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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四节 子游氏之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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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孔子晚年最重要的弟子之一，子游在孔子没后的儒家学派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对后来儒家思想的展开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孟子以为子游与子夏、子张一起“皆有圣人之一体”（《孟子·公孙丑上》），虽然不及颜回等德行之儒的具体而微，但总算是在某些方面有所贡献。荀子认为子思、孟子和子游之间颇有渊源，并有“子游氏之贱儒”（《荀子·非十二子》）的说法。孟子与荀子对子游的评论当然是基于他们自己的背景，但从中可见子游氏之儒在战国时代的重要影响。《礼记》中关于子游的记载也比较多，其中的子游有着精通礼乐的形象，享有很高的地位，这大概符合其“文学”之儒的特点。尤其是《礼运》一篇，学者多以为是子游后学所作，被看作是研究子游氏之儒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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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子游与子游氏之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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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记载，子游姓言，名偃，字子游，小孔子四十五岁，吴人。后来的文献如《孔子家语》也有子游鲁人的说法，大概是因为子游居鲁时间比较久，又在此地为官的缘故。《论语》提到子游为武城宰，看来他具有政事的才能，加上又具有孔子弟子的身份。子游治武城期间，孔子曾经来过此地，闻弦歌之声，于是有“割鸡焉用牛刀”的戏言。子游很严肃地回答这是遵循着老师的如下教诲：“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在孔门四科中，子游与子夏同属于文学科，而且位居子夏之前。我们知道，文学的主要内涵是与礼乐制度和典籍有关。这说明在孔门弟子中，子游和子夏是礼乐之学的佼佼者。但二者的倾向似乎不同，大抵子夏重视礼的具体节目，而子游更关注礼的根本，《论语·子张》中有一段重要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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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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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谓末，很显然是指洒扫应对进退等而言，子游对子夏门人小子“本之则无”的批评，可以看作是对子夏的委婉批评。于是才引起子夏的不满和回应，认为为学当有本末次第，而最终的目标则是有始有卒，本末兼具。看来子夏也不反对子游所做出的本和末的区别，所谓本，也就是林放所问的“礼之本”，这是孔子和弟子们一直关注的问题。弟子们也许对于其具体内涵的理解有些不同，但其基本的方向一定与心有关。子游在众弟子当中对于心的作用和意义是颇有自觉的，《论语》关于子游的记载并不多，除了上述的一则外，还有如下的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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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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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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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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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学：子游、子夏。（《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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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子游曰：“丧致乎哀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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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以上两条见《子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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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上述材料看子游思想倾向的话，确实是偏重在内心的。就他得之于夫子的关于孝的看法而言，能养当然是外在的，所以是次要的。敬则是发自于内心的，因此是最重要的。同样，丧礼中最要紧的也是哀的情感，而不是外在的东西。他反对事君数和交友数，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按照朱熹的解释，数是烦渎的意思。以事君而言，君有过当谏，但无须烦数，使心知其意则可。从这看他对子夏门徒的批评，所谓的本，正是就心说的。(14)在子游看来，子夏的门徒只是关注具体的仪式，而忽略了内心的情感。但子游等对内心的过分强调，却可能导致对外在修为的忽视，荀子在《非十二子篇》中批评“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或许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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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子游的思想倾向，除了上述《论语》中的直接记录外，《里仁》篇也是值得关注的。根据我们对于《论语》编纂过程的理解，《里仁》在记录了孔子的若干言论之后，最后附了一条子游的语录，因此该篇的编者很可能与子游或者他的门人有关。该篇的中心，乃是对于仁、孝的理解以及义利之辨。这些内容大抵都触及到礼之本和心的问题，可以看作是子游所特别留意者，也从一个侧面可以印证我们前面对于子游思想倾向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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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子游氏之儒的具体所指，如果按照郭沫若的说法，其实是包括着子思、孟子和乐正克的。(15)其直接的根据，当然还是荀子在批评子思和孟子时候的一段话，其中有“以为仲尼、子游为滋厚于后世”（《荀子·非十二子》）的句子。这个句子的确值得重视，我们该相信荀子的确看到过子思、孟子称道子游的文字。而且，如果我们从子游对礼之本和心的重视，确实可以看作是子思和孟子心学的先驱。但是，把子思、孟子等归入子游氏之儒，却不一定恰当。且不说《韩非子·显学》已经把子思氏之儒和孟氏之儒并列为八派中的独立派别，即就思想的影响力而言，子思和孟子超过子游远甚。在儒家的历史中，子游等注定了仅仅是过渡性的角色。他们思想的展开要由后来者如孟子等来加以系统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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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礼记》中的子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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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文学著名的子游来说，《礼记》中有比较多的记载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在《檀弓》中，子游明显是以好礼和知礼者的形象出现的。《檀弓上》的第一条里就有子游向孔子请教公仪仲子应该立庶子还是立嫡孙的问题，后面还有一条他向孔子请教有关丧具问题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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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游问丧具，夫子曰：“称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恶乎齐？”夫子曰：“有，毋过礼。苟亡矣，敛首足形，还葬，县棺而封，人岂有非之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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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具是指送终时所要准备的物事和仪式，这是丧礼的一部分。孔子认为应该根据家庭的贫富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仍然有一定的标准在，譬如富裕之家不能越礼，贫穷之家则可以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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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篇还有一段重要的记载，牵涉到有子和曾子之间的争论，子游在其中承担了裁判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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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子问于曾子曰：“问丧于夫子乎？”曰：“闻之矣，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参也闻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参也与子游闻之。”有子曰：“然，然则夫子有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于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于宋，见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为桓司马言之也。南宫敬叔反，必载宝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货也，丧不如速贫之愈也。’丧之欲速贫，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于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盖先之以子夏，又申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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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有子曾经一度被奉为儒门的领袖，但由于曾子的反对而没有成功。因此，这里关于有子和曾子之间的争论就显得更加有趣。曾子说他听孔子说过“丧欲速贫，死欲速朽”的话，有子则以为“非君子之言”。曾子为了证明自己的可靠，便把子游提了出来，说子游和自己一起听闻了此言。但子游的说法却让曾子陷入到很尴尬的境地，在子游看来，夫子的说法都是有为之言，即有针对性的感慨。死欲速朽，是为桓司马言之；丧欲速贫，是为敬叔言之。即如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而有“割鸡焉用牛刀”之戏言一样（《论语·阳货》）。这些说法不能当真，无法代表孔子正式地关于礼的理解。在这样的记载中，比较起曾子来，子游更像是一个知礼通礼的博学儒者，而曾子则是一个愚钝而不能通达大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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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的一条材料同样能够显示出子游对于礼的深厚理解，这次和子游面对的对象是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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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子与子游立，见孺子慕者。有子谓子游曰：“予壹不知夫丧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于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礼有微情者，有以故兴物者。有直情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礼道则不然，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矣，品节斯，斯之谓礼。人死，斯恶之矣，无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绞衾，设蒌翣，为使人勿恶也。始死，脯醢之奠，将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见其飨之者也，自上世以来，未之有舍也，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于礼者，亦非礼之訾也。”（《檀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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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的引子是两个人见到号慕的孺子，于是引发有子关于丧之踊的批评。有子的态度是：丧之踊当如孺子，一任其情，不需有节。在这个仪式中，最重要的是自然的情感。而子游则把“直情而径行者”看作是戎狄之道。礼的实质乃是对于情的品节，所谓“品节斯，斯之谓礼”。情有余者则损之，所谓“微情”是也；情不足者则兴之，所谓“以故兴物”是也。子游在此从两方面对于品节进行了说明，一是自喜而踊，情动于中，则形动于外，于是需要礼的节制，使踊之有度；一是有关死者之文饰和安葬的过程等，也是充分考虑到人们对于死者的复杂感情而为之节制的结果。子游在此充分地表现出他对于礼的理解，从根本上来说，礼是根据于人情却又是对于人情的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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