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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十讲 五 船山思想略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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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船山的全部思想,我们应当特别提出批评的,至少有两点:第一,是船山对于释、老两氏的攻击;第二,是船山自己的重“心”重“我”的倾向。我们已经说过,船山提出“有”字,攻击释氏的无;船山提出“动”字,攻击老氏的静。他对释、老的攻击,实际上是误解释、老。他在其他方面,对于释、老两家的思想,又往往并加攻击。譬如他在《乾称篇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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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老言虚无,言体之无也;浮屠言寂灭,言用之无也。而浮屠所云真空者,则亦销用以归于无体。盖晋、宋间人缘饰浮屠以庄、老之论,故教虽异而实同。其以饮食男女为妄,而广徒众以聚食,天理终不可灭,唯以孩提之爱为贪痴,父母为爱惑所感,毁人伦,灭天理,而同于盗贼禽兽尔。(《正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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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氏所说的真空,不可视之为“无”,其云寂灭,亦非废“用”。老氏对于体和用的关系,亦很重视,而且说得异常透彻。譬如云:“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对于“动”和“用”及“动”和“用”之所由发生,说得何等明白,岂能说老氏的思想是主张不动的么?至谓释、老两氏,“教虽异而实同”,并释、老为一谈,尤为大错。释、老两氏的思想,纵多可评议之处,但是他们自有他们的立脚点。释言心外无境,境由心造;老言心外有境,境自无生。又释言无生法忍,勘破生灭;老言久视长生,本无死地。这样看来,释、老立场各异,又何能并为一谈?关于船山攻击释、老两氏的地方,我们只能说是船山的聪明自用。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第一点。船山的思想虽然重“体”,重“气”,重“形”,然而他的归结,仍不免有重“心”的倾向;船山虽然是主张“毋我”,主张“物我同源”,然而仍不免有重“我”的倾向。而船山重“我”的倾向,又是从他的重“心”的倾向,发生出来的。船山思想所以陷于这样的矛盾,大半是受着时代和环境的限制的缘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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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见,习也。习之所知者,善且有穷,况不善乎!尽性者,极吾心虚灵不昧之良能,举而与天地万物所从出之理,合而知其大始,则天下之物,与我同源,而待我以应而成。故尽孝而后父为吾父,尽忠而后君为吾君,无一物之不自我成也。非感于见闻,触名思义,触事求通之得谓之知能也。(《正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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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天下之物,与我同源,而待我以应而成”,这是何等重“我”的倾向。所谓“尽性者,极吾心虚灵不昧之良能”,这是何等重“心”的倾向。惟其有重“我”的倾向,所以要说“无一物之不自我成也”。惟其有重“心”的倾向,所以要说“大其心”。“心之所存,推而行之,无不合于理,则天下能违矣。”“知象者,本心也,非识心者,象也。”(《正蒙注》)为什么说船山重“我”的倾向是从重“心”的倾向发生出来的呢?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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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所不见之有色,耳所不闻之有声,言所不及之有义,小体之小也,至于心而无不得矣。思之所不至,而有理未思焉耳。故曰,尽其心者知其性。心者,天之具体也。(《思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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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子“心者,天之具体也”这句话以后,我们知道船山依旧是一个十足的唯心论者。就西洋哲学的情形说,一个唯我论者必定是个唯心论者,而一个唯心论者,却不一定是唯我论者。船山则二者兼而有之,而唯心的倾向更强于唯我。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地方。船山的思想,虽然是从“体用一源”出发,虽然是重“有”重“动”,虽然能够说出那种“有象斯有对,对必反所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的变化法则的至理,然而他的归结点,毫不能掩盖他的唯心论的企图。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第二点。不过我们对于船山的思想,依旧不容忽视。船山对于姚江之学,攻击最力。他在《俟解》中曾说:“侮圣人之言,小人之大恶也……至姚江之学出,更横拈圣言之近似者,摘一句一字以为要妙,窜入其禅宗,尤为无忌惮之至。”船山对于宋儒则相当推崇,而于张载则极为景仰。他在《张子正蒙注序》里面说道:“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船山的思想,为姚江之学的反动,这是当时环境的一个必然的趋势。船山虽然推崇宋儒,而以孔、孟为依归,然其思想体系之伟大,实非孔、孟与宋儒之思想所能范围之。我们处处可以看出船山的思想,是重“用”、重“动”、重“欲”、重“行”,而其重“动”、重“欲”、重“行”的思想,实从其重“用”的思想推演而成。重“欲”的思想,是清儒对于宋、明以来重“理”的思想的一个共同的反动。后此颜习斋的实践精神,似与船山重“行”的思想相一致;而戴东原的“生”的哲学,则直接由船山的重“动”的思想推演而成。我们觉得像船山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在中国哲学史上,是值得我们替他大书而特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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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十讲 第十讲 生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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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讲戴东原的“生的哲学”。戴东原的思想体系,虽不若王船山那样来得博大,但是在清代的思想史上,除开王船山以外,只有戴东原一人。东原思想,颇受王船山和颜习斋两氏的影响,而为反对宋、明理学最有力之一员。船山虽攻击姚江之学,但对宋儒尚相当推崇;东原则对宋、明之学,同样加以攻击。习斋的思想,处处看重一个“事”字,以针对宋、明之学的空疏;东原则处处看重一个“欲”字,对于宋、明理学,加以根本的掊击,这正是东原的思想之所以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我们在叙述东原思想以前,请先说明清代思想产生之各方面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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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十讲 一 清代思想发生的几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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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思想发生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观察。第一,宋、明理学的反动。宋、明诸儒思想的来源,有几方面:一为老、庄的思想,一为禅宗的思想,一为孔、孟的思想。他们集合这三方面的思想,而建树一种儒表佛里的新哲学。宋儒言理,每视同浑全之物,或予以绝对之称。朱晦庵说“一理浑然”,“太极只是一个理字”。程伊川说:“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这是把理视同浑全之物的看法。宋儒以理为实物,朱晦庵说:“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是气,则虽有是理而无所凑泊。故必二气交感,凝结生聚,然后是理有所附著。”又说:“止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这是把理当作实物的看法。宋儒又以势言理,朱晦庵说:“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虚,人心亦然。止这些虚处便包藏许多道理,推广得来,盖天盖地,莫不由此。此所以为人心之好欤。理在人心,是谓之性。心是神明之舍,为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许多道理,得之天而具于心者。”这是把理当作一种势的看法。到了晚明王学极盛而敝之后,学者习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理学家不复能维系社会上的信仰,于是清儒起而矫之。顾亭林首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王船山攻击王学甚力,曾说:“侮圣人之言,小人之大恶也……姚江之学,横拈圣言之近似者,摘一句一字以为要妙,窜入其禅宗,尤为无忌惮之至。”颜习斋则主张:“学问固不当求诸冥想,亦不当求诸书册,惟当于日常行事中求之。”至戴东原出,更能洞察宋、明儒言理的害处,他说:“苟舍情求理,其所谓理无非意见也,未有任其意见而不祸斯民者。”这是何等剀切沉痛的话。反对宋、明理学,是清代思想发生的一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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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民族革命的反抗运动。清初诸大师,若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诸人,都是亲身参加民族反抗运动的有力分子,事败退隐,著书传世,希望把这种民族革命的精神,深深地散布到社会里面,留传后世。他们认为明代所以灭亡的原因,是由于一班士大夫空谈性天的流弊所致,所以他们对于这一方面力加攻击。李添说:“宋后二氏学兴,儒者浸淫其说,静坐内视,论性谈天,与夫子之言,一一乖反。而至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授其柄于武人俗士。”又说:“当明季世,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觉建功立名,俱属琐屑,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卒至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呜呼,是谁生厉阶哉?”惟其他们看清了社稷覆灭生民涂炭的原因是在此,所以他们要提倡致用的精神,以求挽救这种空谈的颓废的习气。顾亭林说:“孔子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愚不揣有见于此,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黄梨洲说:“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底,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更滋流弊,故学者必先穷经。然拘执经术,不适于用,欲免迂儒,必兼读史。”致用的精神,是清儒矫正时弊的一个特点,也正是清儒反抗精神的一种表现。这种反抗的精神,在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原君》里面,更是明目张胆地充分地表现出来。他说:“后之为人君者……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又说:“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这是何等大胆的革命的言论。民族革命的反抗运动,是清代思想发生的第二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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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欧洲资本主义的侵入。1497年,印度航路发现,欧西各国先后东来,首为葡萄牙,继之有西班牙、荷兰、英吉利等国。此时与中国发生关系最多的,则为葡人;沿海各省,多有葡人足迹。明嘉靖十四年,葡人租澳门为通商的地方。二十四年,宁波居民,屠杀教徒,焚毁葡船。二十八年,泉州的葡人,亦为吏民所逐。西班牙则以菲律宾的马尼拉为中、西两国的市场,因此墨西哥的银币,间接传入中国内地。他如英人攻陷虎门炮台,因而允许通商;荷人援助清军,倾覆厦门郑氏的根基,都可以看出当时欧洲资本主义之咄咄逼人。由资本主义的侵入,遂使中国的思想界,直接间接地,起了一个莫大的变动。商业资本主义所反映出来的东西,不是那些空洞的“天理”、“良心”的思想,而是与实际生活发生密切关系的“实用”、“实证”的思想。王船山讲“用”,讲“动”,颜习斋讲“事”,讲“行”,戴东原讲“生”,讲“欲”,都未尝不是社会环境的反映。当时的资本主义,除经济侵略以外,还着重文化侵略,这便是基督教的传布。教士以传道为侵略的法门,不过关于学术思想的鼓吹,亦有相当的影响。如数学、地理、天文等科学思想的灌输,便是很显然的事实。明臣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辈,服习教士利玛窦之说,折节与游。明、清之际,教士在中国著书的人很多,内容虽多肤浅,但亦不无影响。杭世骏在梅文鼎的传上,曾说:“自明万历中利玛窦入中国,制器作图颇精密……学者张皇过甚,无暇深考中算源流,辄以世传浅术,谓古九章尽此,于是薄古法为不足观。而或者株守旧闻,遽斥西人为异学,两家遂成隔阂。鼎集其书而为之说,稍变从我法,若三角比例等,原非中法可赅,特为表出,古法方程,亦非西法所有,则专著论,以明古人精意。”全祖望曾经说过:“梅文鼎本《周髀》言天文,世惊为不传之秘,而不知宗羲实开之。”我们可以看出,黄、梅两氏关于天算方面的知识,直接间接都有受到欧西学术影响的地方。就以戴东原所著的《原象》《续天文略》《勾股割圆记》《策算》等书而论,亦不难寻出其中与欧西学术思想的关系。东原曾说:“知得十件而都不到地,不如知得一件却到地也。”这种求真的治学态度,亦与欧洲的科学精神相合。可以说欧洲资本主义的侵入,是清代思想发生的第三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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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十讲 二 王颜两氏给予戴东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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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东原的思想,颇受王船山、颜习斋两氏思想的影响。我们为明了东原思想的来源起见,有先说明王、颜与东原的关系的必要。关于船山的思想,在第九讲中已经有过较详细的介绍,现在仅作一个简单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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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给予东原最大的影响,是他的“动”的观点。船山的哲学完全站在“体用一源”的立场上,他特别着重宇宙间一切变动的现象,这不能说不是船山思想的一种特色。他认为:“乾坤有体则必生用,用而还成其体。”由体生用,由用产生新体,新体更生新用,这种体用相生的关系,正是说明一切现象变动的道理;他把这种进化不已的现象,称之为“日新之化”。譬如江河的水,就表面看来,现在的水好像和往昔的水一样,灯烛的光,就表面看来,昨天的光好像和今天的光无别,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现在的水绝不是往昔的水,昨天的光也不同于今天的光。不但近而易知的水火是如此,就是远而难察的日月,也未尝不如此。不过因为距离太远,不易察觉而已。现在的日月,既不是往古的日月,也不是未来的日月。身外的一切现象,固然是时刻不停地变动着,但是就我们本身来看,又何尝不是时刻不停地变动着。我们的爪,我们的发,是时刻不停地在那里生长着新爪新发出来,以代替那些消退了的旧爪旧发,这是人人所容易觉察的。但是我们的肌肉,又何尝不是同样地在生长着新的肌肉出来,以代替那消退了的旧的肌肉,不过我们不易觉察罢了。我们不能因为不易觉察,就认为没有新陈代谢的变动的作用。因此我们知道,少壮的肌肉,绝不是初生的肌肉;衰老的肌肉,也绝非少壮的肌肉。这就是船山所主张的“日新之化”。船山对于这种变化不息日新不已的关系,曾经说过一句极有价值的话,便是:“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注》)在象的本身里面,发生一种与之相对立而相反的作用,因而至于相仇,相仇之后,便达到“和而解”的地步,结果产生新象。不用说,在新象的本身当中,又有一种与之相对立而相反的作用,随之而生。这正是说明由体生用,由用产生新体,新体更生新用的关系。船山的思想,是从体用一源的观点出发,他在说明体和用的关系的时候,也正是处处在说明变动的关系,这是船山思想所以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船山的“动”的观点,对于东原的思想,发生极大的作用。东原全部思想,最看重一个“生”字,他认为宇宙间一切的现象,都可以归结到“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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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条理者化之流。(《原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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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和“生生而条理”,虽然是表现两种不同的作用,但它们同样地是一种“化”的关系,同样地是一种变动的现象,不过“生生”表现出“化之原”,“生生而条理”表现出“化之流”而已。“生生”和“条理”,仅仅是一种“原”与“流”的分别,所以“生生”和“条理”这两种现象,是同时存在而不能分开的。假使说只有“生生”而没有“条理”,那就等于说有源而无流;假使说只有“条理”而没有“生生”,那就是一条无源之水了。所以东原认为“未有生生而不条理者”;同时又说明:“失条理而能生生者,未之有也。”东原把“生生”和“条理”间的联系,看得何等明白!他更补充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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