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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一哥王阳明 宋儒赶上了好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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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站出来斥佛的是韩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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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韩愈毕竟是文学家而非哲学家，写篇《论佛骨表》打打笔战，从形式上反佛还可以，真想触及问题的核心尚须待宋朝的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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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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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佛之说，宋儒深而昌黎（韩愈）浅，宋儒精而昌黎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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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崇文抑武，赵匡胤曾在太庙立下祖训，明令继任者“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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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宋一朝，文人是很滋润的，武将是很悲哀的。滋润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程颐同学曾放言要与皇帝“同治天下”，这在别的朝代是不敢想象的。虽说清朝也有个“同治”，但同治的主体是两宫太后，不是皇帝跟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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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么滋润的土壤，宋儒们开始萌发改造世界的冲动。用余英时的话说就是“他们已隐然以政治主体自待，所以才能如此毫不迟疑地把建立秩序的重任放在自己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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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帮人的第一志愿是“得君行道”，亲自参加“平治天下”的事业。第一志愿实现不了，才退而求其次，“成就人才，著书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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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具体实施的顺序还是和《大学》一样，先修身再治国，先明体再达用，先内圣再外王，两者缺一不可，前后不能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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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司马光作为史学大家学识渊博，却因不曾在个人的身心修养方面下工夫，竟被程颐讥笑为“未尝学”，只是“资禀过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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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俩人都很迂，但程颐不喜欢司马光太正常了。《资治通鉴》开篇就是三家分晋，从战国写起，但在理学家看来，中国的历史只有夏商周（西周）三代可以看，以后的都是“无道之治”。在三代，人君用正统儒学治理天下（宋儒的意淫），道统和治统结合得很好。三代以下，道治分裂，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薪火相传了道统，一直将火炬传到了他们理学家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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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朱熹告诫皇帝，如果你想将“天下无道”变为“天下有道”，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接受我们理学家关于“内圣外王”的基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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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理学家一心一意想造就的是能够“治天下”的人才，包括将平庸的皇帝也改造成如斯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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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才有何特点？曰：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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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要致广大，经世致用平天下，所以先要尽精微，对儒家学说的义理进行深入的探索；同时，极高明的境界要与现实的态度统一，不要搞得自己高处不胜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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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理学家眼中的君子之道是有济物之用的实学，而非纸上谈兵的空言，内圣的最终归宿还是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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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却是它成了不折不扣的空言，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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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大学》的一个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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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很对宋儒的胃口，被程朱奉为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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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平天下往前推，到正心、诚意那是由外向内；继续反推，从正心、诚意到致知、格物则又成了由内向外，最后落实到外界的“格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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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一出，这不折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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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到正心诚意那就可以停止了，王阳明版注释的《大学》就是这么做的，他创造性地将原版《大学》的“致知”解为“致良知”，格物解为“格事”。如此一来，《大学》反而成了阳明心学从本体到功夫最好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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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前文，宋儒从周敦颐起，继承《周易》的世界观（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阴阳二气），援佛入儒，狂飙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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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二程贡献了“理”，张载贡献了“气”，直至朱熹盖棺定论，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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