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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一哥王阳明 附录 历史往往在绝望时开出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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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曾说:“人类对于不公的行为加以指责,并非因为他们愿意做出这种行为,而是唯恐自己会成为它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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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想生活在一个毫无底线的比坏型社会里。独裁者没有资格以道德和文化来回避法治建设、政治改革,而每一个公民,亦没有权利因制度之恶,便纵容姑息人性中的残酷和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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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效应表明,群体的理智远远不如个体。一面墙,如果出现一些涂鸦没被清洗,不用多久,墙上就会布满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一个人,如果做了缺德事却无人追究,那么,更多的人便会毫不犹疑地跟着做,不觉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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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所有人都义无反顾地分饰两角:现实中的沉默者,网络上的卫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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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庆幸的是,良知未死,至少还存在于0和1组成的硅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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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价值是至高无上的,故有“人类社会”一词。而现实情况却是,人要为钱服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货币化,人成了钱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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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有事物都商品化后,人本身就丧失了价值,整个社会将会被冲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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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而来的便是富人视穷人为草芥,穷人视富人为仇雠,怨声载道,人人自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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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员知法犯法不是新闻,依法治国才是新闻的时代,抛开制度变革不谈,每个人都应扪心自问:如果体制有毒,个人在其中的罪孽就可以赦免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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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纽约皇后区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案件。刚刚下班的酒吧经理吉诺维斯在即将抵达公寓时,遭到一个持刀歹徒的劫持,欲行强奸。她大声呼救并反抗,歹徒向她连刺几刀。38户邻居听到了呼救,目睹她垂死挣扎,却无人出言阻止,直至歹徒逃离,才有人打电话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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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诺维斯因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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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在美国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并因此诞生了“吉诺维斯综合症”一词。心理学家用“旁观者效应”来解释不肯伸出援手的看客心理,在马克思的表述里则是“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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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从卡夫卡到萨特,一个相同的主题是:发达工业社会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为单向度的动物。它们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跳出同A4纸般整齐划一的生活,向往和追求诸如诗意、浪漫、敢爱敢恨、拔刀相助等精神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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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枯萎而绝望的现状,马克思的解决方案是推倒资本主义社会,而弗洛姆则主张社会改良和道德重建:“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人不是他人达成其目的的手段,而永远是他自己的目的。因此,没有人被别人当做手段,也没有人把自己当做手段,人可以展现他身上人性的力量。一切政治和经济的活动都要服从于人的发展这一目的,使人成为他生活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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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也曾说过:“人类在内心里有其尊严,因此他是万物之灵。而他的根本义务也在于不去否认其人格当中人性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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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尊严,便是良知—一种明辨是非的能力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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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哲学》里,黑格尔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是持续维持着历史原生态的国家。它无始无终,驻足不前,象形文字则是这种停滞的象征。而起源于希腊的世界史则是不断发展的,它体现在人对其内在精神的逐步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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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强调,中国缺乏主观的内在性,无论法律、道德,还是学问,都是被外在的力量所规定,被动地接受。因此,他断定中国人根本没有独立性,只会依赖自然界的各种现象以及权力。由此进一步推导出中国人不会从内心问罪,没有道德感,只依靠外在的惩处,从而没有推动历史发展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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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王阳明,黑格尔也许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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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卖猪肉的人用自己夹着瘦肉精的猪肉挣来的钱,兴高采烈地出来买馒头,没想到被别人染了色;卖染色馒头的人给孩子买奶粉,讵料里面有三聚氰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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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在伤害别人,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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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民众意识到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员和部门都只为私利打算,又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忍受被剥夺、被压制的命运?于是,在这个不义的世界里,尽自己最大的可能获取最大的利益成为天然正当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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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没有法律的保护,每个人内心深处都觉得自己已经或即将成为弱者—8小时以外的官员,去医院看病的患者,供孩子上学的家长,概莫能外。民众不再相信存在一个超越所有利益之上的公权力,甚至不相信任何人具有安排和协调利益的能力和意愿,而是认为官员得过且过,只追求暂时抹平矛盾,伺机攫取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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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坍塌后,每个人不得不用自己的方式来捍卫各自的权益。然而,人们并不知道私权的边界何在,也不清楚何种方式恰当,最终便只能演变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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