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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郭店竹简《缁衣》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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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中的《缁衣》，在其总共四十九篇之中并不算引人注目。但自从在郭店楚墓竹简中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传本以后，学者们对它的兴趣就突然增加了起来。(1)而且据说在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竹简中还有另外一个甚至两个《缁衣》的传本存在，(2)更说明该文献在战国中后期就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流传。（而且在并非儒家传播中心地区的楚国）在郭店竹简属于儒家类的篇目中，由于仅仅《缁衣》一篇才有传世本可以对照，所以它的研究价值就更为丰富。除了思想史上的意义外，对于考察古代文献特别是儒家文献的流传与演变的情形也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本文对《缁衣》的研究，在全面考察的基础上，将会特别注意考察隐藏在不同版本背后的编者意图，并提出儒家文本流传过程中“寓作于编”的现象，希望能够藉此加深对古代文本性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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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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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本《缁衣》原无篇名，但因其与《礼记·缁衣》篇的内容基本相同，而且首章首句中有“缁衣”的字眼，所以整理者据此将其命名为《缁衣》。该篇在竹简中即分章，篇末还有“二十有三”的字眼，显然是章数统计，可知竹简《缁衣》有二十三章。该篇每章都以“子曰”开始，然后是引申或发挥的文字，最后引《诗》或者《书》以为证，形式非常整齐。《礼记》本《缁衣》与之相比，最直接的差别是多出了两章。其中一章在《礼记》本中居于篇首，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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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言之曰：为上易事也，为下易知也，则刑不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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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很简单，体例也和其他章不同，很多学者已经指出，这里“子言之”的用法与篇中其他章都称“子曰”明显不同，应该是后来出于某种需要增加的。比较《礼记》中的《表记》和《坊记》，会发现他们在篇首或者篇中一个段落的开始，也都是采取“子言之”的形式，《礼记》本《缁衣》与此是一致的。按照沈约的说法，这几篇都是取自于《子思子》，所以体例相同，也许在《子思子》中就已经是如此。另外一章很长，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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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大人溺于民，皆在其所亵也。夫水近于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难亲也，易以溺人。口费而烦，易出难悔，易以溺人。夫民闭于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厥度则释。”《兑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大甲》曰：“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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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章相比，这一章的篇幅明显要长很多。其意义我们后面将会涉及到，这里暂且放下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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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多出的这两章以外，我们在《礼记》本与郭店本《缁衣》的其他二十三章之间基本上可以发现对应的关系，不过《礼记》本的某些章多出了一些文字。但是，最重要的差别是结构上的，即它们排列各章的次序有非常大的不同。这种差异是如何出现的，其性质如何，譬如是有意的编纂行为还是无意的错简？后面的分析会指出，这是编者有意识的行为。换句话说，郭店本和《礼记》本《缁衣》的编者出于不同的考虑，因此对类似的材料进行了不同的编排。对这种情形我们应该如何估计呢？譬如，我们是把它们看作同一个文本的不同流传形式，还是干脆可以视之为两个不同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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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古代的文本研究而言。较早的文本往往是流动的、不定型的。这一方面是受传播材料的限制，因此文本的传播还没有完全摆脱口头流传的影响，文字常常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一些无意的变异；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到与文本流传有关的人那里去找理由。这些人都是潜在的编者，他们会把自己的想法以某种方式注入到文本之中。郭店材料中典型的例子是《老子》，不管郭店《老子》的性质如何，与通行本相比，它们在篇章结构上面的差别都是巨大的。如果以通行本为参照系，在这里相连的章，在郭店的文本之中几乎都不再接续。这种差异显然应该被看作是编者有意的行为，按照我的理解，郭店的三本《老子》是按照主题被组织在一起的，以适应某种特殊的需要。(3)郭店与通行本的组织方式显然不同。这个时候，你不能够说郭店《老子》和通行本是同一个文本，譬如你不能从郭店《老子》就推出通行本《老子》一定就存在，反之亦然。类似的情形也见于《五行》篇，以郭店和马王堆的文本比较，除了后者多出“说”的部分以外，即便在二者共有的所谓“经”的部分，它们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异。根据庞朴先生的概括，在二者不同的地方，帛书是先分别谈仁义礼智圣之所以，然后对此再做进一步的论述，最后总括这五行和仁义礼智四行。而竹简则是先谈圣智，再论仁义礼，然后再谈圣智、五行、四行和仁义礼。庞朴先生总结这种差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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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书在这一处的次序差异，不是错简所致，不是手笔之误，也不像是出自两个来源，而是理解上的不同。帛书按照仁义礼智圣的次序谈，循序而进；竹书则先谈圣智，把最重要的放在最前面。根据这种理解，竹书或帛书的主人，乃有意识地对原书次序做了一下调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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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解是正确的。像竹帛《五行》篇之间这样复杂而有序的差别，如果要排除有意的编纂者，而归之于错简或者其他的原因，是不可想象的。而编纂的目的，则是在旧的文本中注入新的想法。冯友兰先生论述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旧瓶装新酒”，他主要是指解释者（注释者）把新的想法通过注释的方式加入到旧的经典（文本）之中。其实像文本的改编者，做的也是“旧瓶装新酒”的工作。他们往往不说自己“作”了什么，他们只是在“述”，但是这种“作”已经存在于“述”里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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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所谓的“旧瓶装新酒”，至少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注释或解释，一种是改编。前一种学者已经谈论的很多，后一种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其实，这种借改编来表达自己某种想法的情形，可以说是儒家的老传统。儒家的宗师孔子，其实就是一个最大的编纂者，也是一个最大的借改编某些文本来表达自己想法的典型。根据《史记·孔子世家》等处的说法，孔子对于古代的《诗》、《书》、《乐》、《春秋》等都进行了重新编定的工作。譬如古诗有三千多篇，孔子取其合于礼义者三百余篇，作为课本教授学生。这种取舍显然是一种有意识的改编，它有一个取舍的标准，就是看是否合乎“礼义”。对其他文本的改编也是如此，司马迁说“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可以看出这种编纂其实是一项非常严肃认真的事情。在后儒看来，孔子于“笔削”之间，就存在着“微言大义”。这种改编当然不是完全创造新的文献，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旧的，就如孔子说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但“古”有很多内容，孔子“述”什么，不“述”什么，本身就是有意识选择的结果。而这种选择往往又通过“编”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从其用一定的想法对文本进行了改造而言，它又是新的。我们就可以说，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实是“借述而作，寓作于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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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看郭店和《礼记》本《缁衣》在结构等方面的差别，也许我们可以思考更多的问题。这涉及到对古代文本的一般理解，以及对包括《礼记》在内的许多书籍的看法。以下，我们先从讨论郭店和《礼记》本《缁衣》的差别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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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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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版本学的角度来说，郭店本《缁衣》和《礼记》本《缁衣》的差别是非常显著的。已经有几篇文章都讨论到这一点，(5)不过，我们还是要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做一些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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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结构上的。一般而言，结构指的是文章的组织方式，而次序是其中主要的一部分。郭店本《缁衣》与《礼记》本《缁衣》内容略同，但在次序上有明显的差异，从而体现出两者不同的组织原则。初看之下，郭店本的次序似乎更能让人发现编者（或作者）的存在。全篇二十三章，大体可以分成四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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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是一到八章，以“好恶”为中心进行论述，认为君主的好恶会被臣民所效法，所以要小心谨慎。第八章的“故上之好恶，不可不慎也，民之表也”，很明显有结语的味道。该部分除了第二章和第七章外，其他几章中都出现好恶这两个字，这显然是编者有意的安排。而且，虽然没有出现“好恶”的字样，但第二章引用《诗经》中的“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句，第七章中引用《诗经》“成王之孚，下土之式”的话，表明君主为臣民榜样的意思，正与本部分其他章的说法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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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是九到十三章，主要说明君主治国的方法，其核心是明德慎罚。其中提到尊贤人、敬大臣、教以德、齐以礼等，与《论语》及《中庸》的一些说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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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是十四到十九章，全部围绕着的是言行的问题。这里的“言”并非一般的说话，而是王者之言，有政令的意思。这部分的中心是说君子要言行相顾，这样才可以获得民众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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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是余下的四章，主要讨论的是朋友之道。儒家视朋友为五伦之一，见于《中庸》，所以非常重视交友之道。《论语·季氏》中就有损益之说，这里说朋友不以私惠，即合乎《卫灵公》“群而不党”的意思。又说交友要能好能恶，与富贵或贫贱无关，其标准应是好仁恶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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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本的这四个部分之间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补充，重点是阐明为君之道。编者依照主题，将相同或类似的内容安排在一起，足见其用心。与此相比，《礼记》本《缁衣》的次序表面上看起来虽然没有这样整齐，但仍然有其明显的编辑原则。我们来分析一下《礼记》本《缁衣》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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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本《缁衣》开始的一章，不见于郭店本，如很多学者已经指出的，在原来《缁衣》的本子中，此章也不当有。一是因为古书命名的习惯，一般是取篇首几字为该篇的篇名。“缁衣”二字，正在郭店本的首章首句之中，但在《礼记》本中，包含“缁衣”字样的文字却放在了第二章，显然不合乎这个通例。其二，该篇各章都以“子曰”开头，无一例外，而《礼记》本的首章则是“子言之曰”，与《表记》、《坊记》相同，明显可以知道是将这几篇文献编辑在一起的时候，为追求统一的体例而做的改变，但绝非原来的样子。从这似乎就可以说，《礼记》本的《缁衣》一定是个改编本。我们先举前三章为例，(6)来具体说明编者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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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子言之曰：为上易事也，为下易知也，则刑不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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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子曰：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则爵不渎而民作愿，刑不试而民咸服。《大雅》曰：“仪刑文王，万国作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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