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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孟子的思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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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世所构造的建立在道统说基础之上的儒学史中，孟子具有仅次于孔子的亚圣地位，并且被认为是儒家正统性的象征。这种评价固然包含着某种思想的偏见和历史的选择，却也提醒我们认真地思考孟子对于儒家思想的重要意义。生活在诸子思想蜂起的战国中期，孟子直接地感受到包括墨子、杨朱、许行等异端思想给儒家带来的压力，以及儒家内部不同派别的挑战，因此对于儒家核心话题的展开有着相当的自觉性，并提出了性善和仁政等对后世发生重大影响的主张。他以孔子思想的继承者自居，对于异端思想表现出了强烈的排斥性和批判性，同时与儒家内部的不同倾向进行了直接的对话。阅读孟子的时候，读者经常会有荡气回肠的感觉。前人说“孟子气激”（李耆卿《文章精义》），是恰当的描述。程子云：“孟子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因此和孔子相比，缺乏温润含蓄气象，但却多了些波澜壮阔的味道。孟子云：“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尽心上》）这种体会和他的气象有着直接的关系。其生命中的大丈夫气息使得孟子轻易不在他人面前低头，可是对于孔子，他却始终心悦诚服。一则曰“孔子之谓集大成”，再则曰“孔子，圣之时者也”，（《万章下》）三则曰“乃所愿，则学孔子”。（《公孙丑上》）在孔子的生命中，孟子发现了足以引起共鸣的东西。对政治的执著，对德政的推崇，得君行道的理想，授徒讲学的快乐，当然，还有现实世界中的巨大挫折感。在游历诸侯之后，孔子晚年归鲁，孟子归邹，并专注于讲学著述的事业。《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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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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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很简洁的传记中，司马迁向读者提供了有关孟子的一些最关键信息。他的师承，他的政治抱负，他的失意，以及他的归宿。就后者而言，传记中特别提到了《诗》、《书》和孔子。其中《诗》、《书》是孟子最重视的两部经典，孔子则是孟子心仪和效法的对象。而他的所有主张都体现在孟子和弟子们共同完成的《孟子》七篇之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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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孟子的生卒年，史书上并没有具体的记载，学者只能根据他的交游活动来进行推测。《孟氏谱》以为生于周定王三十七年，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年），寿八十四岁。但定王无三十七年，所以这个说法存在着明显的错误之处。不过，《孟氏谱》关于孟子卒年的说法却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并根据被很多人所接受的寿八十四岁的说法，上溯孟子的生年为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在缺乏明确记载的情况之下，关于孟子生卒年的说法不过都是推测，我们似乎不必执著于某个具体的年份，他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是无疑的。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却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和其他士人一样，孟子一定能够同时充分地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和无奈。如孟子所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所以在依靠讲学积累起一定的声望和资本之后，他就开始了和孔子一样的周游列国以求仕的旅程，但“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的阵势明显地要超过孔子（《滕文公下》）。孟子旅行的第一站是齐国，是在齐威王的时候，与匡章的交游即在此时，事见《离娄下》。之后去了传说欲行仁政的宋国，并在这里初见那时还是世子的滕文公。然后又去宋之薛，返邹。此时滕定公去世，文公即位，听从孟子的建议，行三年之丧。并迎孟子之滕，推行仁政。与许行、陈相的辩论即发生于此。之后，孟子又离滕之魏，见梁惠王，有“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之说。不久，惠王去世，襄王即位，孟子有“望之不似人君”之语（《梁惠王上》）。于是去魏返齐，此时的齐君是宣王，待孟子以上卿之礼，备顾问，却始终没有接受其仁政的学说。数年之后，孟子知道之不行，去齐返邹，专心与弟子万章之徒讲学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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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孟子的生平，有两个问题是可以略做讨论的。第一是孟子的师承，自司马迁提出“受业子思之门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后，又衍生出受业于子思的说法。班固《汉书·艺文志》自注、赵岐《孟子题辞》等都以孟子为子思弟子。但以年代考之，这个说法是不可能成立的。子思去世的时候，孟子尚未出生。目前还不知道司马迁“受业子思之门人”的说法根据何在，但其用意是明显的，这就是在子思和孟子之间建立起某种直接的关系。从现存文献来看，最早把孟子和子思联系在一起的是荀子，《非十二篇》提到“子思唱之，孟轲和之”，认为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思想联系，所以把他们看作是一个派别。司马迁提出上述说法的一部分根据也许就是荀子的有关评论，当然更重要的是孟子和子思之间在思想上的相似。果真如此，这个说法就缺乏历史事实上的严肃性。思想上的连续性并不必通过具体的师承来体现，从孟子本人的自述来看，他虽然对子思保持着足够的尊重，却也就停留在此。如果说到老师的话，骄傲的孟子一直视孔子为自己的老师，授业的儒生并不在此列。“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公孙丑上》），“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离娄下》）第二是《孟子》书。司马迁说《孟子》七篇，到《汉书·艺文志》的时候，记载的是十一篇。赵岐《孟子章句》以为有内外之分，内书七篇，外书四篇。云：“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仿而托也。”基于这个判断，赵岐甚至没有对外书四篇进行注释，它们在后世也鲜有流传。真正能够代表孟子思想的也就是《孟子》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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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之中？当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所指并不是其生活的一般社会历史背景，而是真正进入到其思想中的东西。孟子曾经说过：“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万章下》）的确，如果想要了解文字背后的东西，我们非要对作者的思想世界进行一番考察不可。当我们以孟子提出的知人论世态度面对孟子的时候，其所著七篇的篇名也许可以成为一个便利的线索。众所周知，和《庄子》内七篇以义名篇不同，《孟子》各篇的篇名乃是取篇首几字而成的。换句话说，这原本不是些有意义的名字，不过是随意而偶然的安排。但当我们把这些篇名集中到一起的时候，却也能够发现某些有意义的东西。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这是一个纯粹的人的世界，如果与庄子内七篇的篇名相比，读者一定很容易感受到两者的巨大差距。而这个人的世界又可以分成几类，一类是如梁惠王和滕文公般的君主，一类是历史中的人物离娄，一类是告子所代表的对手，另一类是公孙丑和万章代表的弟子们。巧合的是，这些正好可以与孟子思想世界中最主要的内容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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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是儒者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角色，这是政治生活的象征。《滕文公下》曾经记载弟子陈霄、公明仪和孟子之间一段关于仕的对话，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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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日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洁，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惟士无田，则亦不祭。’牲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则不敢以宴，亦不足吊乎？”“出疆必载质，何也？”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晋国亦仕国也，未尝闻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难仕，何也？”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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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就意味着在自己的生命和君主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孟子对于仕的态度是肯定而积极的，并特别引用《传》曰“孔子三日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加以支持。这段话并不能被狭隘地理解为对君主个人的依赖，本质上，它是孔子执著于政治世界和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在孟子看来，离开仕的士，就如同失位的诸侯，或者无田可耕的农夫，没有了自己的舞台，其无家可归的失落感是显而易见的。但即便如此，君子之仕，也必由其道，而非苟合之类。《告子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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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则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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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仕，总是有条件的。最下者免于饥饿而死，其上者则是得君行道，两者之间是君主的致敬有礼。基本上来说，在仕的背后，不可须臾离也的道始终存在着。也因此，在如孟子般儒者的政治生活中，永远无法摆脱的是道和仕之间的紧张。正是这种紧张，让仕的活动变得困难重重，并且经常以失意作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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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在孟子的生活中，与君主的交往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有始无终一词却成为对这些交往的最好描述。最初与齐国储子、任国国君之弟季子和曹国国君之弟曹交等的来往，都可以看作是预备性的实习。就我们知道的，孟子见过的国君有齐威王、宣王，梁国的惠王和襄王、宋偃王、滕文公、邹穆公等。这些碰面当然不是礼节性的会见，孟子不放过任何一个得君行道的机会，并且有时候像是已经获得了这种机会。他曾经深得滕文公的信任，在滕国实行仁政，可惜对处在大国夹缝中的滕国来说，生存显然是更重要的问题。惠王对孟子也相当礼遇，经过了几次的交谈之后，似乎已经受到了孟子的感召，但随后不久的死亡却让孟子失去了在梁国一展雄心的可能。比较起来，孟子和齐宣王的接触时间是最长的，在此期间，除了向孟子请教若干的问题之外，宣王还让孟子代表齐国参加滕文公的葬礼，并就是否伐燕的问题认真征求过孟子的意见。但这种关系终于在理想和现实越来越大的裂痕中瓦解了，衰老的孟子带着遗憾离开了齐国，从此彻底与君主的世界隔绝，回到与弟子们学问思辨的活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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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君主的交往显然能够提供一个很好地观察士人气质的角度。就孟子而言，他有着强烈的政治抱负，并且自视甚高。“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因此非常珍惜已经获得的政治机会。在晚年不得已离开齐国的时候，“三宿而后出昼”的迟迟行也，曾经遭到尹士的嘲笑。(2)但在孟子看来，如果三天的时间能够换来宣王的回心转意，并由此导致齐国甚至天下的太平，还是颇为值得的。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可以在君主面前卑躬屈膝。事实上，孟子在君主面前显示出了相当的傲气。《离娄下》：“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明确地宣称臣子在君主面前并不是完全的被动者。甚至在宣王问卿的时候，提到贵戚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这般让君主勃然变色的言语。进一步来看，孟子始终没有把自己安放在臣的角色之中，他想做的是王者师。《万章下》提到“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并引用鲁缪公和子思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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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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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疑是孟子心迹的自我流露。按照子思的理解，在和君主的关系中，自己有可以与之分庭抗礼的资本：君主有位，而自己有德。以德抗位，这正是孟子极力赞美子思之处。因此，当宣王要召见孟子的时候，孟子辞以疾，并坚决拒绝去朝王的要求。《公孙丑下》记载孟子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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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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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曾子到子思，再到孟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楚的以德抗位的线索。“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尽心下》），这不仅仅是游说的技巧，更应该是对君主和自己关系的真正理解。孟子以不召之臣自许，并非是对“臣”之身份的彻底拒绝，而是要求着君主致敬而有礼式的尊重。“学焉而后臣”，如伊尹如管仲是可以接受的。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角色，却是孟子坚决拒绝的。在孟子看来，道不仅存在于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同时也存在于君臣关系的形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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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君主之外，孟子思想世界中的第二个方面是历史。这是一个对历史有感觉的人，《公孙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的说法，不仅是对历史的描述，更是对未来的信念。作为天道在时间之中的呈现，历史绝不是过去的东西，它是通向未来的。因此对历史的关注并不意味着留恋过去，而是思考和寻找着未来的路。正如《离娄上》开篇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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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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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段话中看到的关键词就是“先王之道”，先王无疑指向着历史，道则表现着规矩、秩序等。在这里，先王和道构成两个无法分割开来的东西。以尧舜为代表的先王乃是历史中的生命典范，以仁政为核心内容的道则是理想秩序的象征，两者是合为一体的。先王之道的说法表明道不是悬挂在某处的无法落实的东西，它在历史上是现实之物，因此它在现在和未来也就可以是现实之物。它给当下所有愿意平治天下的君主提供了一条曾经行之有效的路，而这条路是超越时间的，只要你愿意效法。《离娄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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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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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强调的是，率由旧章，或者遵先王之法，并不就是回到过去，而是回到道本身。效法尧舜，其本质是效法体现在尧舜生命之中的道。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历史和道已经合二为一。历史成为道之蕴，道也必须通过历史展开于世界。因此，历史不过就是道在时间之中展开的历史。王朝的更替，如三代政权的转移不过是道用来显示自己存在的方式。“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离娄上》）在这样的叙述模式之下，三代的更替已经成为得道则兴、失道则亡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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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与历史之间的紧密联系决定了孟子对于历史的兴趣是解释性的。在孟子的弟子中，万章似乎对于历史有着特别的兴趣。《万章》上下记载了大量他和孟子之间关于历史的对话，孟子在对话中表现出了明显的以道释史、以道正史的特点。譬如针对着战国时期普遍流传的尧舜禅让之说，《万章上》记载了万章和孟子之间的如下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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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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