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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拜皇帝的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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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对佛教的攻击来自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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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对佛教的攻击，更是两种政教理念的碰撞。儒教是一种政教合一的系统，佛教从印度传入后，却更接近政教分离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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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古代中国，说一句“我不爱皇帝，不爱皇帝建立的政权，不爱这个政权统治的国家”，就是一种叛国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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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中世纪的欧洲，如果有人说这样的话，并不会被当作出格。比如，公元1245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时期，皇帝由于和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的冲突，被革除了教籍。教皇宣称，任何人都不要服从已经成了异教徒的皇帝，甚至任何人都应该帮助教皇反对皇帝。这时，即便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人民，如果他深信天主教，也会出于信仰认为反对皇帝是天经地义的，因为这个皇帝不配当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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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教分离后，皇帝就无法对人民行使全权，甚至人民可以宣称不爱俗世的“君主”“国家”这些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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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政教分离虽然没有欧洲那么强烈，但是印度教的婆罗门（教士阶层）和刹帝利（国王和武士阶层）这两个种姓也是分离的。而佛教更是强调出世，与政权离得很远。在这样的环境中，佛教的僧人与世俗的国王形成了区隔，僧人不需要对国王行礼，而国王即便供养了僧人，也管不了僧人的具体事务。如果国王想插手，必定引起巨大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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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入之前的中国，是典型的政教合一。皇帝就是教主，拥有着宗教阐释权，他之所以接受人们崇拜，除了是权力的象征，更是老天爷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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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佛教传入后，僧人们把不服从世俗政权的传统带了进来，就形成了第一次冲突。冲突的排头兵，则是充当思想卫道士的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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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集中的焦点放在了一个充满仪式感的动作上：以前任何人见了皇帝都要下跪行礼，而从印度和西域来的僧人却拒绝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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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人们拒绝拜皇帝，在最初得到了容忍，因为他们大都是外国人，不懂礼法，而皇帝对他们也充满了好奇心，当作宠物养，赦免了他们的轻慢。可当佛教中国化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地僧人出现了，他们按照以前的传统，对皇帝也不行跪拜，这时，儒教徒们就找到了第一个攻击佛教的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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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成帝时期，刚刚经历了苏峻、祖约之乱的东晋在南方站稳了脚跟，就开始整顿政教问题。当时辅政的车骑将军庾冰是一个正直的儒教信徒，他一眼就看到了政教不统一的危害，提出“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则乱”，认为僧人不敬拜皇帝，就破坏了礼治的统一，损害了皇帝的权威。所以，必须让僧人和佛教进入中国政教合一的体系之中，如果佛教要存在，必须将皇帝当成宗教体系的中心，而皇帝成为中心的第一步，就从僧人对皇帝行敬拜之礼开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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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冰没有想到的是，当时和他一同辅政的大臣何充却持有另外的观点。何充是一个佛教的爱好者，在佛教上投入了无数的金钱，却对亲友吝啬得一毛不拔[12]。由于他对佛理更加了解，他提出了反驳，认为佛教是一种淡泊的宗教，有着种种的清规戒律，这些戒律实际上是有利于控制民间反抗的。皇帝与其改变它，不如把它养起来，允许它有一定的小脾气。所以，既然不拜皇帝已经成了佛教的传统，就不要因为这些细枝末节的小问题，引起一个阶层的普遍反抗。[13]最终在何充的反对下，庾冰的提议没有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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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争论到底是庾冰对，还是何充对呢？答案也许是，都有道理，但都没有看清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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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充想利用佛教控制人们思想的做法是有道理的，但他没有看到，政教合一的体系必须是放弃一切独立思考的体系，一旦有了裂缝，就不可能保持完整。佛教就是这样的裂缝，一旦允许僧人不拜皇帝，就会引起社会对于皇帝权威的淡化，并最终开始质疑，到这时，这个思想的火花迟早会带来政教合一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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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庾冰试图压迫僧人跪拜皇帝，从而消灭他们的独立性，也同样是做不到的。因为这种压迫只能激发出僧人们更多的反抗，他们会从理论上继续质疑对皇帝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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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不管同意和不同意，只要佛教出现过，只要政教分离的体系有了萌芽，就必然会继续发展，不管皇帝怎么做，都是没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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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拜不拜皇帝”的争论之后，又过了几十年，到了东晋晚期的晋安帝时期，权臣桓玄掌握了政局，并试图取代东晋自己称帝。在他主政下，僧人是否应该跪拜皇帝的问题第二次被提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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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玄与那些佛教的支持者开始了另一场辩论。桓玄的理由除了和庾冰类似外，还基于当时的一些新情况，由于佛教此时和政权的关系已经很密切，许多佛教徒都接受了皇帝和高官的供养，已经失去了出世的精神。桓玄认为，僧人们已经享受了皇帝的恩宠，就应该敬拜皇帝。另外，他还提出了几点理由，一是夷夏论的前奏，也就是从外国传来的佛教不如本国的儒教；二是根据儒教传统，皇帝比老师更重要，佛教尊重老师，就更应该尊敬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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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者的意见与何充类似，仍然强调佛教的理论是尊重皇帝的，是皇帝的好帮手，不要因为细枝末节得罪了佛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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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玄最后将这些往来的书信交给了佛教界的权威——僧人慧远，请他作答。慧远立刻意识到敬拜皇帝的危险性，于是说出了僧人不拜皇帝的新理由，他把佛教徒分成了两类：一种是在家的居士（在俗的教徒），另一种是出家的僧人。他认为，在家的居士都应该遵守世俗的法则，而出家人则必须用另一套标准来看待，因为他们出家后，已经禁欲剃发穿僧袍，不再理俗事，而是以修行大道为己任。一旦大道修成，则可以泽流天下，这是至德至孝的事情，不应该用俗世的礼节来要求僧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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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玄最终经过掂量，认为如果强迫僧人敬拜，代价太大，不利于他在政治上的作为，最终维持了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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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除了对桓玄的答复之外，还写了一组系统的文章叫《沙门不敬王者论》。[15]在这组文章中，他把自己的理论进行了系统化，也成了后世僧人和皇帝关系的基准。在文章中，他在宗教和政治之间做了一定的妥协，也就是宗教不对抗政治，但政治也容忍宗教。这种妥协的结果是中国再也出不来西欧式的政教分离，即便最具独立性的佛教，也以不给政府找麻烦作为理念，当然前提是政府也别管佛教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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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规定，佛教的新信徒应该首先尊奉亲情、礼敬皇帝，这是信仰的起点。如果一个人要出家，也必须首先征得君亲的同意，如果他们有疑问，就不能出家，只能退而追求在家修行。只有在出家之后，才拥有了更大的自由度，不需要拜父母，也不需要拜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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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的这种妥协到了唐代被利用了起来，形成了一套度牒制度，皇帝同意人们当和尚，但是有名额的，而这个名额是可以买卖的，有数量限制。皇帝就通过控制度牒，限制了佛教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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