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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五节 卦爻辞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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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个角度来看，经典解释就是一个把新意义注入旧经典的过程。在这个意义注入的过程中，原经典的每一个要素，尤其是重要的要素当然会承担必要的功能。就《周易》而言，如果着眼于内容，主要包括象和辞两个部分。相应地，它们也就成为解释活动的中心。围绕卦爻象的解释，使得阴阳、刚柔、三才、五行等观念成为易学的重要范畴，也使《周易》成为“道阴阳”（《庄子·天下》）或者“会天道人道也”（郭店楚墓竹简《语丛一》）的经典。本文想讨论的是，有关辞的解释，又会给易学带来哪些新的内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卦爻辞具有的巨大的弹性，这种弹性当然是由解释活动赋予的，并且会影响到对于语言和文字的理解。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象和辞在解释活动中的解释学分工，对此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经典解释活动的性质，并进一步认识历史还原和义理解释两种不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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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易传》对辞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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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本为占筮之书，它的象和辞起初都是配合着占筮的目的，所以辞中多含有与吉凶祸福有关的判断，如利、不利、无咎、厉等。就其辞的部分来说，主要包括卦辞、爻辞和用辞三部分。卦辞是对卦象的解说，爻辞说明的是卦中某一爻的意义，用辞只出现在乾坤两卦中，即乾卦的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和坤卦的用六“利永贞”。(26)对于卦爻辞的解释活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如《左传·襄公九年》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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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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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姜这里对“元亨利贞”的说明很明显已经摆脱了简单的占筮范畴，而进入到德义的领域。从中可以了解，至少在春秋时期，人们开始赋予卦爻辞以比较独立的地位。但总的来说，这种解释只是零碎的，无法与后来出现的《易传》的工作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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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系统解释《周易》的作品，《易传》对于卦爻辞是异常重视的。它首先要做的工作是给辞定位，回答什么是辞，辞的功能为何等问题，如此才能给关于辞的解释开辟广阔的空间。由于体裁和分工的关系，此类问题在《易传》中的《系辞传》里得到了集中的阐述。其基本的看法大抵可以归纳为如下的几点：一是在与象和意的关系中来定位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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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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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等于提供了一个讨论辞之角色的坐标。在这个语境中，辞似乎与“书”相当，其最直接的目的乃是“尽其言”。但再向外延伸的话，又随着言一起通到象和意。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多层次的链条中，辞实在是处于最外围的位置。如果我们把“意”看作是这个结构的内核的话，与“意”最接近的无疑是象，然后才是言和辞。《系辞传》经常把象和辞相提并论，又总是把辞置于象后面叙述，如“观象系辞”、“观象玩辞”之类，就是此种理解的体现。逻辑地说，“辞”当然是表现“意”的，但由于意需要通过象来表现，所以在此之前，它首先是说明“象”的。《系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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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辩吉凶者存乎辞，忧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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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彖”和“爻”，从下文来看，应该是“彖辞”和“爻辞”的简称。彖辞即卦辞，是对一卦卦象整体意义的断定，(27)此即“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辞则是系在每一爻后面的文字，用来说明该爻在本卦之中的意义。爻以刚柔变化为主，所以说是“言乎变者也”。(28)上引文中的“吉凶”、“悔吝”、“无咎”等都是卦爻辞中间的占断之辞，《系辞》一一对其进行解释，认为吉凶是就得失而言，悔吝则表示有小的问题，无咎表现的是有过而善补。这可以看作是对卦爻辞体例的说明。就卦和爻而言，《系辞》认为有小大和贵贱之分，贵贱指的是爻的位置，如五贵而二贱；小大指的是卦的属性，如阳大而阴小。但要辨别吉凶，还要依赖卦爻辞。“卦有小大，辞有险易”，所谓的险易应是就辞的内容而言，偏凶者为险，主吉者为易，卦爻辞就以“险易”的方式很清楚地表现了卦爻象的意义。归结起来，就是所谓的“辞也者，各指其所之”。这里的“其”字，是指象而言。辞表现的是象之所之，即象所蕴涵的趋势与意义。按照《易传》的理解，吉凶的意义蕴藏在卦爻象中，但象是晦而不彰的，所以需要辞来阐明之。“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在象中，意义是蕴涵着的；(29)在文字中，意义则是直接地呈现出来。这就是“系辞焉而明吉凶”，因此辞具有明象而通意的功能，但吉凶的根据仍然是象，是阴阳两爻的相推相移而造成的具体处境，“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如作为卦爻辞的“吉凶”的根据是失得之象，“悔吝”的根据是忧虞之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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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涉及到《易传》对辞的理解的第二方面，辞具有明白地表现意义的功能。《系辞》不只一次的强调这一点，除了“辞也者，各指其所之”、“系辞焉以明吉凶”之外，还有如下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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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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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八卦至刚柔相推，皆是论象，此为一卦的根本，所以后文总结为“刚柔者，立本者也”。“系辞焉而命之”，这里的“命”，无论理解为“名”还是“断”，都是“明吉凶”之义。又《系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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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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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同样的思路，在内的象决定着表现于外的吉凶，功业在变化中呈现，圣人则把此最真实的情形通过辞的方式表现出来。《系辞》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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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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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的四象，承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言，指八卦生成过程中的“老阳”“少阳”“老阴”“少阴”四者。象的作用在于显示，这也是《系辞》反复论述的，但辞的功能则是告诉。显示和告诉的区别在于一个是间接的，一个则是直接的；一个是晦涩暧昧的，一个是明白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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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理解实际上确立了辞作为意义呈现者的角色。立体地来看，意义的呈现者应该有两级，第一级是象，第二级才是辞。但整体上说来，辞和象一起承担着这一功能，并且两者不能互相取代。辞的地位和意义就这样被肯定了下来，相应地，语言和文字的意义也就得到了确认。如果比较一下同时代道家学派的理解，就可以知道此种理解有很重要的价值。从老子到庄子，道家对于语言和文字表达意义的能力都表示了怀疑，甚至是明确的否定。《庄子·秋水》认为“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作为意义世界根源的道是无形无象，因此也“不可言”，无法言。这样的结论也使得老子和庄子对于一个立足于名言的世界秩序不感兴趣，提出“不言之教”（《老子》二章、四十三章，《庄子·德充符》、《知北游》），以区别于儒家“正名”的主张（《论语·子路》）。《系辞》不同，由对于辞的肯定而把“理财正辞”视为义的内容。(30)名言的使用被看作是正当之事，并于易象有征，即所谓“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盖取诸夬”。从这里的语气来看，书契的取代结绳明显被看作是一个进步的合理之事。(31)又《系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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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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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朱熹在《周易正义》中的说法，此处的“而微显阐幽”应该读为“显微而阐幽”，句式上正好和“彰往而察来”一致。“显微而阐幽”即是使微显，使幽阐，其主要的方式则是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当名辨物说的是理解名和物关系的态度，对名的理解要有弹性，“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不必拘泥于名所指示的某个形象，某个形象不仅是某个形象，它实际上是一个类的象征。如龙不仅仅是龙，而是属于阳之一类事物的象征。正言断辞则是理解言辞的方式，如前所述，辞是用来阐明意义（“旨”）的，但它往往采取的是“文”的方式。所谓“文”，就有着曲折和暧昧的意思，文字背后的意义需要仔细地品味和挖掘才能够被诠释出来。在这种理解之下，卦爻辞的弹性就会被充分地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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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亨利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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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卦辞中，也许“元亨利贞”是最被关注的一句。这一方面是由于它是位居《周易》之首的乾卦的卦辞，然后又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坤、屯、随、临、无妄、革等卦中。(32)另一方面，在历史上关于它的解释是如此之多样而丰富，让读者有既兴奋又无所适从的感觉。现代的历史学者花费了很大的精力试图去还原这条卦辞的原义，看来也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与主张《周易》本为占筮之书的看法相应，对“元亨利贞”也倾向于从占筮的方向来了解。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有“元亨利贞解”，颇有代表性。他主张元为大，亨通享，贞为卜问，元亨利贞即大享（祭祀），利于贞问之义，在现代学界很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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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元亨利贞”原义的探讨看起来是一个双面刃，它一方面摧毁了关于它的过于义理化的解释的历史真实，另一方面却也帮助我们了解了《易传》在解释的过程中是如何扩大了卦爻辞的空间。原本一个普通的占筮文字一变而成为阐明天道或者伦理的根据。我们先来看一下《彖传》对乾卦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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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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