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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手搏龙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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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艮，号心斋，江苏泰州人。在泰州有一个大的盐场，叫安丰场，他的父亲就是盐场工人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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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年轻时因为家境贫寒，曾经辍学，跟随着父亲在盐场工作，后来又曾经跟随父亲到山东经商。不过，虽然没法上学，他却坚持自学，他最常看的三本书是《孝经》《论语》和《大学》，另外也看过一些《礼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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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读书不多，王艮的学问分成了截然相反的两部分，一部分是对这几本书的生吞活剥，他非常强调“孝”，就是对《孝经》的一种过度解读，而《礼经》则给他带来了一套长袖阔带、高冠大履的衣服，还在腰上别个笏板。[4]另外，他喜欢用书里的理论和人争论，随口就说，表明他对这几本书背得滚瓜烂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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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部分学问却和书呆子精神完全对立，那就是，王艮从他的手工业、商业经验中意识到，人类的真理也许并不掌握在统治阶层的手中，而是掌握在每一个具体的人手中。不管他是皇帝还是达官贵人、工人、农民以及无业游民，在学问面前他们都是平等的，没有谁是特殊的。这种平民性，让他比其他人更能够接触中国最广大的平民群体，成为他们之中的传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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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艮认识王阳明，也很有传奇性。当他在当地小有名气时，他的一位朋友黄文刚听了他的谈论，说：你的道理很像王巡抚谈的。当时王阳明在江西当巡抚，也在传讲心学和“致良知”，在大江南北影响力很大，只不过王艮地处泰州的社会底层，对于王阳明竟然毫无听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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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艮第一次听说王阳明后，决定去见一见他。之所以见王阳明，也带着很大的自负色彩，他去看一看王阳明是否和自己一致，如果一致，他就是块试金石，试出了王阳明的水平；如果不一致，那么他就要成为王阳明的老师，向王阳明传授真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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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王阳明府邸，王艮还穿着他的古怪袍子，举着笏板通报，王阳明不知对方来头，出门相迎。进了屋子，王艮毫不客气坐在了上座，两人对谈。谈着谈着，他就移到了侧座上，谈完后，王艮觉得这人学问还可以，虽然不是特别满意，但还是下跪拜了王阳明为师。可是晚上想了半天，第二天又反悔了，跟王阳明说不想拜他为师了。王阳明大度地称赞他这是不轻信。王艮又毫不客气地坐在上座继续谈论，这一次，王艮终于折服，再拜为师。王阳明对人感慨：我率军擒拿朱宸濠，都感觉很平常，但今天反而为这个人动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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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艮复杂的拜师过程，说明了他和王阳明的差异，他一方面为王阳明的学问叹服；另一方面又感觉自己和王阳明是不同的，他的一些想法可能已经超越了老师。王阳明也是同样的感觉，一方面看到了王艮的能力；但另一方面，又感觉他不会成为一个听话、忠实的弟子，会将老师的学问改得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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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艮自作主张去完北京，回到了江西之后，王阳明痛感王艮是个闯祸的能手，接连三天不肯见他。王艮在门口也等了三天。有一次，王阳明出门送人，王艮就在路边跪着，王阳明装作没有看见，转身就回了院子。王艮一直跟着王阳明来到了屋檐下，眼看王阳明又要消失了，他不耐烦地大声喊道：孔仲尼也不会比你更过分！一句话喊醒梦中人，王阳明立刻反身长揖，双方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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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死后，王艮获得了自由，回到了泰州以讲学为生。此时，他的学问已经和王阳明差别巨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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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两者的弟子成分差别巨大，王阳明的弟子大都是达官贵人和读书人，收到王艮这样的异类已经算是特殊情况。而王艮的弟子却是五花八门，从贩夫走卒到市井百姓，无奇不有，当然也包括一些著名学者，但大都是平民出身。明代是一个民间商业很发达的朝代，这主要得益于政府官员大都背四书五经去了，对商业一窍不通，任其自由生长，而政府的纸币信用崩溃，人们被迫改用银两，反而造成了金融层面的稳定。商业发达，商人们需要他们在哲学和文化上的代言人，王艮就正好填补了他们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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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他的学问也非常适合这个平民群体。他从来不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或者家国天下的大道理，只讲身边的小事，从人本身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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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以“格物致知”四个字，朱熹认为是“思考每一个具体物体背后的大学问，达到真理的极致”，而王阳明则认为是“把物体映射到心，在良知之中发现物体的道理”。这两种解释都很抽象化，而王艮则对这四个字重新做了解释，认为格物致知无非就是说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个人的身体是根本，而家国天下是枝节问题，如果个人不正，就没有办法治理好国家，格物致知，就是要修个人的根本，再来安定国家。黄宗羲给王艮的理论起了个名字，叫“淮南格物”，便于和朱熹、阳明的理论作区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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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的改变，以及对于个人身体的重视，让王艮开始大谈“百姓日用就是道”。这个理论很适合于明代发达的商人阶层，他们很乐于听到这样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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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多的人喜欢听他说，则是因为他说所有的人都能得道，只要做到了能知能行，就满大街都是圣人。在以前，人们把读书人看作一个特殊的阶层，中了秀才之后，读书人就享受了各种待遇，鼻子翘到了天上。但在王艮看来，只知道死背几本书，就算当了进士也不算是有学问，真正的学问隐藏在生活之中，只要在生活中行得正，坚持修身，谁都是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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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简易教学法第一次打断了中国读书人对学问的垄断，将学问放到了所有人的手中。泰州学派也由此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非宗教化的平民学习组织，中国南方的商业社会就从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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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泰州学派激进的反叛性格，黄宗羲叹这个学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继承者大都能“以赤手搏龙蛇”，不再是名教所能束缚的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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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侠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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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79年（明神宗万历七年），大学士张居正主导的经济财政改革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朝廷上下对于改革措施议论纷纷。张居正认定，要想推动改革，就必须打击这些议论的声音，统一舆论，形成合力推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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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皇帝的名义下达了一份诏书，要求各地方官员毁掉天下的私人书院[7]。这是一次对私人学校的系统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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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明政府一直以警惕的目光望着私人书院这个越来越庞大的社会组织。由于官方主导的文化体系呈现僵死特征，很多对政府死了心的人宁肯不入政府，愿意去独立研究学问，并广开书院，教授学徒。这些人拥有第一流的智力和学识，被明政府视为心腹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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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明政府不知道该怎么对付这些私人讲学机构。到了公元1537年（明世宗嘉靖十六年），当时的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走到哪儿就把书院开到哪儿，引起了政敌的反弹，他们开始上奏皇帝，要求摧毁各地书院。第二年，命令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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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命令并没有被严格执行。官员都出自读书阶层，他们对于要求销毁书院的命令大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导致命令没有办法真正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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