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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38544 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1701934694]
1701938545 不拜皇帝的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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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38547 最初对佛教的攻击来自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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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38549 儒教对佛教的攻击,更是两种政教理念的碰撞。儒教是一种政教合一的系统,佛教从印度传入后,却更接近政教分离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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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38551 如果在古代中国,说一句“我不爱皇帝,不爱皇帝建立的政权,不爱这个政权统治的国家”,就是一种叛国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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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38553 但是,在中世纪的欧洲,如果有人说这样的话,并不会被当作出格。比如,公元1245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时期,皇帝由于和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的冲突,被革除了教籍。教皇宣称,任何人都不要服从已经成了异教徒的皇帝,甚至任何人都应该帮助教皇反对皇帝。这时,即便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人民,如果他深信天主教,也会出于信仰认为反对皇帝是天经地义的,因为这个皇帝不配当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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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38555 当政教分离后,皇帝就无法对人民行使全权,甚至人民可以宣称不爱俗世的“君主”“国家”这些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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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38557 在印度,政教分离虽然没有欧洲那么强烈,但是印度教的婆罗门(教士阶层)和刹帝利(国王和武士阶层)这两个种姓也是分离的。而佛教更是强调出世,与政权离得很远。在这样的环境中,佛教的僧人与世俗的国王形成了区隔,僧人不需要对国王行礼,而国王即便供养了僧人,也管不了僧人的具体事务。如果国王想插手,必定引起巨大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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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38559 佛教传入之前的中国,是典型的政教合一。皇帝就是教主,拥有着宗教阐释权,他之所以接受人们崇拜,除了是权力的象征,更是老天爷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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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38561 当佛教传入后,僧人们把不服从世俗政权的传统带了进来,就形成了第一次冲突。冲突的排头兵,则是充当思想卫道士的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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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38563 双方集中的焦点放在了一个充满仪式感的动作上:以前任何人见了皇帝都要下跪行礼,而从印度和西域来的僧人却拒绝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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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38565 僧人们拒绝拜皇帝,在最初得到了容忍,因为他们大都是外国人,不懂礼法,而皇帝对他们也充满了好奇心,当作宠物养,赦免了他们的轻慢。可当佛教中国化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地僧人出现了,他们按照以前的传统,对皇帝也不行跪拜,这时,儒教徒们就找到了第一个攻击佛教的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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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38567 东晋成帝时期,刚刚经历了苏峻、祖约之乱的东晋在南方站稳了脚跟,就开始整顿政教问题。当时辅政的车骑将军庾冰是一个正直的儒教信徒,他一眼就看到了政教不统一的危害,提出“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则乱”,认为僧人不敬拜皇帝,就破坏了礼治的统一,损害了皇帝的权威。所以,必须让僧人和佛教进入中国政教合一的体系之中,如果佛教要存在,必须将皇帝当成宗教体系的中心,而皇帝成为中心的第一步,就从僧人对皇帝行敬拜之礼开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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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38569 庾冰没有想到的是,当时和他一同辅政的大臣何充却持有另外的观点。何充是一个佛教的爱好者,在佛教上投入了无数的金钱,却对亲友吝啬得一毛不拔[12]。由于他对佛理更加了解,他提出了反驳,认为佛教是一种淡泊的宗教,有着种种的清规戒律,这些戒律实际上是有利于控制民间反抗的。皇帝与其改变它,不如把它养起来,允许它有一定的小脾气。所以,既然不拜皇帝已经成了佛教的传统,就不要因为这些细枝末节的小问题,引起一个阶层的普遍反抗。[13]最终在何充的反对下,庾冰的提议没有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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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38571 但这个争论到底是庾冰对,还是何充对呢?答案也许是,都有道理,但都没有看清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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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38573 何充想利用佛教控制人们思想的做法是有道理的,但他没有看到,政教合一的体系必须是放弃一切独立思考的体系,一旦有了裂缝,就不可能保持完整。佛教就是这样的裂缝,一旦允许僧人不拜皇帝,就会引起社会对于皇帝权威的淡化,并最终开始质疑,到这时,这个思想的火花迟早会带来政教合一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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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38575 但是庾冰试图压迫僧人跪拜皇帝,从而消灭他们的独立性,也同样是做不到的。因为这种压迫只能激发出僧人们更多的反抗,他们会从理论上继续质疑对皇帝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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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38577 一句话,不管同意和不同意,只要佛教出现过,只要政教分离的体系有了萌芽,就必然会继续发展,不管皇帝怎么做,都是没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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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38579 第一次“拜不拜皇帝”的争论之后,又过了几十年,到了东晋晚期的晋安帝时期,权臣桓玄掌握了政局,并试图取代东晋自己称帝。在他主政下,僧人是否应该跪拜皇帝的问题第二次被提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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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38581 桓玄与那些佛教的支持者开始了另一场辩论。桓玄的理由除了和庾冰类似外,还基于当时的一些新情况,由于佛教此时和政权的关系已经很密切,许多佛教徒都接受了皇帝和高官的供养,已经失去了出世的精神。桓玄认为,僧人们已经享受了皇帝的恩宠,就应该敬拜皇帝。另外,他还提出了几点理由,一是夷夏论的前奏,也就是从外国传来的佛教不如本国的儒教;二是根据儒教传统,皇帝比老师更重要,佛教尊重老师,就更应该尊敬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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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38583 反驳者的意见与何充类似,仍然强调佛教的理论是尊重皇帝的,是皇帝的好帮手,不要因为细枝末节得罪了佛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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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38585 桓玄最后将这些往来的书信交给了佛教界的权威——僧人慧远,请他作答。慧远立刻意识到敬拜皇帝的危险性,于是说出了僧人不拜皇帝的新理由,他把佛教徒分成了两类:一种是在家的居士(在俗的教徒),另一种是出家的僧人。他认为,在家的居士都应该遵守世俗的法则,而出家人则必须用另一套标准来看待,因为他们出家后,已经禁欲剃发穿僧袍,不再理俗事,而是以修行大道为己任。一旦大道修成,则可以泽流天下,这是至德至孝的事情,不应该用俗世的礼节来要求僧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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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38587 桓玄最终经过掂量,认为如果强迫僧人敬拜,代价太大,不利于他在政治上的作为,最终维持了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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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38589 慧远除了对桓玄的答复之外,还写了一组系统的文章叫《沙门不敬王者论》。[15]在这组文章中,他把自己的理论进行了系统化,也成了后世僧人和皇帝关系的基准。在文章中,他在宗教和政治之间做了一定的妥协,也就是宗教不对抗政治,但政治也容忍宗教。这种妥协的结果是中国再也出不来西欧式的政教分离,即便最具独立性的佛教,也以不给政府找麻烦作为理念,当然前提是政府也别管佛教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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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38591 慧远规定,佛教的新信徒应该首先尊奉亲情、礼敬皇帝,这是信仰的起点。如果一个人要出家,也必须首先征得君亲的同意,如果他们有疑问,就不能出家,只能退而追求在家修行。只有在出家之后,才拥有了更大的自由度,不需要拜父母,也不需要拜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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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38593 慧远的这种妥协到了唐代被利用了起来,形成了一套度牒制度,皇帝同意人们当和尚,但是有名额的,而这个名额是可以买卖的,有数量限制。皇帝就通过控制度牒,限制了佛教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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