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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一哥王阳明 附录 历史往往在绝望时开出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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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曾说：“人类对于不公的行为加以指责，并非因为他们愿意做出这种行为，而是唯恐自己会成为它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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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想生活在一个毫无底线的比坏型社会里。独裁者没有资格以道德和文化来回避法治建设、政治改革，而每一个公民，亦没有权利因制度之恶，便纵容姑息人性中的残酷和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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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效应表明，群体的理智远远不如个体。一面墙，如果出现一些涂鸦没被清洗，不用多久，墙上就会布满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一个人，如果做了缺德事却无人追究，那么，更多的人便会毫不犹疑地跟着做，不觉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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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所有人都义无反顾地分饰两角：现实中的沉默者，网络上的卫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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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庆幸的是，良知未死，至少还存在于0和1组成的硅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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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价值是至高无上的，故有“人类社会”一词。而现实情况却是，人要为钱服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货币化，人成了钱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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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有事物都商品化后，人本身就丧失了价值，整个社会将会被冲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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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而来的便是富人视穷人为草芥，穷人视富人为仇雠，怨声载道，人人自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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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员知法犯法不是新闻，依法治国才是新闻的时代，抛开制度变革不谈，每个人都应扪心自问：如果体制有毒，个人在其中的罪孽就可以赦免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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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纽约皇后区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案件。刚刚下班的酒吧经理吉诺维斯在即将抵达公寓时，遭到一个持刀歹徒的劫持，欲行强奸。她大声呼救并反抗，歹徒向她连刺几刀。38户邻居听到了呼救，目睹她垂死挣扎，却无人出言阻止，直至歹徒逃离，才有人打电话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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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诺维斯因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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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在美国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并因此诞生了“吉诺维斯综合症”一词。心理学家用“旁观者效应”来解释不肯伸出援手的看客心理，在马克思的表述里则是“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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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从卡夫卡到萨特，一个相同的主题是：发达工业社会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为单向度的动物。它们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跳出同A4纸般整齐划一的生活，向往和追求诸如诗意、浪漫、敢爱敢恨、拔刀相助等精神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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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枯萎而绝望的现状，马克思的解决方案是推倒资本主义社会，而弗洛姆则主张社会改良和道德重建：“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人不是他人达成其目的的手段，而永远是他自己的目的。因此，没有人被别人当做手段，也没有人把自己当做手段，人可以展现他身上人性的力量。一切政治和经济的活动都要服从于人的发展这一目的，使人成为他生活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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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也曾说过：“人类在内心里有其尊严，因此他是万物之灵。而他的根本义务也在于不去否认其人格当中人性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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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尊严，便是良知—一种明辨是非的能力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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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哲学》里，黑格尔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是持续维持着历史原生态的国家。它无始无终，驻足不前，象形文字则是这种停滞的象征。而起源于希腊的世界史则是不断发展的，它体现在人对其内在精神的逐步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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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强调，中国缺乏主观的内在性，无论法律、道德，还是学问，都是被外在的力量所规定，被动地接受。因此，他断定中国人根本没有独立性，只会依赖自然界的各种现象以及权力。由此进一步推导出中国人不会从内心问罪，没有道德感，只依靠外在的惩处，从而没有推动历史发展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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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王阳明，黑格尔也许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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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卖猪肉的人用自己夹着瘦肉精的猪肉挣来的钱，兴高采烈地出来买馒头，没想到被别人染了色；卖染色馒头的人给孩子买奶粉，讵料里面有三聚氰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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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在伤害别人，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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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民众意识到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员和部门都只为私利打算，又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忍受被剥夺、被压制的命运？于是，在这个不义的世界里，尽自己最大的可能获取最大的利益成为天然正当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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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没有法律的保护，每个人内心深处都觉得自己已经或即将成为弱者—8小时以外的官员，去医院看病的患者，供孩子上学的家长，概莫能外。民众不再相信存在一个超越所有利益之上的公权力，甚至不相信任何人具有安排和协调利益的能力和意愿，而是认为官员得过且过，只追求暂时抹平矛盾，伺机攫取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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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坍塌后，每个人不得不用自己的方式来捍卫各自的权益。然而，人们并不知道私权的边界何在，也不清楚何种方式恰当，最终便只能演变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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