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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排挤的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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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用主义和复古主义的斗争中，另外有一类人，他们不肯依附于其中的任何一派，试图保持独立性和判断力，结果遭到了双方的打击。这一派人的代表叫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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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年纪比司马光和王安石小十几岁[16]，却继承了更上一代的范仲淹的传统。他一方面不避讳改革，而另一方面又不赞成急功近利的聚敛式改革。在改革思路上，他也继承了范仲淹的想法，并不把为政府征税当作第一位，而是主张政府应该节用，把钱花在刀刃上。对于王安石改革中以敛财为目的的内容，他持反对态度，但对于改革中有助于理顺经济关系的部分，他又是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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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就事论事的态度本来应该是一个人所持的最正确立场，却在当时遭到了两派的反对。人们对于苏轼的文采大都非常赞赏，但他在仕途上却屡遭排挤，在中央闲差和地方小官之间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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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哲学上的另一个特点，是他继承了唐代文人的传统，对儒教并没有特殊的偏好，反而对于佛教和道教充满了向往，希望能够将儒道释综合起来，形成一种宽容的学术氛围。由于力主宽容，他对于道、儒的意见也更加接近于两者的哲学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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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从他的学习过程就可以看出来。他最初学习儒教的经典和史书，对贾谊、陆贽等人非常佩服。到后来读到了《庄子》，感慨地说：我以前心里面有见解，但是说不出来，现在读到这本书，就见到了我的心里话。[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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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道，他并不认同道教所编造的各种神仙体系，而是回归到了道家的原点：无为而治，也就是汉代提倡的黄老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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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于道家的看法，集中反映在碑文《上清储祥宫碑》里。上清宫建于宋太宗时期，在公元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失火，公元1080年（元丰三年）开始重建。最初使用的是皇帝拨款，后来太皇太后曹氏认为不应该动用国家的钱，“民不可劳也。兵不可役也，太司徒钱不可发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变卖自己的财产，才建立起来。苏轼对太皇太后的做法大加赞赏，认为这是既尊重信仰又不连累社会的好办法，并阐述了对于道教的看法。他认为黄老之术才是道家的本源，而所谓的方士之术只不过是道家的末流而已。他希望皇帝能够接纳汉代文景时期的经验，采取黄老之术，清心省事，薄敛缓欲，重新回到不用兵而天下大治的境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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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佛教，他也没有按照印度佛教的本意去理解，而是认为佛教是一种与儒教相通的信仰，只不过儒教管世间，而佛教管出世，至于出世还是入世，两者的法门都是一样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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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通了儒道释之后，苏轼对于政治的看法也相当清楚，就是：收缩官僚权力，简化政治流程，交给民间自己处理事务的权利。这种做法不管是王安石的新党，还是司马光的旧党，以及当时已经悄然兴起的道学家们都无法接受，所以，他注定只是个边缘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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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一生，就反映了他的边缘化。最初，他以文采受到了欧阳修等人的赞赏，似乎前途远大。但他还没有熬到当高官的时候，就碰上了王安石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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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反对新法的急功近利倾向，得罪了王安石，他只好出京到地方任职，历任杭州通判、密州（现山东诸城）知州、徐州知州、湖州知州。在地方任职时，他身体力行帮助百姓解决实际问题，抵消新法带来的危害，仿佛是专门在证明王安石变法的坏处，结果得罪了新党。新党借助他给皇帝上表里面的牢骚话，再加上几首诗，以文字狱给他定罪，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北宋没有杀大臣的传统，但这一次，新党差点将他置于死地，可见新党对于苏轼的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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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神宗死后，宋哲宗即位，王安石的变法以失败告终，上台的是司马光的旧党。最初，司马光以为苏轼是自己人，将他召回中央担任官职。但此时苏轼又主张王安石变法中也有一些积极因素，不应该都废除，应该就事论事，将好的保留。这种意见又给他带来了一大堆敌人。他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是为了做事而做事，他们都是有信仰的人，用信仰代替了实际的做事，看问题也不是看是否对社会有利，而是看它是否符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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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最终发现无法和他们共事，只好再次要求外调。这一次，他到杭州担任知州。在杭州，他仿佛是为了专门证明王安石变法还是有好的地方，开始兴修水利（王安石变法有“农田水利法”），疏浚西湖，将西湖的淤泥堆积起来成了苏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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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他在地方职务上来回漂泊，担任过颍州（现安徽阜阳）、扬州、定州的知州。这时宋哲宗亲政，再次起用新党，苏轼又成了新党的眼中钉，被贬到了惠阳（现广东惠州），之后又被贬到了海南岛。宋徽宗大赦时，苏轼得以北归，却在北归的途中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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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宋代最有文采，也有能力的人几乎在一辈子漂泊中死去。他本人对生活采取了一种豁达的态度，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既不表现出得意，也不表现出失意，只是当作一种生活状态接受下来。虽然他不管在什么环境中都会尽最大努力做出最大的成就，但他的遭遇仍然说明了宋代的问题：在一个过分强调主义的环境中，任何试图撇开主义做实事的人都不会被容忍。苏轼之后，能够生存的，也只有过于现实的实用主义者，以及不着边际的复古主义者这两种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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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主义的终结和余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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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遭遇说明了夹杂在复古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的中间派不可能有出路，北宋晚期的政治只能在这两大派别之间颠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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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后期，由于皇帝越来越缺钱，实用主义始终比复古主义领先一步，也更受宠。但也正因为实用主义更加受宠，随着北宋的灭亡，它也就成了替罪羊，受到了人们的鄙视，无形之间让复古主义者得了利，这也是为什么南宋成了道学先生乐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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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实用主义的失败促成了复古主义的兴盛，而复古主义的兴盛，又锁死了中国摆脱封闭的最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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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安石之后，两派的斗争继续。支持变法的宋神宗死后，九岁的宋哲宗当上了皇帝，实际掌权的是宣仁太后（英宗的皇后）。在太后的主持下，司马光、范纯仁等反对变法的“旧党”重新上台，废除了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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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93年（元祐八年），宣仁太后去世。哲宗亲政后，召回了新党的章惇等人，恢复了新政，打击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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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后，宋哲宗去世，宋徽宗继位，此时掌握政局的是向太后（神宗的皇后），向太后再次召回了一批被章惇等新党徒贬斥的旧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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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太后执政只有几个月就死去了（公元1101年正月，建中靖国元年），宋徽宗得到了亲政的机会。他立即着手制定政策，大肆打击旧党。就连新党的章惇、曾布也因为曾经反对宋徽宗继位而受到了打压。一年后，羽翼丰满的宋徽宗推出了党籍碑，在党籍碑上刻了一百二十人的名字，宣布对这些人永不任用。两年后又增加到了三百零九人，这些人中除了真的旧党，也包括苏轼这样的自由主义者，还包括反对皇帝继位的章惇等人。碑文由司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书写，发往全国进行摹刻，形成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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