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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四 致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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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致良知的提出 “致良知”是阳明在平定宸濠之后总结以前不同时期的讲学宗旨，特别是几次重大的军事、政治活动中对一系列重大哲学问题的体悟而提出的学术总旨。阳明曾说：“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出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钱德洪《刻文录序说》，《王阳明全集》第1575页）龙场之悟，阳明得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的结论。“吾性自足”，即良知本具；不求理于事物而求之于心，即致知。不过此时的“致良知”，只是规定了王阳明自内之外的功夫路向，许多具体内容，要待此后因实践范围的扩大、体悟的深入而逐渐展开。平定宸濠及其后的处忠泰之变，对阳明来说是一次意志、智慧的大考验。中间许多性命交关、生死搏斗的曲折，引发阳明对自己以往的学术来一番彻底的省视。阳明及其弟子曾多次谈到这次事变对阳明学术进步的意义，《年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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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经宸濠、忠泰之变，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所谓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后圣无弗同者。（《王阳明全集》第1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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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自己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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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王阳明全集》第1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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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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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王阳明全集》第15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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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钱德洪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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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之说发于正德辛巳年，盖先生再罹宁藩之变、张许之难，而学又一番证透。（《王阳明全集》第15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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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险恶的政治、军事环境中，身处群小汹汹、谗陷日构的氛围，王阳明通权达变，沉着应付，终于出离困境，转危为安。在这种“濒死者十九”的环境中，良知所蕴涵的意志、理智、情感诸方面得到了极大锻炼，对人生的真谛、人世的本质有了更加通透的理解。以前种种假面、种种牵缠、种种回护，到此一起斩断；所谓真我、良知越加精粹，越加澄彻。阳明曾自述这种改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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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传习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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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掩言，信得良知真是真非是“诚”，“平澜浅濑，无不如意”是明，阳明此时真正达到了明则诚，诚则明，诚明两进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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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高度的处世智慧和应变能力，绝不是毕其功于一役，在某一次事变中忽然得到的，而是从他的学说和实践的长期锻炼、陶养中得来的。他的良知学说中最主要的是意志和理智两个方面。按阳明的理解，朱子学的功夫进路最多只能给人以智识，但不能给人以意志。而在艰苦的环境中（如龙场），在复杂险恶的局面下（如张许之难），意志比智慧更能发生效用，意志在整个人格结构中，是最重要的。他终生提倡一条以道德为首务，以道德带动知识，以人的整体素质提高为归宿的路径。他平时教导弟子更多地注意在道德理性上、在意志上用功，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教人在事变中锻炼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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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气质，居常无所见。惟当利害，经变故，遭屈辱，平时愤怒者到此能不愤怒，忧惶失措者到此能不忧惶失措，始是得力处，亦便是用力处。天下事虽万变，吾所以应之，不出乎喜怒哀乐四者，此为学之要，而为政亦在其中矣。（《与王纯甫》，《王阳明全集》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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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常要弟子寻得力处，这个得力处就是切实身心体验，不可漫漫口耳讲说。阳明的知行合一、心外无理、致良知诸说，皆是自己亲切体验的产物。他的“致良知”宗旨是他半生军事、政治经验的总结，也是他一生讲学宗旨的概括和提炼。他以高度的融释能力，把《大学》的三纲八目，《中庸》的慎独、诚、性、道、教，《尚书》的惟精惟一等儒家哲学范畴糅进“致良知”中，使得良知的包容越来越广。他甚至把良知等同于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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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即是易。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此知如何捉摸得，见得透时，便是圣人。（《传习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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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涵盖面至大至广的“良知”，引起了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它表示王阳明的学问臻于化境，有极大的包容能力。他可以用致良知三字解释差不多一切有关的学术问题，“累千百言，不出此三字为转注”。这是阳明学“简易直接”之所在。由于这种简易和变通，使得阳明学说获得了众多的拥护者，迅速在广大地域流传，蔚成当时的显学。另一方面，这种简易和变通使后学对良知的理解出现了多方面的分歧，离开了阳明立说的原意。黄宗羲尝说：“致良知一语，发自晚年，未及与学者深究其旨，后来门下各以意见掺和，说玄说妙，几同射覆，非复立言之本意。”（《明儒学案·姚江学案》）黄宗羲这个评断有不确切的地方。阳明良知之旨其义甚明。学术的发展和时代的需要使阳明弟子偏离师旨是真，但绝非“未与学者深究其旨”。从五十岁揭致良知之教到五十七岁逝世，阳明对致良知作了大量阐说，特别是因父丧居越期间，阳明的讲学活动达到高潮，致良知是与弟子反复论述的问题。晚年概括其一生学问宗旨的《大学问》，以致良知贯穿《大学》诸义，“致良知”可以说发挥无余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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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良知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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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理之昭明灵觉 良知概念源于《孟子》。孟子曾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孟子·尽心上》）认为人具有一种不学不虑便天然具有的道德意识，这种意识最初的表现便是爱亲敬长。所以称为“良知”，一是因为这种道德意识是善的，二是因为它是先验地具有的。道德修养就在于将这种先验的道德意识，由“火之始燃，泉之始达”，培养至“溥博渊泉”地位。孟子的全部修养方法，如集义、养气等皆以此为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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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继承了孟子这一思想，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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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欲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传习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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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完整的阐述，有本体，有功夫，将王阳明致良知的意思明确道出。对比孟子关于良知的定义，可以说，阳明更加突出了良知自动地呈现于心并为主体所觉知的品格。如果说，在孟子那里，良知还主要是一种朦胧的、处于萌芽状态的“情”（四端之情）的话，在阳明这里，良知就主要是一种明显呈露于知觉层面的“意识”。阳明给了这种意识以更多的“知”的色彩。其次，这段话把孟子以后儒家的修养功夫，特别是为程颐、朱熹反复强调的“胜私复理”的内容加了进来，使致良知功夫的两面——正面的保任良知充塞流行和负面的胜私复理——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并和《大学》的致知诚意结合起来。这段话是徐爱所记，表明阳明把孟子的良知和《大学》的格物、诚意融合在一起，在他早期思想里就有了。虽然阳明对孟子的思想有了增广，但我们还是可以说，这里所包含的思想，主要是孟子的，比起他晚年赋予良知的许多复杂精微的思想来说，仍是简单、平实和最基本的。在代表晚年成熟思想的《大学问》中，阳明也以此为全部功夫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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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也，而其一体之心犹能不昧。……故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在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性而已耳。非能于本体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王阳明全集》第9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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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阳明看来，“人是天地的心”，人最多最完美地体现了宇宙根本法则，从这个方面说，人是一个具体而微的宇宙。而人心又是人之知觉灵明所在，所以，“人心是天地发窍处”。宇宙根本法则通过人心这个孔窍表现出来。人心是宇宙的全部精蕴所在，良知是天理的表现。阳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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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无不知敬其兄，只是这个灵。能不为私欲遮隔，充拓得尽，便完完是他本体，便与天地合德。（《传习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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