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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 [:1701959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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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 第五章 原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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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礼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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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原始最狭义的礼是祭祀的仪节。卜辞中豊）字上部象征祭祀所用的两串玉，下部是“豆”，一种盛食物的祭器。后来豊字加了“示”（礻）的偏旁便成了礼。卜辞中示一般作，偶尔也作丅，都代表祭祀。丅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层陶片所刻字符中已经出现，我虽最早提出，但半坡陶片上的丅是否即是祭祀还有待相关诸学科进一步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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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礼的字源，无疑是非常精确的。《礼记·礼运》：“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原文对供奉鬼神饮食诸物的描写，文字古奥，有些不易精确鉴定，但大意极清楚，说明古人“事死如事生”，尽力象征性地供给死者生前所需的食物，哭号喊叫死者之名，希望他或她能回生重聚。生者当然相信灵魂不灭，应与死者继续保持长期互相依赖的关系和永恒的联系，很自然地就从此中产生祖先崇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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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认为祖先崇拜大体与图腾崇拜同期出现，并普遍存在于古今所有的原始社会。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崇拜的对象（如以某种动物或植物为标志）是自外引进的，而后者崇拜的对象是原自族内的。但二者的作用是完全一致的：部、族之所以要引进一种崇拜的标志正是为了促进全体成员的整合、团结、互助、繁衍、兴盛。这是由于图腾、祖先或其他神祇崇拜的基本条件是宗族或族落成员首先就必须通力合作，至少全体成员都必须参加祭祀的仪式。集体行动本身就是对全体成员最佳的纪律训练，因为集体行动时个人必须服从全体的意志。在举行庄严的集体祭祷仪式时，个人能更充分了解本人和团体的福利是不可分割的。个人对团体的忠戴不仅是必须应尽的义务，也是换取团体保证个人生活所需的权利的渊源。经常重复举行的祭祀具有重要的教育功能：使成员自然而然地明了是非善恶等道德价值和长幼尊卑人际关系中的伦理问题。自始祭祀与伦理道德就是牢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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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仪必须庄严、神秘、富有“魔术”意味。主祭者如果不是专业的巫祝，就是族长、部落酋长本人。往往族长、酋长本人同时就是司祭，祭仪的形式及其伦理内涵必须是古老的、“传统”的，否则鬼神不悦，不但不保佑而且还会惩罚生者。相反地，虔诚笃信力行历代祖宗所认为是善良正当的，应会受到鬼神的庇护和恩赐。不消说，严格遵守旧仪和传统伦理对巩固司祭或“国”王兼大司祭的权威当然大有裨益。卜辞中的商王和周代的天子本身就都是大司祭，当然更深切了解此中道理。人类学家的贡献就在肯定说明全人类所有古今各部族、各种族，在文明开化之前夕的祭祀仪节里，绝无例外地呈现出非常顽强的保守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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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籍充分证明人类学家结论的正确。古代文献对礼的起源说法有二。《礼记·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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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礼也者，反其所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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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祭仪必须上溯到最原始的阶段，绝不可轻易修改。《礼记·礼器》和《郊特牲》两篇对祭仪，尤其是对祭祀所用的酒肉等等，有较详细的记载。最值得注意的是最原始、最混浊、最淡而无味的“玄酒”是用以供奉最古最尊的鬼神，而品质较清、酒精成分较高的酒是用以供奉较近较次要的鬼神。同样地，血腥的生肉在滚水中稍稍涮过的“爓”是用以供奉最尊贵的鬼神，较充分烹制过的肉却用以供奉较次要的鬼神。《大戴礼记·礼三本》篇也有类似的记载。基本道理：祭祀所用的饮料和食物愈原始便愈足以反映礼的原始形式，形式愈原始也就包含愈多的诚敬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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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中国古代礼的起源论——“返本修古”——与20世纪西方人类学家全人类普遍性的祭祀起源及其特征的结论是完全符合的。这对我们研究“礼”的深层意义是极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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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籍中还有另一礼的起源论。《荀子·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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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起于何？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两者相持〔须〕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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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荀子所说的并不是礼本身的起源，而是礼的社会功能的起源。他认为人人都需要生活资源，可是在任何时候人类能够开发或种植以供人类享用的资源绝非无限的。如果人人争夺无厌，可供享用的资源势将耗尽，造成社会混乱。所以必须由“礼”来决定上下尊卑的等分，并决定各阶层间成员物资分配的多寡。非如此无法维持长期安定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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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荣辱》有进一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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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瞻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合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则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尽官职，夫是之谓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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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引文虽与《礼论》篇所谓大意略同，但更充分说明人是生活在“群”（社会）里，社会有种种权利义务不同的阶级等分，如圣王为天子，富有天下亦不为多，而一般细民终年汗劳仅获一饱亦不为少。这种社会乍看之下很不平等，但因社会地位报酬等等一切取决于知识和能力，所以更深地分析起来，以“礼”决定等级和分配制度，事实上是最公允的，这就是荀子所谓的“至平”。中国古代思想家之中，荀子是具有近代社会学的观点和洞察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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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注重狭义的礼的起源，《荀子》注重较广义的礼的功用的起源，二者相辅相成，并不互相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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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孔子以前礼的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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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最原始的礼的重心是祭祀的仪节和内中包含的伦理道德成分，但礼是多维度、多层面的，自始即无可避免地多少具有维系稳定政治及社会秩序的功能。随着宗教、部落、部落联盟、“多方”邦国、夏商周三代王国的演进，这些由小而大的政治单位不得不愈来愈缜密地发展政治组织、社会阶级等分、物质分配制度、习惯法、行为规范、雏形成文法，以及早期零散、后期逐渐系统美化的礼论，以为意识形态体系的重心。当代新儒家，除了古史见解与我大体相符的徐复观先生以外，大都仅仅集中研究自孔至荀三百年间礼的理论的建成、阐发和美化。本文的重心即在扼要论述一般思想史家所忽略的礼的制度层面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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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籍中对礼最早非神话的记载是《国语·郑语》中郑桓公与周太史史伯的问答。郑桓公于西周幽王八年（前774）为周王室司徒，曾问史伯有关远古邦国民族等事。史伯答：“姜（齐）伯夷之后也……伯夷能礼于神以佐尧者也。”唐韦昭注：“伯夷尧秩官……秩宗于周为宗伯，汉为太常，掌国祭祀。”《大戴礼记·五帝德》记有宰我问孔子尧舜时期的政治情况，孔子答：“伯夷主礼，以节天下。”尽管尧舜时代政治社会情况很难确知，孔子确是一位悟性极高的哲人，言简意赅，一语道破礼的原始宗教、伦理和政治、社会层面的必不可分的关系。主持“天下”（此一专词的起源，本节下面会加检索）祭祀大典的真正用意正在管理、维护，调和邦国所属臣民各阶层间的安定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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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二代礼之制度方面的发展虽不可详知，但十几万片有刻辞的商代甲骨使20世纪三、四代学人成功地重建了人类史上最高度发展的祖先祭祀周期制度——商殷礼制的重心。周虽代商，礼在制度层面继续发展这一重要史实从近年一篇罕见的佳作中得到充分的证实。北京考古研究所刘雨先生详尽地利用了西周金文资料，细心做出统计之后，在文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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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礼传统上分吉、嘉、宾、军、凶五种，然而“礼有五经，莫重于祭”，诸祭祀中又以祭祖礼更重要。西周是古礼盛行的时代，因此对西周祭祖礼的研究，是认识礼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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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生搜全了二十种祭祖礼并做出详尽的统计表之后，得到以下的结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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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翟、禋、尝三种次要祭礼外，其余十七种祭祖礼都是殷周同名（亦同实——本文作者加）。这正如孔子所说“周因于殷礼，其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