姓握有政治和军事实权，是指上古时代印度国家的世俗统治者，但后来种姓分歧，早已不像传统的规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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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转引自印度罗摩克里希那百周年纪念会编：《印度的文化遗产》第2卷，加尔各答，1936年，第5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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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看本书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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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转引自罗曼·罗兰：《辨喜的生平及其说教》，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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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印度教传统认为航海远行异国会受玷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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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神智学会是由帝国主义分子、美国退伍军官奥尔古特（Olcott）1875年在印度建立的。这个组织大肆宣传印度古代神秘主义思想和基督教思想，是当时宗教和哲学思潮中的一股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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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据罗曼·罗兰的记述，辨喜在美国时，詹姆士曾请他做客。詹姆士所著《宗教经验的种种》一书第十章中有几处援引了辨喜的论点，但这位哲学家对于辨喜的哲学和宗教思想所感兴趣的是印度的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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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德国著名的印度学家，曾编辑《东方圣书》数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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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海勒姆·马克沁姆（1840～1916），美国著名的军火设计者和制造家。据辨喜介绍，此人与中国清朝的官僚李鸿章有过交往，曾在当时法国的报刊上揭露和抨击基督教在华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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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达泰：《辨喜——爱国的预言者》，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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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参见苏联科学院编：《哲学史》第4卷，莫斯科，1959年，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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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哲学通史 三、宗教、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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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哲学通史 [:17019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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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喜在哲学上追随吠檀多“不二论”(1)的路线，但是他的哲学思想是区别于吠檀多派的先前各种形式的，并且明显地可以看出摄取了西欧资产阶级哲学的某些东西。辨喜和商羯罗一样，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解答是从客观唯心主义立场出发的。他写道：“有一派说思维起源于物质，另一派说物质起源于思维。这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物质和思维都是互相独立存在着的，它们都是第三种东西的产品。”(2)他所谓的第三种东西，就是梵(3)、神我或宇宙理性（Cosmos intellegence）。在他看来，梵是全部现实世界的基础，是一切现存事物的泉源，世界上任何现象，无论自然、社会以及人的思维都是它的表现，都是从它那里派生出来的。他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宇宙力能的种种形式，像物质、思想、力量、理性等都不过是那种宇宙理性的表现，或者，我们将称呼它为最高的上帝。你所看到的、感到的、听到的每一种东西，即整个宇宙都是它的创造，或者稍为精确地说是它的投射（projection）……它就是照耀着的太阳和星星，它是大地，它本身就是海洋，它是细雨，它是和风，它作为一种力量在我们身体中活动。……总之，它是一切。它既是这个宇宙的物质因，又是它的动力因，它开始卷入最小的细胞中……它分散为最低的原子，慢慢地展示出它的本性，重新和它自己相融合。”(4)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辨喜所谓的梵或宇宙理性，无非就是一种神秘的实在，换句话说，就是一种用哲学雕琢过的上帝，是一种宗教信仰的对象。辨喜这种理论实际上是把人类认识过程绝对化了，他片面强调了抽象思维的重要性，把它加以夸大、渲染，使之和物质或客观世界分离，反过来又变成了宇宙形成和运动的最终原因。这种理论当然是与科学和唯物主义完全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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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喜从客观唯心主义立场出发，运用逻辑演绎的方法推演出一套哲学思想体系。他的这套哲学体系的中心问题，是梵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现在用他的图式分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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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图中a是梵，b是宇宙。在梵变为宇宙的过程中，梵和宇宙发生了联系，宇宙是梵的一个较低的阶梯，并是梵的表现。(5)梵通过时间、空间和因果显现出宇宙，这种显现正像是照镜子那样被反映出来的。宇宙是由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组成的，宇宙是受规律（即时间、空间、因果的不变的关系）制约的，并经常处于变化和运动的过程中。宇宙对于梵来说它是一种相对的实在，是一种变异（variation），而就它本身来说则是一种完全真实的存在。在他看来，梵是一种纯粹的、独立的和最高的存在，它完全不受规律的支配，在梵中既没有时间、空间和因果的联系，也没有属性、方位、数量、质量等的差异。总之，梵是“多中之一，散中之总，杂中之纯，动中之静，变中之常，异中之同”。他的这种解释同西方柏拉图的绝对理念和中国佛教华严宗所渲染的最高境界“万象纷然，参而不杂，一切即一，一即一切”(6)有很多类似之处。但值得注意的是，辨喜没有在梵和宇宙之间设下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他看来，梵既是独立于宇宙的，但又与宇宙保持着不可分离的联系；它既超越于人的感觉经验之外，但又通过它的派生者——物质世界与人的感觉经验相联系。辨喜这种说法在实际上已修正了商羯罗的主张。在商羯罗看来，世界是由梵通过一种魔力——摩耶（幻）创造出来的，这种创造是由于虚妄和无明的结果，因此，世界是不真实的。商羯罗宣布梵是唯一的实在，其目的是要否定人世的真实性，否定改变现实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辨喜对于商羯罗说法的修正，反映出印度新生的资产阶级不但要求说明现实而且要求改变现实，积极参加社会斗争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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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喜认为，宇宙是由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所组成的，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不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而是一种平行的关系。(7)他虽然也经常把精神方面称为“精神世界”（spiritual world）、“心理世界”（mentalworld）或“精神实体”，把物质的方面称为“物质世界”（material world）、“物质实体”，但他所说的“物质实体”这个概念并没有物质对精神应该是本源这种含义，因为他认为精神的本源是梵或宇宙理性。他也曾说过：“在我看来外部世界确实是一个实体，并且是一种在我们心灵概念以外的存在。”(8)在这里，他虽然承认客观世界是独立于我们认识以外的，但他是把物质和精神都看成是一种“变异”，它们都是梵的不同表现，在本体论和更高级的意义上看，它们是没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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