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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二 意与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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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意”字的独特解释，是刘宗周哲学中非常重要的方面。“意”字是刘宗周的道体观的自然推广，刘宗周从纠正阳明后学的流弊出发，又特别围绕心有定向、心有主宰这一主题对它进行了阐发，使意字获得了比它的原意远为深广的理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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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意字的提揭 宋明儒的修养功夫，若从大的方面看，不出程朱、陆王两种途径。程颐、朱熹将《大学》的三纲八目平铺并列，未能以一个中心概念贯穿起来。程颐、朱熹在《大学》中最注重格物和诚意两个概念。格物是即物而求其理，诚意是使心中所发意念归于善。但格物所得者为实证知识，即物理，而所求者是直接服务于道德修养目的的性理。如果想格物对于诚意有助益，必须把实证知识通过类比、投射转换为道德知识，即物理变为天理。程颐、朱熹的修养功夫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致知涵养互相促进，“因明致诚，因诚致明，诚明两进”。但物理到性理的转换是一种洞识，一种境界，如果没有这种洞识和境界，必然陷入对实证知识的追求而不能对道德修养有所裨益。即使朱熹所谓豁然贯通的境界，达到“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地步，仍不能保证所致之知必然上升或转换为天理。程颐、朱熹这种功夫途径，对于以道德修养为首要之务和最终目的的儒士来说，确实有“游骑无归”的危险。王阳明正是看到了这种危险，他从少年格竹的失败及龙场的“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中，看出程朱这种功夫途径中格物与诚意的分离，王阳明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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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传习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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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龙场悟到的是“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己身心上做”（《传习录》下）。后来王阳明从自己“百死千难”的经历中提炼出“致良知”宗旨，以良知为本体，致良知为功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统为一事。王阳明的功夫途径归结到一点，就是“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但王阳明判断意念正否的根据是良知，而良知本身也是一种知，它是否必然为“良”？即使王阳明晚年达到“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的修养造诣，但从理论上说，良知作为是非善恶判断的根据，它本身却不能保证无恶的杂入。王阳明后学中的现成良知派，特别是王龙溪、罗汝芳等，主张“一任本心”、“顺适自然”，更难免使行为准则、是非标准中掺入个人意气、主观意志的东西，背离作为特定社会道德规范的“天理”。刘宗周看到了这一点，他欲矫程朱、阳明及王门后学之弊，试图在理论上寻得一种行为的先天主宰、是非判断的先天准则。作为天道的主宰、枢纽的对应物“意”，正好可以作为心中本有的主宰。由此，刘宗周拈出“意”字，以诚意慎独为宗旨。他在理论上所做的工作，相当多的部分是从天道人事、形上形下、已发未发、性情中和诸方面对“意”字进行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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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意字的内容 “意”字作为哲学概念，源出《大学》。《大学》所谓“诚意”，“意”指心中发生的念头。朱熹、王阳明虽然功夫路向不同，但对意字的解释是相同的，即都循《大学》本义，把“意”解释为心中发生的念头。以意为“意念”，这是哲学史上最为通行的用法。但也有少数理学家，以意为心的深微的定向，如胡居仁尝说：“意者心有专主之谓，《大学解》以为心之所发，恐未然。盖心之发，情也。惟朱子《训蒙诗》言‘意乃情专所主时’为近。”（《明儒学案》第38页）这里以意为心中念头发生的引导者、支配者，而非念头本身，与刘宗周“意为心之所存，非心之所发”已经很接近了。但刘宗周对此种解释不惬于心，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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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谓敬斋亦近之，而未尽也。“心有专主”，盖言有所专主也；有所专主，仍是逐物心，即朱子“情专所主”之说。然读《大学》本传“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方见得他专主精神，只是善也。意本如是，非诚之而后如是。（《学言》下，《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4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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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专主”只说到了心的状态，未说到所主的内容，内容应是“意”，即好善恶恶之本有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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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右学派的学者王时槐对“意”字的用法也很特别，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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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不可以动静言也，动静者念也，非意也。意者生生之密机，有性则常生而为意，有意则渐著而为念。……天下未有性而不意者，性而不意，则为顽空；亦未有意而不念者，意而不念，则为滞机。（《答杨晋山》，《友庆堂合稿》卷二，第20~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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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他以意为心中的某种情愫，非心中发生的念头。念头有动静，意则超绝动静。寻绎王时槐的意思，他所谓意指某种情感或意绪，它的内容是生生不已的生机，这种生机的根据是性，有性故有生机，有此生机则显发为被生机鼓动着的念头。这里的意也是心中所存而非所发。但王时槐的“意”是具体的、有内容的，它的内容实际上就是生意，与刘宗周深藏心中、决定后天意念的发生方向的主宰者统御者的意是不同的。刘宗周的意不是具体的，它是一种指向，但是只指向善恶，而不指向具体的行为过程，也不是某种具体的情感意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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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王栋关于意的说法更为详尽，也更为接近刘宗周所讲的“意”的意思，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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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谓意者心之所发，教人审几于念动之初。窃疑念既动矣，诚之奚及？盖自身之主宰而言谓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谓之意。心则虚灵而善应，意有定向而中涵。非谓心无主宰，赖意主之。自心虚灵之中确然有主宰者而名之曰意耳。大抵心之精神无时不动，故其生机不息，妙应无方。然必有所以主宰乎其中而寂然不动者，所谓意也。犹俗言“主意”之“意”。（《会语正集》，《王心斋全集》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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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栋这里已明言意非心之所发，而为心之所涵，并且批评审几于动念之后的功夫方法，明确说意是心中的主宰，而且这个主宰本身是寂然不动的。这可以说非常接近刘宗周所谓意。但要指出的是，刘宗周的意有天道上的根据：天道之枢纽是天运的主宰。人心中念起念灭，流行不息，但有“意”为心中发生意念或作出判断的规定者、主宰者。作为统一的宇宙（包天道、人心）来说，二者的法则是同一的。刘宗周关于意的思想是他的天道论的自然推展。另一方面，刘宗周并未看到过王栋的著作，这在《刘子全书》的编者董玚在全书卷首所作的说明和黄宗羲为《全书》作的序中都已明言。可以说，刘宗周关于意的思想是他的自得自悟，或者说是他的天道论和他对现实学弊的纠正意愿两相吻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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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刘宗周自己的解说，关于“意”字，可有以下几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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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意是心中本有的支配后天念虑的最初意向。朱熹解《大学》，把“意”字定义为心中生起的念头。刘宗周不同意这种解释，他批评朱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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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者，心之所存，非所发也。朱子以所发训意，非是。传曰“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言自中之好恶一于善而不二于恶。一于善而不二于恶，正见此心之存主有善而无恶也。（《学言》上，《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3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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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说，“意”不是心中发生的念头。念是已发，而意是未发。见好色而爱之，见恶臭而恶之，这是“念”，属已发边事。但此已发必遵循心中本有的好好色、恶恶臭的“意”。这个“意”即存主，是念头发生所依据的最初意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与心共始终的一种存有，它的内容是“好善恶恶”，所以从价值指向上说是纯善无恶的。刘宗周把“意”比作指南针向南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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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者心之所以为心也，止言心，则心只是径寸虚体耳。着个意字，方见下了定盘针，有子午可指。然定盘针与盘子终是两物。意之于心，只是虚体中一点精神，仍只是一个心，本非滞于有也，安得而云无？（《问答》上，《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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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宗周这里，心、念、意三者区别甚为明显，心是虚体，它是发生、盛贮念的，意是念的发生所遵循的方向。念属于可体验到的形而下的心理现象，意则从念的方向性上推知，属形而上。就如指南针，其现实的指向是念，其必指向南的性质是意，二者非为一物。这里，意与念的区别是很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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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认为，既然“意”不是现实的活动，而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所以，意不是动，而是超乎具体心念之动静、有无的绝对的静，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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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为心之所存，则至静者莫如意。乃阳明子曰：“有善有恶者意之动”，何也？意无所为善恶，但好善恶恶而已。好恶者，此心最初之机，惟微之体也。（《学言》上，《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3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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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是与心共始终并潜存于其中的主宰，故曰存主。它不是所发，所发是念。念有动静，意则超乎动静。从这个意义上说，王阳明“四句教”中“有善有恶者意之动”是错的，因为他把“意”看做有善有恶的念头，同于朱熹所谓“心之所发”。刘宗周反复申明，“意”只是善必好、恶必恶的先天意向，不是好善恶恶的后天活动。这种意向即“十六字心传”所谓“道心”，故曰“惟微”。这一意向又叫做“机”，但这个机不是周敦颐所谓“诚无为，几善恶”之几。周敦颐所谓“几”，也是已发边事，虽其动甚微，但已属念。刘宗周认为他所谓“机”是《易传》所说的“吉之先见者”，即现实的吉凶之念所依据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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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意是心之主宰。意既是决定心念方向的潜在意向，所以它最本质的属性就是主宰。刘宗周认为，人的思想、行为皆受“意”的指导，因为意“一于善而不二于恶”，所说它又叫“诚体”。人的思想和行为偏离天理，就是因为诚体被蒙蔽了的缘故。诚体如果时时清明，时时朗照，受意指导的行为就是合乎天理的。他在回答弟子问圣凡之别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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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日用而不知，惟其定盘针时时做得主，所以日日用得着。不知之知，恍然诚体流露焉。故圣人知之，而与百姓同日用，则意于是乎诚矣。“诚无为”，才着思勉，则不诚，不诚则非意之本体矣。观诚之为意，则益知意为心之主宰，不属动念矣。（《问答》上，《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339~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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