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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用“心”反叛束缚(公元1368—公元15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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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明代八股文的兴起,做官的学问变成了死学问,从民间再次兴起了一波自由学术的潮流,其中的代表就是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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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后期虽然树立了道学,但另一股潮流却保留了下来,这就是陆九渊所代表的心学。理学认为真理高高在天外,控制着人类的一切,将人类束缚在天理上;而心学则强调人类应该服从于自己的内心,摆脱心外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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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陈白沙重新提倡心学,成为一代宗师。心学由于提倡自由精神,逐渐成为民间反抗僵化思想控制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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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明代文人代表的王阳明,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迫害后,龙场悟道,将心学变成了显学,不管是民间还是官场,都兴起了研究心学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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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学术是分裂的,人们知道科举的知识并非是真学术,在科举之外毫无用处,但他们一方面学习“科举技术”,另一方面却毫不耽误他们标榜自己为心学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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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97年(明太祖洪武三十年,丁丑年),在首都应天府(现江苏南京)举行了明朝建立以来第九次国家级考试,各地的举人纷纷赶来,参加丁丑科会试,如果能够考取,就有了贡士的身份和当官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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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考试的主考官是德高望重的大学士刘三吾,他已经八十多岁,是个饱学的鸿儒,与汪睿、朱善并称朝廷的三老。他之所以成为考官,除了学问好之外,还为人慷慨,不设城府,自号“坦坦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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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榜时,人们突然发现,刘三吾录取的五十二名考生,籍贯全是南方人,而北方人一个都没有。这件事最初只是私下流传,就连考官本人都没有当回事,贡士放榜之后,刘三吾继续组织殿试,殿试过后,这一届的考试本应该成为历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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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北方考生声音的放大,事情终于传到了皇帝的耳中。朱元璋开始下令彻查。刘三吾和他的副官白信蹈认为,之所以全部录取南方考生,是和当时的教育质量有关的,并非是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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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宋以来,北方战乱频仍,南方获得休养生息的时间较长。元代控制中心也是在北方,至于南方,虽然蒙古人灭掉了南宋,却无力建立有效统治,致使南方遭受的破坏较小。随着南方经济的发达,中国的文化也出现了倒转,南方的文化已经远远超越了北方。丁丑科放榜的全部是南方人,恰好反映了南方和北方的这道学术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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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看法在朱元璋这儿却通不过,对于皇帝来讲,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学术,而是政治。实际上,虽然教学内容的固化,所谓学术早已寿终正寝,但皇帝并不需要真正的学术,他考虑的是如何才能笼络住全国的人心。特别是明朝起于南方,而蒙古人虽然退回了漠北,却随时可以回到中原北部,如果北方的读书人寒了心,必然导致国家的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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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责成侍读张信等十二人重新阅卷,希望能够给北方读书人找到一个台阶下。没有想到,张信等人汇报时,仍然坚持了刘三吾的判断,认为榜单被南方人包揽是合理的。为了证明合理性,张信还专门把北方考生的考卷拿来呈给皇帝,和南方考生的考卷作对比,彰显其中巨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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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信、刘三吾的不配合让皇帝大怒。有人立刻读懂了皇帝的心思,检举张信故意拿北方学生中的差卷来充数,以帮助刘三吾洗脱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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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检举给了皇帝台阶。他下令将主考官刘三吾发配边关,而将他的副官白信蹈和张信一起诛杀。皇帝重新制定考题,再次考试,亲自阅卷,等放榜后,一共取了六十一人,这一次录取的竟然全是北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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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对于未来的影响有几重:第一,从此以后,科举考试开始在地域上找平衡[2],到了公元1425年(洪熙元年),正式规定南方省份和北方省份的录取比例为六比四,保证北方文人的数量。宣德、正统年间,又分出来个中部省份,规定南方录取五十五名,北方录取三十五名,中部录取十名。[3]之后又有变化,但这样的架构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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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的高考分省设分数线录取的规则,就来自明代。不过,明代最初的目的是照顾落后地区,而现在的目的则是照顾中心地区,以北京、上海的考生分数能上清华北大,在其他省份可能只能上个地方师范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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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没有人相信刘三吾作假,也没有人相信朱元璋真的愤怒了,他只不过是要找几个替罪羊将事情圆转过去。可皇帝寻找替罪羊,却导致了无辜大臣的死亡。这件事集中地反映了明朝统治制度的严酷,也打消了许多读书人,特别是南方读书人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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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人的反思,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在唐代,由于统治者尊重文化,读书人很容易就找到当官的途径,所以唐代的读书人和仕途是不分家的,官员们在治理国家的同时,也都是著名的文人,诗酒应答,文采飞扬。政府也不限制人们读什么书,一个人不读孔夫子,完全可以凭借佛教、道教甚至诗词歌赋入仕,唐代的官员的最高学问,就是整个社会的最高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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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虽然同样尊重读书人,但王安石之后,出现了强烈的党争,使得读书人当官的路子不好走了,必须参与党派,才能当官。即便文采如苏轼,由于党派的排挤,大部分时间是被边缘化的。这时的读书人之中出现了一批人不以当官为目的,只为了研究学问。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等人都带着民间学问的特征。他们广招门徒,一旦门徒中有人发达了,老师的学问就推广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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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宋代的学问是半官方半民间的,在民间做学问的目的最终仍然是为了获得官方认可,这就是为什么宋代总是出现党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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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代,情况又有了变化。明代的读书人依靠官方做学问的空间已经很小,如果依靠官方,只能读劣质的参考书(各种大全),写八股文,这显然满足不了他们的学术需求。更麻烦的是,皇帝一系列的规定将学问打成了权力的附庸,明朝的官员虽然出身于科举,但有真正学问的并不多,大都是皇帝说啥,就帮着皇帝寻找依据,学术的自由和官方的束缚已经形成了严重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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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后来,明代的读书人出现了严重的分化,一部分人彻底放弃思考,以科考为目的来学习;另一部分人则放弃了官场,坚持自己的民间学术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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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民间学术立场、脱离官场的一部分人,又借助着世俗商业的兴起,成了商业阶层的代表。到最后,明代的民间学术反而出现了市井化、实用化的倾向,不管是哲学还是文化都逐渐发达,与官方控制的学术市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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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民间学术的发展使得哲学背离了官方指定的理学道路,沿着一条前人打下的小路,找到了一条反叛之路。他们认为,不管皇帝怎么控制人身自由,只有一个领域是自由的,政府无论如何无法插手,那就是:一个人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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