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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古，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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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年（新莽始建国元年），王莽称帝建立新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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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曾经与刘歆共事，对刘歆的才华了解得一清二楚，在他还没有当皇帝时，就开始重用刘歆。公元4年（西汉元始四年），王莽命令刘歆建造一个叫作明堂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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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明堂，指的是天子祭祀天地鬼神、举行大典的地方。这是古文经学中的一个概念，在今文经学中，人们更愿意使用的一个概念是太庙。所谓太庙，就是天子祭祀父辈祖先的地方，而古文经学更加推崇周代的制度，认为周天子不仅祭祀父母，还祭祀天地阴阳，这个祭祀的场所是明堂。[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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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北京还存在一个巨大的明堂，就在北京城南的天坛，同时，明清时期也保留了太庙，位于天安门之后。这实际上综合了今文经和古文经两家的学说，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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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建立明堂的举动被视为古文经学崛起的标志。实际上，所谓明堂属于三雍建筑群中的一个。按照古文经学的意见，皇家宗教性建筑分成三部分，分别是明堂、辟雍[28]、灵台[29]。如果和基督教、伊斯兰教做一个对比，明堂是举行大典、祭祀的场所，类似于基督教堂或者清真寺。而辟雍则是周代所设的大学，也就是皇家教育机构，相当于基督教的大学，或者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学校。灵台则是皇帝观天象、预测国家命运的场所，可以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天文台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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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堂、辟雍、灵台，就构成了王莽时期的国家宗教建筑群。国家宗教的古文化，意味着皇帝对古文经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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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王莽为什么要认可古文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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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于，他要为自己的篡位做理论储备。在古文经中，有一本书叫《周官》，是刘歆发现的一本记载周代礼仪制度的书籍，这本书后来改名叫《周礼》，成了儒家经典“三礼”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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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曾经被认为是周公所做的礼仪制度，王莽在篡位之初，希望把自己打扮成周公的角色。周朝灭亡商朝后，周武王很快就死了。由于继位的周成王年幼，周武王的弟弟周公负责摄政。王莽标榜自己是汉代的周公，为年幼的汉天子摄政，所以被封为安汉公。作为周公的继承人，王莽希望把制度都周公化，所以，《周官》这本书就成了他的理论基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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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之所以帮助王莽，则是为了推广自己的理论，促使王莽在政治上使用古文经。此刻他已经对汉代社会的革新能力不再抱希望，因此投靠了王莽这个更加锐意改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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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的理论包括：在哲学上，推行周代的教育系统，也就是把古文经当作教材使用；在政治上，重新实行周代的官制，把汉代的创造去掉，完全恢复周代的官名；在经济上，由于周代是井田制，皇帝应该重新实行土地公有制，并实行一套与周代理想合拍的货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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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并不热衷于帮助王莽登基。但他与同党甄丰、王舜等人为了改革汉代制度，希望授予王莽足够的权力，帮助王莽当上了安汉公，后来又帮助他获得了宰衡的称号，这个称号也是被周朝的周公、商朝的伊尹使用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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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为了报答三人，将他们升职。当其他人看到他们高升后，纷纷效仿讨王莽欢心，呼吁王莽当所谓的“摄皇帝”。摄皇帝就是代理皇帝，安汉公虽然权力大，但还不是皇帝，但代理皇帝就是皇帝了。帮助王莽当上摄皇帝的，是泉陵侯刘庆、前辉光谢嚣、长安令田终术等人。[30]这些人的操守已经不如刘歆和甄丰。到这时，刘歆就已经是被局势推着走了，他只是想借助王莽推行改革，却被潮流裹挟着成了汉朝的叛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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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还不是结束，当刘庆、谢嚣、田终术等人得手后，又有一些更不靠谱的人想求官，不断地制造祥瑞和符谶，也就是各种预言说王莽是奉天命当皇帝的。王莽就是在这一波波的浪潮下当上了真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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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后，刘歆已经感觉到事情失控，却又无可奈何，只能指望王莽在当上皇帝之后，继续用自己的理论来治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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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当皇帝后并没有忘记刘歆，任命他为国师，皇帝的头号智囊。新莽一代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年，却成了中国历史上改革最频繁的朝代。但是，王莽又并没有全部采纳刘歆的观点，而是既使用了今文经学的主张，又使用了古文经学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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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官制改革方面，他把汉代的官名全部改掉了，但基本上还是使用了今文经学的主张，按照今文经学对周代的理解改名。比如，设立了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三个官，把大司农更名为羲和，后来又更名为纳言，把大理更名为作士，太常更名为秩宗，大鸿胪更名为典乐，少府更名为共工，水衡都尉更名为予虞，与三公司卿一共九卿，分别隶属于三公。每一卿又设置了大夫三人，一个大夫设立元士三人，一共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央官职。另外，把光禄勋改名为司中，太仆改为太御，卫尉改为太卫，执金吾改为奋武，中尉改为军正，又设立了大赘官，掌管皇帝的车马物件，以后还负责练兵，这些人都是上卿，称号为六监。把郡太守改名为大尹，都尉改名为太尉，县令长改名为宰，御史改名为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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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则是官名改变背后的意义。周代的官制是不分国家官员和皇家官员的，也就是说，所谓的官员，其实都是周王的私臣。而汉代在官制上有一个巨大的进步，就是把内臣和外臣区分开来，外臣就是管理国家事务的官员，而内臣则是负责皇帝起居和家事的私臣。王莽的改变，把内臣和外臣又混为一谈，实际上是把权力更加集中在皇帝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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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样做有野心的一面，也有迫不得已的一面。与现代的改革一样，王莽也面临着改革悖论：要想改革，必须有足够的权力才能推动，所以要先集权，再改革。可是集权之后，又容易扼杀民间活力，导致没有人再相信所谓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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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制上基本是今文经学的思路，但在土地改革、货币改革等经济类改革上，王莽则采用了古文经学的观点。他把土地都收归国有，并订立了一套复杂的货币系统，使用了金、银、铜、龟、贝五种材质，设计了二十八种货币。结果民间由于土地关系紊乱，金融秩序崩溃，最终导致了新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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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的试验也表明，不管是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它们作为一种哲学观念、一种学术思想是可以的，可一旦将它们现实化为政治政策，就会立刻引起巨大的社会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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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古文经学在王莽时期的确获得了与今文经学平起平坐的地位，《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周礼》都列入了学官，设置了新的博士点，试图保持所有文化都繁荣昌盛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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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王莽改革造成的混乱，刘歆开始心灰意冷。他心目中想的是一种纯粹的改革，得到的却是一堆糅合与妥协的杂货。随着改革的失败，新王朝也摇摇欲坠。他孜孜以求将古文经学列入学官，这个目标表面上是达到了，但一旦进入了官僚系统，古文经学家并没有表现得比今文经学家更好，而是迅速同流合污，变成了食利阶层。实际上，任何的学术，只要沾上了官僚的气味，都会变成同样的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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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各地纷纷揭竿而起时，刘歆参与刺杀王莽的行动，希望投靠东方崛起的刘秀，继续他的学术冒险。但这一次，政变失败了，他被迫自杀。他的死亡决定了汉代经学的命运。经学家们认为自己掌握了宇宙真理，却无法改变哪怕一个小小王朝的命运。到了东汉，一切还都得顺着汉武帝创造的惯性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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