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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节 汉武帝、董仲舒与“独尊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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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武帝尊儒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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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武帝纪》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畤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这段话试图概括汉武帝在文治方面的突出贡献，将其与前代帝王的功用进行了对比：汉高祖的首要贡献在于纠正了秦代的弊端，而文景两代的作用在于休养生息，至于文化传统的恢复尚有缺憾。武帝即位之初，便罢黜百家、独尊六经，并以此为标准选拔贤能，协助治理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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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被广为引用，作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证据。但从更详尽的考察来看，此处关于独尊儒术的记述过于简略以至于接近失实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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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即位之初，的确举行过察举贤良的活动：“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11)汉武帝命大臣、诸侯举贤良方正之士，或许已经潜藏了推崇儒家的动机。所以当各地推荐的人才多集中于法家和纵横家的时候，他依照丞相提议废止了这次选拔。也可以说，他通过地方推举方式来任用儒家人才的尝试最终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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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武帝没有中止启用儒家人才的活动，同年七月，“议立明堂。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鲁申公。”(12)鲁人申公，以治《诗经》而名于世。武帝直接厚遇征召他入朝，表明了倡导儒学的态度，试图为今后的察举树立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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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试图任用儒生的举措并没有能够延续下去，不久就受到了来自崇尚黄老之说的窦太后的反对。“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赵绾坐请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狱，自杀。丞相婴、太尉蚡免。”(13)当时朝廷的实权，毕竟还掌握在窦太后手中，武帝大力倡导儒学，在太后看来就是同崇奉黄老的自己做对。当赵绾提出政事不必过问太后的时候，窦太后进行迅速而残酷的反击。《史记》中详细记载了这次宫廷斗争的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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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举适诸窦宗室毋节行者，除其属籍。时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强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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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事件中，权力斗争与思想冲突纠结在一起。武帝尚儒家绝非偶然，其目的是建立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央以应对内外危机，并防止权力被后宫分散。而窦太后崇尚黄老也未必是出于修身养性的考虑，而是试图削弱君权以扩张皇帝之外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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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赵绾、王臧被害而导致尊儒进程受到波折，但是武帝没有停止，建元五年设五经博士。《汉书·儒林传》的记载认为这次设四博士：“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之所以少《诗经》博士，依照皮锡瑞的观点，因为汉初已经设立了申公、辕固、韩婴三家《诗》博士的缘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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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元六年窦太后去世，从此外部没有能够阻止汉武帝崇尚儒学的势力。次年汉武帝再次下令察举贤良，这次董仲舒、公孙弘等被推荐入朝，对局势产生了实质性影响。至此，可以说武帝尊儒的局面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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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武帝尊儒并不意味着他罢黜百家，也就是说尊儒和“独尊儒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实际上，汉武帝一方面尊儒，另外一方面则是“悉延百端之学”，各种人才都予以任用。《史记·龟策列传》中讲道：“至今上（武帝）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数年之间，太卜大集。”杨生民对此有详细的考察：“录用既学儒学又学各家之学，或先学各家之学后学儒术的学者是‘悉引百端之学’的表现形式之一。……汉武帝‘悉延百端之学’的另一表现形式是直接任用各学派的人做官，如任用法家并发挥其作用。……黄老之术是西汉初国家的指导思想。武帝即位后黄老学说的地位大大降低，但是武帝仍然任用学黄老之术的人当官。汲黯就是一例。……此外，武帝对杂家、兵家、术数家等也一概任用。……上述事实说明，武帝‘悉延百端之学’确系历史事实。这就是说，武帝在尊儒术、重法治的同时，还兼用百家。”(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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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看，汉武帝在尊儒的同时并没有罢黜百家之学，而是人尽其用，不拘学派。至于儒家独尊的结果，是武帝之后逐渐形成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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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仲舒与“独尊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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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尊儒的主张，集中于他的三篇对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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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倡导儒学，他指出了法家和黄老思想法治立场的错误之处：“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17)这段论述中董仲舒采用了天人相应的观点运用于政治领域：在他看来天道阳生而阴杀，对应于政治则是阳德阴刑，以德治国为阳，以刑法治国为阴。上天以阳生为主而阴杀为辅，所以圣王应效法天道以德治国，以刑辅助，而不能颠倒本末违逆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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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也曾经对德治、法治的关系进行过对比：“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8)其中并没有采用形而上色彩浓厚的天人感应学说，而是从现实政治举措的效果来看待德治、法治的得失。董仲舒的论证除了天人感应之外，也提供了类似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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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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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王之继乱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俫，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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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第一次对策中，董仲舒就对关键问题提出了论述，但是汉武帝没有充分理解而已。在这段对策中，董仲舒提出了儒家最为重要的社会治理观念：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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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认为，虽然汉武帝贵为天子，聪明勤勉，知人善任，但是并没有取得预期中的治理成果，其主要原因在于欠缺了对民众的教化。董仲舒提出：“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他以民之本性为趋利的立场，继承了荀子的观点，也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但是显然避免民众过分趋利的方法不只一种，董仲舒需要证明为什么法家的治理方式并非合适的解决方案。他的基本观点在于，法治不足以杜绝奸邪，从而使得社会治理成本过高最终无法负担，反之德治的成本低而成效大。“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接着他对比了西周历史的悠久和秦朝寿命的短暂，更强化了法治与德治的对比效果。随后他对汉朝的制度进行了分析：汉初继承秦制沿袭法治，结果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此处董仲舒对现实的判断，与《老子》中所讲“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立场接近，继承了汉初对秦制反思的传统。他认为，根据汉朝目前的形势，应当改变既往的政策：“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董仲舒认为汉朝应该由先前的法治为主转向德治，如此才能得到理想中的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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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第一篇对策确立了德治的基本方向，那么第二篇对策中董仲舒指出了德治的具体操作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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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惟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弃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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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有理论上的论证，但是董仲舒直觉地意识到，在圣上和百姓之间的士大夫阶层是维系国家兴衰的关键。他指出，之所以武帝如此勤苦而不能得治世，因为缺乏足够的品行兼备的士大夫。而士大夫阶层的形成，需要教化而无法自然生成：“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对于士大夫阶层的教化而言，最为重要的设置莫过于教育机构——太学。董仲舒恳请汉武帝设置太学，延聘明师以教养士大夫，通过考试问答来选拔人才。只有把中层官吏诸如郡守、县令的素养提升，才能避免中央政令无法通达于下、地方大员暴虐百姓的现象发生。中级官员的任命，在汉初以富贵家子弟为主，“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21)除了批评传统的官爵“世袭”制度外，董仲舒还指出了传统察举制度的改进建议：“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22)传统上的察举制度，地方官员只负责向上推荐人才，这样难免有私心任命的嫌疑。现在董仲舒提议，要对地方举荐的人才予以考察：对于推荐不合格人才的地方官员应予以惩罚，而对推荐优秀人才的地方官员予以奖励，这样才能使得高素养人才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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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概括董仲舒的第二对策，那就是要解决人才体系的构建的问题。他提出的两个建议都具有很高的可操作性：第一，设置太学对人才进行培养；第二，改善察举制度以充分发掘民间的人才。如果能做到以上两点，那么他认为来自中央的政令才能有条不紊地畅行于基层，明主的努力才能转化为理想中的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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