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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理想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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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们在桓帝和灵帝时期第一次有记载的结派运动，可以追溯到桓帝刚上台之时。桓帝未当皇帝之前是蠡吾侯，当时曾经给一个叫周福的人当学生。周福是甘陵[10]人，与当时的河南尹房植是同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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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帝当上皇帝后，为了报答恩师，将周福提拔为尚书。汉代人有利用歌谣嘲讽政治的习惯，这时，甘陵本地人就造出了一首民谣，叫“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大意是在肯定房植的同时，嘲讽周福依靠皇帝的裙带关系升官。这两家宾客互相嘲讽，各自树立朋党，在甘陵号称南北部。这就是桓帝时期党人的开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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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朋党事件出现在汝南和南阳，都是首都洛阳附近的重镇。这两个地方的太守都委任了一个特别能干的功曹，汝南太守宗资任命的是“八顾”之一的范滂，而南阳太守成瑨委任的是“八及”之一的岑晊。这两个人刚正不阿，用人严厉，得罪了不少人，他们提拔了一批官员来推行自己的政策。那些嫉恨他们的人乘机说这是结党营私。[12]民间又出现了歌谣，嘲笑两个太守不管事，权力被两个功曹把持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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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滂、岑晊的名声传到了首都的太学之中，成了太学生们的榜样。当时的太学生领袖是郭泰和贾伟节，这些人又和官员李膺、陈蕃、王畅互相往来，共同抬高身价，再结交范滂、岑晊等，形成了更大的朋党群。这个朋党群遍及整个学术圈，学者们大都属于清议一派，他们对于时政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褒贬，构成巨大的压力集团。朝廷的达官贵人、宦官外戚，莫不对这个巨大的清议集团侧目，害怕被他们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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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议集团中，又以已经获得了官职的陈蕃、李膺和王畅三人更加活跃。其中李膺由于担任河南尹（大首都行政圈的最高官员）而备受推崇，他执法时刚正不阿，甚至过于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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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当河南尹时，有一个叫羊元群的人离开北海郡的职位，带着大量的赃物离开，李膺控告他的罪状，却被羊元群行贿宦官，先告了状，李膺被反坐了。好在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李膺没有被判罪，反而当上了司隶校尉。吃过宦官亏的李膺对于宦官群体更是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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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一个有名的宦官叫张让，他的弟弟张朔是野王县令，张朔为人残暴无道，甚至有过杀孕妇的罪恶。当张朔听说李膺要惩罚他时，连忙逃回首都，藏在了哥哥张让的房子里。房子里的柱子是可以打开的，张朔就藏在柱中。李膺打听到了这个消息，率领士兵进入张让的宅子，把柱子打碎，把张朔揪出来带走。到了洛阳的监狱，先记录了他的供词，随后将他处死。大为震惊的张让连忙向皇帝告发李膺，李膺在皇帝面前侃侃而谈，最后，皇帝只好对张让说：那是你弟弟的错，怪司隶什么事？自此以后，宦官们不敢出宫门，害怕碰到李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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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李膺的清流精神总有遇到麻烦的时候。公元166年（延熹九年），有一个叫张成的术士与宦官集团交往甚密，有一次，他通过占卜得知（更可能是通过内部消息得到）皇帝即将大赦，就乘这个空闲教唆自己的儿子报私仇杀了人。杀人之后，果然大赦，也就是说杀人者被赦免了。这件事却让李膺感到愤怒，他不允许自己的辖区内出现这种事，于是不理睬所谓的大赦，照样杀掉了张成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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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件事作为导火索，张成借助宦官的力量游说皇帝，一是告李膺不理睬皇帝的诏令私自杀人，二是趁机告李膺等人拉帮结伙、树立朋党、诽谤朝廷、疑乱风俗。皇帝大怒，下令各地逮捕所谓的党人，首先把李膺捉拿归案，之后抓了二百多人，还有很多人逃走后被悬赏，暂时没有抓到。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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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人集团受到第一次打击时，把集团从混乱中救出来的，就是外戚窦武。窦武此时还没有当上大将军，但作为外戚，又是文人，为了拉拢清议集团，他上书请求赦免这些党人。窦武和其他人的求情起了作用，皇帝下令将他们释放出来，但不再让他们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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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党锢之祸持续时间不长，但文人出狱后，由于失去了上升空间，更加拉帮结派，议论朝政。外戚窦武也就成了这帮人的首领，并且被奉为“三君”之首，俨然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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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文人集团与外戚绑在一辆战车上时，也就成了最危险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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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8年，窦武在与宦官的斗争中失败被杀，东汉读书人最后的转折点到了。窦武和陈蕃死后不久，对党人的大锤再一次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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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出头的是张俭的一位同乡。张俭位列“八及”之首，这位同乡在宦官侯览的授意下，上书状告张俭和其他二十三位同乡拉帮结党，其中张俭是首领。这人又造了一个新的“八俊”“八顾”“八及”的名单，把这些同乡都编排进去，这和老的名单是完全不同的。灵帝下令抓捕张俭，命令下到大长秋曹节手中，曹节趁机下令逮捕老的“八俊”“八顾”“八及”，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㝢、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翌、河内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太尉掾范滂等百余人被逮捕，最后死于狱中。剩下没有被捕的人中，要么逃走，要么被禁止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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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膺被捕前，他的乡人都劝他逃走，他说：出了事不要躲避，有了罪不要逃刑，我已经六十岁了，死生有命，逃又能逃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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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投罗网，最后被拷打致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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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滂待在乡下的家里，逮捕他的督邮吴导来到县上，抱着诏书，闭上驿馆的门，伏在床上大哭，范滂一听就知道是冲着自己来的。他自投县上的牢狱，县令郭揖大惊，把印绶一解，要跟着他逃走。范滂拒绝了，他死时只有三十三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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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党锢之祸持续了十六年，后来才因为黄巾贼乱，朝廷急需人才而解禁。东汉文人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实务经验，动不动就回到儒家经典中去吵架。党锢之祸爆发前，由于朝廷花钱养着他们，同时又有一定的上升通道，即便无法上升，也因为是文人受到尊敬，他们可以四处游荡、悠然自得。但党锢之祸断绝了他们的上升通道，朝廷甚至抓捕、驱赶他们。流离失所之后，有人开始痛定思痛，不再寄希望于朝堂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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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人们对于治国平天下失去了兴趣之后，皇帝也陷入了没有文人拥戴的困局。皇帝在治理国家上，已经离不开宦官的帮助，但如果只有宦官，整个政权腐败的速度就会加剧，必须有文人在旁边监督，减少腐败。当文人集团离开后，皇帝只好想方设法重新塑造一个文人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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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放在汉武帝时期，由于皇帝有足够的权威，这种塑造也可能有效，甚至创造出另一个体系来维持。但在东汉时期，皇帝已经没有权威了，他们的做法就成了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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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想塑造的新的文人集团分成两个团体，一个叫鸿都门学，一个叫宣陵孝子。所谓鸿都门学，是灵帝试图取代太学机构设立的一个学校，地址在洛阳的鸿都门下，所以称为鸿都门学。所谓宣陵孝子，则是自愿为桓帝陵墓（宣陵）守陵的一帮人，由于东汉强调孝道，灵帝就把他们提出来做榜样，封了小官。[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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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论更加低级的宣陵孝子，仅看鸿都门学。与教授儒家经典的太学不同，鸿都门学主要是教授辞赋、书画以及一些当官用到的实用性技巧，毕业后直接派去当官。[17]从培养人才的角度，废弃虚学，提倡实学，倒也不失为一种正确的方法，但问题在于，当最优秀的文人群体被排除在政权之外时，鸿都门学受到了人们普遍的抵制，只有那些投机分子和品行不端的人才会进入鸿都门学学习，这导致了质量的低下，无法填补党锢带来的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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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文人支持的皇帝与失去了皇帝支持的文人双双成了东汉末年的输家，即便是曾经翻云覆雨的宦官们也没有笑到最后，当帝国已经没有了凝聚力，更加粗暴的武人上台，埋葬了延续数百年的儒教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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