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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政治学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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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从哲学上开始扭转宋明以来的问题，而他同时代的黄宗羲则从另一个角度来进行反思，将政治学从哲学的大锅饭中独立出来，成了中国独立学科政治学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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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比王夫之大九岁，对于明朝的记忆也更加深刻。他的父亲是东林党人，因为弹劾魏忠贤，下狱而死。当魏忠贤被崇祯帝除去后，黄宗羲上书请求惩罚魏忠贤余孽徐显纯和崔应元，在会审的时候，黄宗羲突然从袖子里拿出一柄锥子，将徐显纯扎得浑身是血，又把崔应元揍了一顿，将他的胡须拔下来祭奠父亲。之后，他找到了直接杀害父亲的狱卒，将他们杀死。另一个余党钦程听说后害怕了，用三千两黄金贿赂黄宗羲，不仅没有得逞，也在提审时挨了黄宗羲的锥子。这段传奇般的剧情成了黄宗羲一生的先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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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后，清军占领了北方，定都于南京的南明弘光小王朝内斗不止，黄宗羲差点被弘光朝的权臣阮大铖捕杀，后来多亏清军攻陷南京城，黄宗羲才逃脱了牢狱，趁乱逃走。之后，他屡次参加抗清队伍，屡次遭到清朝的通缉，甚至跑到日本，请求日本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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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抗清失败后，黄宗羲意识到抗清已经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决定放弃抵抗，以著书讲学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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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康熙时代，皇帝已经不再追究这些抗清人士的罪责，反而要将他们吸纳入新政权，但黄宗羲拒绝了。清初这些游离于政权之外的学者，成了新思想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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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夫之不同，黄宗羲对于明朝的教训，主要从政治学角度来考虑。他认为明朝之所以灭亡，主要是因为政治指导思想和政治架构上出了问题，使得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都无法在现有的架构下，解决社会危机，最终造成了政治上的失败，又演化成了一系列的军事、经济危机，直到摧毁了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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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主要政治研究，在一本叫作《明夷待访录》的小册子里，这本书，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专门研究政治的小册子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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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英国的霍布斯写过《利维坦》，提出过人类之所以要结成政府，是为了防止互相侵害。他认为在有政府之前，人们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丛林状态，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遭到谁的侵害，因此每个人都处于危险之中。为了避免这种危险，人们最后不得不结成政府，制定法律，限制人们互相侵害。如果有人胆敢打破法律，就由国王来惩罚他们。政府和国王给人带来了安全感，却也剥夺了他们一定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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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则采取了另外的方法论证皇帝的合法性。汉儒认为“天人合一”，人要服从于天，而皇帝是老天之子，所以人们服从皇帝就像服从老天。而宋儒则认为人们要服从世界规律也就是“天理”，而天理就规定了皇帝的地位，人们为了服从天理，必须服从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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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最接近西方思想的是《孟子》的理论，暗含着人与皇帝之间的契约关系，如果皇帝不履行契约，就没有资格当皇帝。但孟子的这种思想一直是处于压抑之中的，并和儒教的其他思想混合在一起，早就被人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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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代一样，黄宗羲的政治学可以分为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两部分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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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哲学上，黄宗羲构建了一个类似于霍布斯的契约论。他认为，在最初（三代以前），人们各自都是为了私欲而做事，类似于一种丛林状态。后来有人出来克制自己的私欲，为了天下的公利而百倍努力，这些人就成了君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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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君主的产生是为了防止人人各得其私，形成一种公利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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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后来，君主却变了味道。古人的君主是为了天下之利而进行治理，这时候，天下是主，君主是客。可是到了后来，皇帝开始体会到权力的滋味，认为天下的利润都应该归属于自己，这就是把天下都当作私产了，甚至为了私欲，宁肯把天下的家庭都拆散。皇帝变成了主，天下变成了客。结果，皇帝不仅不再是天下的保护者，而且成了天下的大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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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皇帝以天下为私产，是否能够长期做到呢？答案是：不可能。明太祖可以做到，但是，经过十几代传承之后，早晚会遭到报应。到了崇祯皇帝时期，一个皇帝甚至无法保护自己的子女，崇祯皇帝甚至对公主说：你为什么要生在我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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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看起来悲壮，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历代皇帝都把天下当私产，到最后已经积重难返，最终必然被天下所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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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完君主之后，第二个问题是大臣。大臣的职责是什么？到底是俯首帖耳，还是舍生取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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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这两种做法都不是大臣的职责。所谓大臣，只是因为靠君主一人治理天下治理不过来，必须将他的责任分一部分给大臣。所以，大臣和君主是一种共同治理的关系。大臣要负责的对象不是君主，而是天下的百姓。这种思想延伸出去，就确立了一种崭新的政治架构：地方政府不是向中央政府负责，而是向当地的人民负责。这实际上是否认了所谓的中央集权模式，对于大一统帝国是一种颠覆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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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还直接否定了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认为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完全是两码事。父子之所以为父子，是因为儿子的身体是来自父亲的。可是，如果一个人不当大臣，他和君主就形同路人，根本没有任何联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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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完君、臣之后，第三个问题要谈的是法律。黄宗羲将法律分成了两种，一种是三代以前的法律，另一种是后来的法律。他认为最初的法律是用来调整人们之间生活关系的，比如，土地如何分配，婚姻如何调节，都需要一定的法律框架，保证人们的生活便利。但是，后来的法律则不是以调节人们生活为主，而是帮助君主来统治人民，如何从人民那儿压榨出足够的资源来供应皇帝，同时如何抑制人们的不满，让皇帝可以持续性压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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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到底是为了“治人”，还是为了“服务人”，这是好法律和坏法律的重要区别。而自从秦汉以来，到宋元，法律都是为皇帝服务的，所以已经走上了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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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完君、臣、法律之后，黄宗羲进入了政治学的另一个层面——政治实践，开始讨论政治学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设置宰相的问题、学校、取士、建都、地方的方镇、土地制度、军事制度、财政、公务员、宦官等。对于每一个问题，他都有自己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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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他认为在政治架构上，宰相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明朝之所以灭亡，首先从朱元璋为了集权废除宰相开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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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设想的宰相，实际上类似于一种宪政架构下的分权制，皇帝拥有一定的决策权，而宰相则是最高行政首脑，起着制约皇权的作用。这样一种分权制，才能保证人民的权利不完全被家天下的国君所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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