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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复古主义和实用主义（公元960—公元11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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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时代对科举的改造，为明清时代的僵化打下了第一块基石。唐代的自由式科举被更加严格和充满了限制的课本式科举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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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在政治哲学上最大的两派是复古主义和实用主义。实用主义者崇尚对社会治理有用的实学，强调经济的作用，却由于过于相信政府的力量，采取了计划经济的方式而宣告失败。复古主义虽然反对实用主义的计划经济，却对经济一窍不通，总是想回归古代的道德统治和礼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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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派的夹缝里，温和的折中派包括范仲淹、苏轼等人。前者更加温和的改革以失败告终；后者受到了双方的排挤，无法施展政治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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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主义终结后，宋代逐渐陷入了道学的陷阱。道学对唐代的反思，也认定唐代的问题在于自由太多了，应该更加控制人们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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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也是出版业大发展的时代，皇帝从对出版自由不知所措，到逐渐学会控制，将出版革命列入了政府的监管之下，为其所用。出版业自由的丧失，让中国失去了发展现代哲学和科学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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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71年（宋神宗熙宁四年），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决定对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进行一次重大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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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改组发生在熙宁变法之后的第三个年头。两年前，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始变法，当年推出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和常平仓，第二年又推出了保甲法。[1]然而，新法的实施却遇到了重大的干扰，当时的大臣们有一多半都在激烈地反对。在王安石党羽和反对派的争论中，双方互相攻击，反对派把支持派贬为“新党”，而支持派则把反对派称为“旧党”。大量的政治资源都浪费在争吵上，让王安石感觉到，除了变法本身，思想的控制才是更重要的，如果没有一批齐心协力的大臣，改革措施很难推进。而要选拔和自己想法一致的人才，必须从选拔机制上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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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安石之前的北宋时期，科举制度是直接继承自唐朝，主要考试科目分为进士科和经学科两类。进士科主要考诗赋，测试人们的语文能力；而经学科则主要考人们对五经的背诵能力。但在王安石看来，随着制度惰性的加强，这两种考试都变了味，无法找到合格的人才。进士科选出来的人只会一些浮艳的词句来获得世俗的欢心；而经学科则只会背诵经文，却并不理解其中的义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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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选拔真正的人才，必须做两方面的改革：第一是政府的科举制度，第二是学校的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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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王安石被称作“新党”党魁，也就是所谓的改革派，但在改革科举制度时，他和清末的康有为采取了同样的路数：回到儒教去找依据，恢复古代的人才选拔标准，也就是儒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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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科举制度改革，王安石废除了其他的科目（包括明经），再对进士科进行了改造，废除了对于诗词歌赋的考试，而改为对五经、《论语》、《孟子》的考试。每一次考试，都要先通五经之中的一部，然后再考《论语》《孟子》，再测试经学的大义十道题，最后写一篇时论和三道时务策，以及五道礼部题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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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改革首先在京东（开封以东的河南、江苏、山东、安徽一带）、陕西、河东（黄河以东的山西地区）、河北、京西（开封以西的河南、湖北地区）五路实施，包括了宋代最核心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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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王安石名曰“复古”，却并没有真的返回到汉代的经学传统。汉代经学侧重于背诵经文，对于大意则不大讲究，培养出来的都是书呆子，而王安石想培养的，却是只掌握经义精神，不要求背诵课文的人。这是对汉代经学的颠覆，而不是复古。实际上，宋代已经无法回到汉代精神，所有叫嚷着恢复汉儒的人，都强调不要背诵章句，而是理解儒家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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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所谓的儒家精神是什么，每一个党派都有不同的理解。王安石为了垄断对于经义的阐述权，又做出了第二项改革：学校的改革。教书育人是政府交给教师们的光荣职责，绝不允许传授挖政府墙脚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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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方面大力清除太学里的反对派，把老师都换成自己人；另一方面，则开始编撰新的教材，这些教材的内容可以和改革相配合，起到洗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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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选择的三本书是《诗经》《尚书》和《周礼》，对这三本书做了新的注释。其中《周礼》是周代政治制度的汇编，王安石用来比附他的改革措施，而《诗经》和《尚书》也同样被用来为改革造势，强调变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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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王安石就控制了人才流动权。事实证明，这是一次极其成功的改革措施，后来他虽然下台了，但由官僚系统提升上来的，已经变成了新法的支持者，他们不遗余力地打击旧党，使得北宋后期的政治被新党所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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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次的改革也带着极大的危险性，先不说它引起了剧烈的党争，从思想改造上，它的影响力早已经穿越了朝代的限制。科举改革凸显了对儒教的推崇，唐代所建立的自由主义选拔方式告一段落，以后的人们再也不可能因为文采而当官，只能依靠研究儒教经典，才能被政权接纳。持有异端思想的人们都被排斥在了官僚系统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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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严重的是，王安石推崇的是不死记硬背，以活学活用为主，但是他又设定了自己编的基本教科书，从这些教科书中出题，经过一段时间，学生们势必只会这几本教科书的内容了。到了后来，王安石编纂的教科书被废除，反对他、贬低他的人们另外制定了一批教科书使用，这就是朱熹等人推崇和注疏的四书五经。中国历史进入了八股文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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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僵化，实际上是从王安石开始的。王安石为了赢得改革，为新一轮的守旧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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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时期，整个社会在两种思潮之间跌宕：实用主义和复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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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复古主义，是以欧阳修、司马光、程颐、程颢等人为代表的“道学”。他们既反对激进的社会改革，也反对儒道释合流的自由主义，他们的目标是恢复古代的大同世界和君臣大义，重新做到政教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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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实用主义，并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实用主义，而是指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他们虽然表面上也尊崇复古，但骨子里却是想用更加现代的手段进行改革。比如，王安石的改革措施基本上都是财政式的，经过了严格的计算，以恢复国家财政和军队强盛为直接目的。改革措施中也看不到任何形而上的东西，而是非常有针对性：军队不行，就用保甲法改革加强军队建设；财政不行，就建立一系列的政府插手经济的制度来获得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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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和现代社会做一个对比，可以认为：复古主义更接近于法西斯主义，也就是右派的集权主义，他们试图回到过去的光荣，用古典书籍对人们重新洗脑。而实用主义更接近社会主义，也就是左派的集权主义，他们摒弃了任何形而上，只相信经济救国，而恢复经济的手段，就是政府起到主导作用，引导人们共同致富的同时多交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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