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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四 修身与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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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材的止修宗旨还有一个重要的含义,这就是以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人一生功业,皆系于修身;《大学》之三纲八目,可一言以蔽之:修身为本。没有修身做基础,就没有家国天下的事业。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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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外无有家国天下,修外无有格致诚正。均平齐治,但一事而不本诸身者,即是五霸功利之学;格致诚正,但一念而不本诸身者,即是佛老虚玄之学。故身即本也,即始也,即所当先者也。知修身为本,即知本也,知止也,知所先后者也。(《大学古义》,《见罗先生书》卷一,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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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治国平天下自修身始,修身为本,家国天下为末;修身为体,家国天下为用。《大学》所谓“知所先后则近道”,修身即所当先。家国天下如果没有修身做根本,做指导,必流入功利;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如果不本诸修身,必流入虚玄。所以“止修”二字,除上述止于性地为修身之义外,还有“止于修身之地,以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这个意思。前者比较具体,可视为功夫要领。后者则相当宽泛,实际上是人生总原则,是对于理学内容的空泛的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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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李材还把“身”这个名词的意思引申开来,提出家身、国身、天下身的概念,指出所谓修齐治平,处理实际事物不是根本目的,而要将均齐治平看做修身的事项,把家国天下看做修身的场所。也就是说,外在的功业是为了内在人格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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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不是兜揽家,盖在家身,家即是修之事也。治国不是兜揽国,盖在国身,国即是修之事也。平天下不是兜揽天下,盖在天下身,天下即是修之事也。故家国天下者,分量也;均齐治平者,事绪也。余尝曰:家国天下者,修身地头也。此所以天子与庶人一也。(《大学约言》,《明儒学案》第6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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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处处皆修身之地,成就道德品质即在眼前的具体活动中,离开了人各自所做的事,就无法成就道德。这个意思即儒家“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所表达的意思,也与王阳明所谓“离了簿书讼狱,亦无良知可致”的意思一致。家国天下的重要性不一样,需要的能力也不一样,但这只表示分量,不表示性质,从在任何地位都可以修身来说,家国天下并无性质的不同,家国天下之事即修身之事。李材以修身为本,以家国天下为末的思想,与王阳明的著名弟子王艮的“淮南格物”说非常接近。这里不能说李材和王艮谁吸收了谁,而是各人自得的见解,因为他们共同遵奉《大学》。修身为本是《大学》的根本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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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材的止修与他关于知行的思想吻合。关于知行关系,李材论述极少,《明儒学案》所选仅有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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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即是行,行只是知,此知行所以本来合体也。知到尽处,只体当得所以行;行到尽处,只了当得所以知。此知行所以本来同用也。(《答李汝潜》,《见罗先生书》卷十,第13页;《明儒学案》第6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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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路非常接近:知行本来合体,知即知如何行,行即完成所知,知行同为一件事的两个方面,这就是他所谓“同用”。“合体”、“同用”是王阳明思想的精髓:“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行是两个字说一个功夫,一个功夫须要这二个字才能说得完全。”(《传习录》上)李材虽没有像王阳明那样大量地讨论知行关系,也没有王阳明那样宽阔的理论眼光,但仅此一句,亦可见到他的知行思想的大概。他的知行思想可以说取自王阳明,他曾说过:“阳明真命世之才,有度越千古之见。诸所论著者无一非学圣之真功。”(《答董蓉山》,《见罗先生书》卷十二,第1页)虽对其致良知宗旨未惬于心,但对其一生功业十分倾心,所以在半生行事上刻意学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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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材理论中最突出的,是把性与知的区别,把摄知归止的必要性,以前所未有的醒豁提了出来;把道德之为道德的本质,道德与知识的关系鲜明地揭示了出来,以至于割裂了宋明理学“体用一源”、理气不离不杂等中心观念,所以招致黄宗羲、许孚远、高攀龙等的批评,此亦不足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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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第十六章 王艮及泰州之学的初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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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儒学案》列《泰州学案》,现在一般研究明代学术的著作凡涉及王艮及泰州诸人,皆称“泰州学派”。但加以详细考辨可知,泰州不能算作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派别。它不像江右学派那样有一个大致相近的学术趋向,且派下学者皆为江西人,也不像东林学派那样以一个学术中心为依托且在政治见解、学术活动上形成一个团体。泰州诸人之所以列为一个学案,完全是以师承关系。但所谓师承,以《明儒学案》所记而论,有交谊甚深,数十年相从问学者;有慕名相随,处数月而别者;有片言之下得悟而终身称师者。所谓师与弟子,学术面貌多相差甚大。泰州诸人也不是一个地域性的学术群体,同一泰州旗下,其著名者,有江右之颜山农、何心隐,蜀之徐樾、罗汝芳,楚之耿定向、耿定理,浙之周汝登、陶望龄,粤之杨起元,南京之焦竑等。虽皆曾问学泰州门下,但学术宗旨杂沓纷乱。清末袁承业在编辑《王心斋先生遗集》时,据王栋、王襞文集中提到的听讲者名字、地方志及时人文集中所记听讲者,编列了一个泰州学派弟子名录,但这个名录大多只有名字,无事迹乡贯。仅能张大泰州之军,对研究泰州诸人的思想无甚帮助。除王艮及其子侄之外,《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中所列诸人,并不能构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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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山农、何心隐是泰州派下重要人物,黄宗羲谓:“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所能羁络矣。”(《明儒学案》第703页)黄宗羲着重的,实际上是泰州后人行事中表现的大无畏精神,如何心隐以布衣计去严嵩,反对张居正之类。“非名教所可羁络”所举例证,皆无甚惊人处。当时黄宗羲未见颜山农著作,现发现整理出版的颜山农文集中所表现的思想,与《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前案语中所述颜山农“其学以人心妙万物而不测者也。性如明珠,略无尘染,有何睹闻,着何戒惧。平时只是率性所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及时有放逸,然后戒慎恐惧以修之。凡儒先见闻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此大旨也”差别甚大。其“七日来复”,多为神秘体验,其中理论的成分甚少。“急救心火”亦存理去欲之意,不过换了一种招徕人、鼓动人的说法。在纠正弟子修养方法上提出的“制欲非体仁”之说,也不过主张正面开发人内在的道德资养,反对苦苦强制心不起意之类。何心隐文集中有理论创见的东西也不多,故本书皆略去不论。泰州之学,有系统理论的当属其创始人王艮及其子侄王栋、王襞及后学罗汝芳、耿定向、焦竑及激烈反传统的人物李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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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艮(1483—1541)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人,出身灶户之家。七岁进乡塾,因家贫辍学,随父往来山东经商。常随身带《论语》、《孝经》等书,逢人质义,久而烂熟,能信口谈解,《明儒学案》所述传记说他一日梦天堕压身,万人奔号求救,他以只臂擎起,手整失序星辰,梦醒后汗下如雨,自此心体洞彻。这说明他青年时就有担当重任、拯救万民的志向。一日闻人言王阳明在江西讲学,与自己学术大旨相类,于是启行,着古冠服进见。“始入,先生据上座。辩难久之,稍心折,移其座于侧。论毕,乃叹曰:‘简易直截,艮不及也。’下拜自称弟子。退而绎所闻,间有不合,悔曰:‘吾轻易矣。’明日入见,且告之悔。阳明曰:‘善哉,子之不轻信从也。’先生复上座,辩难久之,始大服,遂为弟子如初。阳明谓门人曰:‘向者吾擒宸濠,一无所动,今却为斯人动矣。’”(《明儒学案》第710页)王艮原名银,王阳明取周易艮卦义,为他更名艮,字汝止。阳明擒宸濠后归家讲学,王艮相从至越,来学者多先由王艮指授,然后问学于王阳明。后还家,自制蒲轮,从泰州至京师,招摇于道路,观者如堵。因他冠服言动不与人同,都人目为怪魁。归泰州后,开门授徒,学术趋于平实。后周流于江浙间讲学,同门会讲,必请王艮主席。卒后其著作由王氏族人汇合其子王襞、族弟王栋的著作编为《淮南王氏三贤全书》。清末民初,东台人袁承业在《三贤全书》基础上,加以校订,自编《王艮弟子谱系》补入,编成《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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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一 良知现成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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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艮于王阳明居越后从学王阳明,此时王阳明已揭致良知宗旨,学术也已由收敛转为发散。王艮以其高远之意气、倔强之性格,又得王阳明面授晚年熟化思想,所以,他主张良知现成。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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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见,便是妄。既无所向,又无所见,便是无极而太极。良知一点,分分明明,停停当当,不用安排思索。圣神之所以经纶变化而位育参赞者,皆本诸此也。(《语录》,《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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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无极而太极”,无极即空寂无一物,即此句中无所向,无所见。太极即理,即良知。心中空寂无物,良知便自然涌出,不用安排思索。分分明明是说它的存在与作用是明显的,不是朦胧难寻的。停停当当是说它当下具足,天然是中。修养功夫便是心思凝一,无指向,无欲念,使良知自然显现。这一点继承了王阳明的“无中生有”,与王龙溪万缘放下,任先天心体流行的思想十分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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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既在“无极而太极”,一切后天对良知的修养皆无处着功,即使庄敬持养这些理学中常用的修养法门也属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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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庄敬持养功夫,曰:“道一而已矣。中也,良知也,性也,一也。识得此理,则现现成成,自自在在。即此不失,便是庄敬;即此常存,便是持养。不须防检。不识此理,庄敬未免着意,才着意便是私心。”(《语录》,《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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