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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公羊学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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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博通五经，但其基本思想出于《春秋》，“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7)《春秋》原来是一本简要的编年体史书，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哀公十二年，共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后经过孔子的删改，其中蕴含了儒家的社会历史观。子思和子夏两派，对于《春秋》都给予高度重视。《春秋繁露·俞序》中记载，“故卫子夏言：‘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傍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胁窃失国，掩杀于位，一朝至尔。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岂徒除祸哉！乃尧舜之德也。’”《孟子》书中也屡次提及《春秋》的重要性：“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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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春秋》的解说主要有三派：左氏《春秋》、穀梁《春秋》和公羊《春秋》，董仲舒继承的是公羊派《春秋》解释。《公羊春秋》的早期传播，徐彦《公羊传疏》引戴宏《公羊传序》道：“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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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长期以来被当作定论，其实不无可疑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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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崔适《春秋复始》对戴宏之说提出质疑：“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则子夏生于定公七年。下适景帝之初，三百四十余年。自子夏至公羊寿，甫及五传，则公羊氏世世相去六十余年，又必父享耄年，子皆夙慧，乃能及之。其可信乎？”的确，三百多年的《公羊春秋》历史仅在一家之内由几代人传承，并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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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可疑之处在于景帝时方著于竹帛之说。对此徐复观论述详细，本书无须重复。(9)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口耳相传的文献，往往以韵文形式写成以保证传承过程的完整性，譬如民族史诗与印度教典。很难想象在中国这样注重文字传承的氛围中会刻意口授这么重要的经典，而且是以散文的形式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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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公羊春秋》未必出自公羊家学至胡毋生的单传，那么传说中董仲舒受业于胡毋生也成为疑问。清凌曙《春秋繁露注》序中讲道：“自高至寿，五叶相承，师法不坠。寿乃一传而为胡毋生，再传而为董仲舒。”且不论三百多年可否只有五代传递的疑问，单就胡毋生传董仲舒一点，凌曙所说也未必成立。《儒林列传》明确指出：“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又记载胡毋生道：“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司马迁曾亲身受教于董仲舒，如果董仲舒曾就学于胡毋生，不可能不记载于书。《汉书·儒林传》所谓“胡毋生……与董仲舒同业”，也没说明胡毋生是董仲舒的老师，不过说他们两人同治《公羊春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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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对于《春秋》的发明，一在于实际应用，其次在于构建思想体系。《史记·儒林列传》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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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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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记载里面昭示了若干主题：首先，董仲舒“进退容止，非礼不行”，他学修并重的风格还保有先秦儒家的传统。其次，“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将《春秋》所蕴含的灾异思想同阴阳五行相结合，实际运用于社会治理，是董仲舒的创见。后世有董子以《春秋》决狱一说，必然事出有因。再者，董仲舒晚年“不敢复言灾异”，并不等于他放弃了这一观点，不过是不诉诸纸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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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今见到董仲舒最为重要的著作无疑是《春秋繁露》。董书之所以题名《春秋繁露》，大致是以《春秋》为依据，为君王提供治世的理论依据与方法参考。(10)现今见到的《春秋繁露》稍有残缺，但可以看出大致的结构。它包括几个主题不同的部分：一、通过《春秋》的观点来审查前代的政治得失；二、君王应当如何效法天道而采纳具体的社会对策；三、天人之际感应的基础与方式；四、具体天人交通的典礼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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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节 汉武帝、董仲舒与“独尊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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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武帝尊儒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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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武帝纪》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畤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这段话试图概括汉武帝在文治方面的突出贡献，将其与前代帝王的功用进行了对比：汉高祖的首要贡献在于纠正了秦代的弊端，而文景两代的作用在于休养生息，至于文化传统的恢复尚有缺憾。武帝即位之初，便罢黜百家、独尊六经，并以此为标准选拔贤能，协助治理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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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被广为引用，作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证据。但从更详尽的考察来看，此处关于独尊儒术的记述过于简略以至于接近失实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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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即位之初，的确举行过察举贤良的活动：“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11)汉武帝命大臣、诸侯举贤良方正之士，或许已经潜藏了推崇儒家的动机。所以当各地推荐的人才多集中于法家和纵横家的时候，他依照丞相提议废止了这次选拔。也可以说，他通过地方推举方式来任用儒家人才的尝试最终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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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武帝没有中止启用儒家人才的活动，同年七月，“议立明堂。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鲁申公。”(12)鲁人申公，以治《诗经》而名于世。武帝直接厚遇征召他入朝，表明了倡导儒学的态度，试图为今后的察举树立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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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试图任用儒生的举措并没有能够延续下去，不久就受到了来自崇尚黄老之说的窦太后的反对。“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赵绾坐请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狱，自杀。丞相婴、太尉蚡免。”(13)当时朝廷的实权，毕竟还掌握在窦太后手中，武帝大力倡导儒学，在太后看来就是同崇奉黄老的自己做对。当赵绾提出政事不必过问太后的时候，窦太后进行迅速而残酷的反击。《史记》中详细记载了这次宫廷斗争的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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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举适诸窦宗室毋节行者，除其属籍。时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强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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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事件中，权力斗争与思想冲突纠结在一起。武帝尚儒家绝非偶然，其目的是建立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央以应对内外危机，并防止权力被后宫分散。而窦太后崇尚黄老也未必是出于修身养性的考虑，而是试图削弱君权以扩张皇帝之外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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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赵绾、王臧被害而导致尊儒进程受到波折，但是武帝没有停止，建元五年设五经博士。《汉书·儒林传》的记载认为这次设四博士：“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之所以少《诗经》博士，依照皮锡瑞的观点，因为汉初已经设立了申公、辕固、韩婴三家《诗》博士的缘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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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元六年窦太后去世，从此外部没有能够阻止汉武帝崇尚儒学的势力。次年汉武帝再次下令察举贤良，这次董仲舒、公孙弘等被推荐入朝，对局势产生了实质性影响。至此，可以说武帝尊儒的局面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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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武帝尊儒并不意味着他罢黜百家，也就是说尊儒和“独尊儒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实际上，汉武帝一方面尊儒，另外一方面则是“悉延百端之学”，各种人才都予以任用。《史记·龟策列传》中讲道：“至今上（武帝）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数年之间，太卜大集。”杨生民对此有详细的考察：“录用既学儒学又学各家之学，或先学各家之学后学儒术的学者是‘悉引百端之学’的表现形式之一。……汉武帝‘悉延百端之学’的另一表现形式是直接任用各学派的人做官，如任用法家并发挥其作用。……黄老之术是西汉初国家的指导思想。武帝即位后黄老学说的地位大大降低，但是武帝仍然任用学黄老之术的人当官。汲黯就是一例。……此外，武帝对杂家、兵家、术数家等也一概任用。……上述事实说明，武帝‘悉延百端之学’确系历史事实。这就是说，武帝在尊儒术、重法治的同时，还兼用百家。”(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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