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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一节 生平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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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西汉著名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广川人。以治《春秋公羊》学而参加汉武帝时贤良对策，曾任博士、江都相、胶西王相。董仲舒晚年隐居乡间，终老故里，因此关于他的生平官方记载略显疏略。现今关于生平年代不明确之处大致有三点：出生时间、去世时间和对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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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仲舒的生卒年，比较早的观点有清朝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董子年表》，疑为文帝元年（前179）至武帝太初元年（前104）。解放后的有关著作如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说他“约生于高祖中年，卒于武帝元狩之间”；(1)林丽雪著《董仲舒》说：“其生年应在孝惠高后时”，“死当在元鼎元、二年间”；(2)断定其具体年份者如徐大同编著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金春峰著《汉代思想史》、于首奎著《两汉哲学新探》等，均断为公元前179—前104年。章权才《董仲舒生卒年考》断其“生于高祖初年，卒于武帝元狩之末或元鼎之初”。(3)周桂钿在《董学探微》中认为“董仲舒生于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前196年”。(4)王永祥《董仲舒评传》则是以董仲舒生年为惠帝三年即公元前1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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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各种论证材料的理解，焦点之一集中于《汉书·匈奴传》所言“仲舒亲见四世之事”一句。所谓四世，应该是从汉武帝上推三世至惠帝十五年间。所以苏舆《董子年表》以文帝元年为起点恐怕不能成立，章权才认为董仲舒生于汉高祖时代也颇为可疑。因为当时在叙述汉代传承时，没有将惠帝时代省略的先例。《史记·儒林列传》说：“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认为自汉初至武帝为五世。刘向《新序·善谋》也提到韩安国曾讲：高皇帝“遣刘敬结为和亲，至今为五世利”，也认为从高祖到武帝共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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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重点在于对“致仕悬车”的理解。《汉书·叙传下》中对董仲舒的生平进行了简要的概括：“抑抑仲舒，再相诸侯，身修国治，致仕县车，下帷覃思，论道属书，谠言访对，为世纯儒。”“致仕悬车”特地被提出来，是因为董仲舒依照古制提前辞官的行为并不多见。致仕悬车大意为告老还乡，本为古制。《礼记·曲礼》说：“大夫七十而致事。”又说：“五十而爵，六十不亲学，七十致政。”《尚书大传》也说：“大夫七十而致事，老于乡里。”《白虎通·致仕》作了解释：“臣七十悬车致仕者，臣以执事趋走为职，七十阳道极，耳目不聪明，跂踦之属。是以退老去避贤者，所以长廉远耻也。”依照董仲舒对古制的尊重，基本上可以确定他还乡著述的年龄为七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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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们再确定他还乡的年代。《汉书·董仲舒传》记载：“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廷尉张汤曾经拜访赋闲在家的董仲舒，而张汤任廷尉的时间是武帝元朔三年（前126）至元狩二年（前121），因此推断董仲舒返乡不晚于前121年。另外《后汉书·应劭传》记载：“故胶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这说明董仲舒返乡前曾任胶西相，而任胶西相是位至公卿的公孙弘提议的。公孙弘元朔三年为御史大夫（前126），元朔五年为丞相（前124），然后于元狩二年病逝（前121）。由此推断，董仲舒归乡的时间不早于前126年。以七十致仕推断其生年在前196—前191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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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据桓谭《新论》：“董仲舒专精于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董仲舒对策之时当为六十开外。而对策的年代为元光元年（前134），那么推断董仲舒生于前195年左右应该是比较准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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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董仲舒的卒年，也有很多不确定性。现依据《汉书·食货志》的记载，董仲舒曾经向汉武帝建议：“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勿后时。”《汉书·武帝纪》记载元狩三年（前120）董仲舒请求皇帝“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颜师古注曰：“秋冬种之，经岁乃熟，故云宿麦。”这件事情说明，董仲舒辞世之年不早于前1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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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汉书·食货志》还记载董仲舒有“盐铁皆归于民”的提议，必然去世于盐铁专卖之后。盐铁专卖政策推行于元狩四年，董仲舒意识到其中危害大约为元狩五年（前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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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汉书·食货志》记载：“仲舒死后，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根据《武帝纪》和《五行志》记载，饥人相食发生于元鼎三年（前114）。说明此时董仲舒已经去世了。那么大致来说他去世于前118至前115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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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在《汉书·匈奴传》赞中载，董仲舒曾议匈奴事：“义动君子，利动贪人”，“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班固对此当时曾评论说：“察仲舒之论，考诸行事，乃知其未合于当时，而有阙于后世也。”其原因就在于：“匈奴人民每来降汉，单于亦辄拘留汉使以相报复，其桀骜尚如斯，安肯以爱子而为质乎？此不合当时之言也。”有学者认为这个“当时”即元封四年（前107）之时。“是岁翕侯信死，汉用事者以匈奴已弱，可臣从也。”于是遣使杨信“说单于曰：‘即欲和亲，以单于太子为质于汉。’单于曰：‘非故约。’”(5)此事在《汉书·武帝纪》中之元封四年有记载：“秋，以匈奴弱，可遂臣服，乃遣使说之。”由此试图表明，直到元封四年，董仲舒还活着。其实董仲舒提出的匈奴对策，未必发生于实际出使匈奴之后，反而可能在前，才引发出使举措，因此这恐怕难以成为董仲舒前107年仍健在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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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言，董仲舒生于前195年，而去世于前118—前115年之间，享年约八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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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仲舒生平中第三个不确定年限是他向汉武帝提交对策的时间。《资治通鉴》将董仲舒对策定于建元元年（前140）。其根据是《史记·儒林传》“今上即位，为江都相”的说法，也就是说董仲舒对策合乎圣意被任命为江都相，是汉武帝即位当年发生的事情。后来苏舆《春秋繁露义证》所附《董子年表》继承这一说法，理由是“史公学于董生，记事必确”。但是徐复观认为：“按史公上文‘即位’一辞乃泛说，并非确指‘即位之年’，此不足为坚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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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建元元年之说的学者还有另外一个证据，那就是“辽东高庙火灾”事件。《汉书·董仲舒传》对此记载道：“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然后推论过程如下：主父偃告发董仲舒必在对策之后，而辽东高庙火灾在建元六年，既然建元六年主父偃就告发了董仲舒，那么说明董仲舒对策年代应在建元六年以前，推定为建元元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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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是，建元元年主父偃尚未入朝。《史记·主父偃传》讲道：“孝武元光元年中，以为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关见卫将军。卫将军数言上，上不召。”显然，主父偃的政治生活展开于元光元年（前134）之后，不可能在建元年间检举董仲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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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关键在于，持建元元年观点者的错误在于误认为董仲舒所写辽东高庙火灾必然发生于当年。实际上董仲舒涉及高庙火灾的并非时议而是未公开的书稿，所叙说高庙灾异乃是以前发生的事情，未必写作与事件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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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元光元年一说较为合理，这也是《汉书·武帝纪》的观点。章权才《两汉经学史》提出四条根据：“第一，班固有明说。《汉书·武帝纪》云：元光元年五月，诏贤良对策；‘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第二，班固与司马迁的说法是一致的。《史记·儒林传》云：‘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司马迁明确指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窦太后死后的事。窦太后死于建元六年；次年武帝即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所谓水到渠成。第三，董仲舒对策中有‘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的提法。考史，从汉元年即刘邦称‘汉王’之年算起，至建元三年为七十岁。而元光元年正好是在“七十余岁”的范围之内。第四，在董仲舒对策中，有‘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之语。考诸《汉书·西南夷列传》，夜郎之道，是在建元六年，即大行王慎击服东粤以后。董仲舒在元光元年的对策中，引用‘夜郎康居……说德归谊’事，也就显得顺理成章。”有的学者认为，如果依《汉书·武帝纪》将董仲舒对策时间系于元光元年（前134），即立五经博士之后二年，那么董仲舒《对策》中“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之言则为无的放矢。因为既立五经博士，即是已经不使习诸子百家之言者得以并进。其实，立五经博士未必一定同时或“已经不使习诸子百家之言者得以并进”，使百家之言不得并进的举措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才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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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资料可以推论，董仲舒对策之年当为《汉书·武帝纪》所记载的元光元年（前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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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现存作品除《春秋繁露》外，还包括《天人三策》以及《春秋决狱》集佚十三条，以及散见于《史记》、《汉书》中的言论。另外《艺文类聚》载有《士不遇赋》；《古文苑》有《雨雹对》、《诣丞相公孙弘记室书》；《续汉书·礼仪志》中注引《奏江都王求雨》等。宋代程大昌曾于《春秋繁露书后》判定《春秋繁露》为伪作，朱熹、黄震附和此说。其实质疑者多无确凿证据，不过以后世心性儒学立场排斥汉代阴阳五行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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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公羊学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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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博通五经，但其基本思想出于《春秋》，“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7)《春秋》原来是一本简要的编年体史书，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哀公十二年，共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后经过孔子的删改，其中蕴含了儒家的社会历史观。子思和子夏两派，对于《春秋》都给予高度重视。《春秋繁露·俞序》中记载，“故卫子夏言：‘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傍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胁窃失国，掩杀于位，一朝至尔。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岂徒除祸哉！乃尧舜之德也。’”《孟子》书中也屡次提及《春秋》的重要性：“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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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春秋》的解说主要有三派：左氏《春秋》、穀梁《春秋》和公羊《春秋》，董仲舒继承的是公羊派《春秋》解释。《公羊春秋》的早期传播，徐彦《公羊传疏》引戴宏《公羊传序》道：“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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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长期以来被当作定论，其实不无可疑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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