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960847
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 第三章 “天”与“天命”探原：古代史料甄别运用方法示例
1701960848
1701960849
一、问题的提出
1701960850
1701960851
研究上古史最易犯的错误是对“默证”（The argumentum exsilentio）这个基本原则缺乏正确的了解。研究者往往以为现存古代史料中之所无即可表明从来未曾有过，而且以为持此种态度是治学方法谨严的标志。犯此种史学方法上错误者绝不限于初习考证之人，资深甚或被认为相当“权威”的学者们亦往往以此自豪。20世纪最初二三十年间这种默证极端的应用相当普遍，以致造成了我国学术史上空前疑古的风气。关于“天”与“天命”起源的研究就是最好例子之一。
1701960852
1701960853
对“天”及“天命”这问题把默证原则推到最极端的是美国新故老辈汉学家，笔者在芝加哥大学的前同事顾立雅（Herrlee G. Creel）教授。早在1935年他在燕京大学访问，私人间进修周代金文及古代文献时，就发表了一篇《释天》（极可能是由陈梦家“指导”而又译成浅易文言的）。其结论是：由于殷代卜辞中无“天”字，而西周文献及金文中“天”字出现的次数远较“帝”为多，所以“天”是周人所独有的至上神，“天”的观念是周人开始有的，是奉“帝”为至上神的殷人所没有的[1]。三十五年后，顾氏虽不得不列举殷代卜辞中所见天字的各种字形，却变本加厉地肯定了他早年的看法[2]。他这种看法支配了西方汉学界内外半个世纪以上。
1701960854
1701960855
中国学者对殷周宗教及天命论功力最深的是去世过早的傅斯年。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抗战初期刊印于物质奇缺的内地，当时流传即极为有限，以致至今似仍未曾为大陆学人所普遍引用[3]。大陆中国主要学人对殷周“天”“帝”等问题的看法已有很好的摘要综述[4]。与顾立雅看法几乎完全相同的是陈梦家。运用史料最多，识见精宏之中往往不免武断的是郭沫若。他在1945年以前所撰的《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文，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他对“天”“帝”关系曾作以下的综述：
1701960856
1701960857
……卜辞称至上神为帝、为上帝，但决不曾称之为天。……卜辞既不称至上神为天，那么至上神称天的办法一定是后起的，至少当在武丁之后。
1701960858
1701960859
……殷时代已经有至上神的观念的，起初称为“帝”，后来称为“天”：因为天的称谓在周初的《周书》中已经屡见……那是因袭了殷人无疑的。[5]
1701960860
1701960861
可惜郭文在“天”“帝”的讨论部分论辩方式似嫌散漫，以致上引直觉揣测性的结语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1701960862
1701960863
二、史料的甄别与评价
1701960864
1701960865
事实上，研究殷周祖宗神、至上神二者之间的关系和殷周时代宗教观念的钥匙是史料的严格甄别与平衡合理的运用。兹先对各种史料加以甄别，以为运用张本。
1701960866
1701960867
最原始而又最大量的资料当然是殷墟出土的十几万片有刻辞的甲骨，此外必须加入1970年代发现的周原卜辞。卜辞所及虽远不限于“帝王之名，祭祀之典，邦国聘卿之事”[6]，但也不是系统叙事或讨论观念之“文献”。诚如老辈史家侯外庐所指出：“卜辞中没有发现一个抽象的词，更没有一个关于道德智慧术语。”[7]这么多的刻辞甲骨连“上帝”的姓名都未曾明述。八十多年前王国维从字形上虽肯定了“夋”即是“俊”，也就是“高祖夔”，他却无法说服所有的读者“夔”就是殷人始祖又演化成为至上神的帝喾。因为除非喾字的古音从其本字下部的“告”，喾与音“奥”（Ngao）的夔是无从拉上关系的。淹贯古今的王静安当然了解在这问题上，卜辞是走不通的死胡同，殷周祖宗神、至上神的名字和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只有在古代神话中才能沟通。他事实上最后沟通了，只是因为先后两度引用神话比较零乱，对个别神话资料价值未加甄别，所以久久未被举世汉学界所领会接受[8]。
1701960868
1701960869
西方甄评中国古代神话史料方法最谨严的是以研究古代中国音韵及《左传真伪考》驰名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他把汉代以前的神话资料分成两类：未经和已经儒家编纂过的。据他的评价，前者的叙述一般皆较简单零散，较多地保留下资料的原始形态，所以比较可信；而后者被儒家大大地系统化以后，照例呈现出一个以黄帝为始祖的“全神庙”，所以价值不如前者高。至于汉代以后的资料，如无所不知的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之类当然是更可疑的[9]。高氏神话史料方法论甚有裨于“天”“帝”的研究，迄今似尚未引起国内学人的广泛注意。
1701960870
1701960871
卜辞和金文以外有关殷商和周初宗教观念的资料只有靠文献。文献资料需要严格的鉴别，鉴别的方法不外“外证”和“内证”。所谓的外证是自版本源流及文体词藻鉴别真伪。所谓的内证是从文献中的史事和编纂的动机以核定或窥测其部分或整体之是否真实。我国历代学人研究古籍真伪大都由外证入手，对于最古文献经常是先看文体之是否古奥。例如文起八代之衰复古运动领袖韩愈就曾锐利地指出“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文体最古，最为难读。他的看法早已成为近千年来学人的共识。我国历代学人精于版本及文体考证者甚多，积累的贡献很大，至今对《尚书》中的《虞夏书》、《商书》的大部，及《周书》中文字比较浅易诸篇早已断为系后人所伪撰；伪撰诸篇除去内中一些警句名言之曾经被征引于先秦信实典籍者外，其余均不可轻易引用。
1701960872
1701960873
古今学人大都同意的是《尚书·周书》中《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诸篇的真实性与“当代性”（Contemporaneity）最无问题，其言殷商之际史事之可靠性也比较高。但极端疑古派或自命为方法最谨严者，对其追述殷商失国以前的更古史事仍有保留。《盘庚》篇在《商书》中价值最高虽无异议，但因今本全篇开端“盘庚迁于殷”一语在1920年代引起顾颉刚先生的议论，认为这明明是已迁于殷以后的追述。在当时疑古高潮冲淘之下，《盘庚》对重建殷史的价值竟迄今尚少系统的评估。为了加深了解殷周宗教观念，笔者对以上所举《尚书》中的可信篇章将试作更进一步的甄别与评价。
1701960874
1701960875
针对海内外极端疑古学人所坚持《周书》可信诸篇章所言殷商失国前史事之缺乏“当代性”，笔者曾于三十余年前依照傅斯年《性命古训辨正》的说法，自《尚书》中甄选出使他们无懈可击的资料以资论辩。例如凡是周公或成王明明标出：“古人有言曰”之“言”一定是殷代名王贤相之“言”，否则在殷周之际决不可能被称为“古人”之言；凡是标明：“我闻，惟曰”之类的“闻”也一定是闻自殷人所言殷代故实或闻自熟悉晚殷人物及史实的文王或其亲近臣僚。这类“言”与“闻”正是研究失国前殷商史实和观念弥足珍贵的启示。对这类“言”“闻”仍摒弃不顾，认为远不如殷代甲骨之“坚硬”，就不是方法“严谨”，而是方法失之偏颇了[10]。
1701960876
1701960877
这类偶尔在《尚书》里保留下来的古人的“言”和“闻”，都是反映卜辞从不涵盖的史实与观念，言简意赅，耐人寻味。如《周书·酒诰》中周公代成王训诫已封于卫（旧殷王畿一带）行将就国的康叔封：
1701960878
1701960879
封！予不惟若兹多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
1701960880
1701960881
此语可参考《史记·殷本纪》：
1701960882
1701960883
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
1701960884
1701960885
我们虽无法肯定《史记·殷本纪》所记确是成汤本人原语，但其要义累世流传，以上两条义同而词微异的名言，正说明无论殷商时代宗教气氛多么浓厚，一般而言，国王总要考虑到维持臣民最低必要的生活需要和意愿。这个名言也说明何以成汤被后世公认为“圣王”，何以商朝能延续五百年之久。
1701960886
1701960887
另一古人名“言”大有助于了解商代物质文明和技术工艺的持续进步。盘庚率领臣民迁殷中曾引：
1701960888
1701960889
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
1701960890
1701960891
案：终身研究商代器物的李济教授，生平一再赞叹商代文物反映一种不断精益求精的精神。另位当代西方古代青铜冶铸专家对商代青铜工艺水平之高，生产规模之大，国家动员人力、技术、采矿、原料运输等等能力之强，也只有赞叹，不能圆满解释[11]。迟任之“言”就精简地说明，在任用官员方面，应该选拔长期为国家效劳的旧世族成员，而在器物制造方面却要不断地追求新的更高水准。
1701960892
1701960893
《周书》不伪诸篇章极大部分都是周公躬自或代成王训诫姬周权贵之词。内文多度提出“殷先哲王”之所以成功，并一再指示康叔封等要汲取殷人经验，遵重殷人规范，否则对殷人的统治难望久长。内中对殷先王的事功和勤政的综述可能有溢美之处，但大体都是信史应无可疑。姑举最坚强的“内证”两例以说明《周书》不伪篇章所言殷代故事之可信。《尚书·君奭》周公对召公所举的殷代先王先公：
1701960894
1701960895
公曰：“君奭！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大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咸）。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般）。率惟兹有陈，保乂有殷；故殷礼陟配天，多历年所。……”
[
上一页 ]
[ :1.70196084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